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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经历了商鞅变法的秦国，政令畅通，人民不断为统治阶级创造出价值，使秦的国力跃居七国之首。但是以当时的实力秦国仍然是无法独力抵抗其他六国联合的。因此，当时秦国的丞相范睢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指导思想，为秦统一中国完成了战略上的部署。
《战国策·秦策三》：“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以上记载的就是范睢提出远交近攻的过程。
根据范睢的策略，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此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交齐、楚，首攻韩、魏，之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赵、燕，从而统一了北方；再后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灭齐。秦始皇征战十年，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战国之所以被称为战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以“混战”为主旋律的时代。三家分晋后，春秋过渡到战国。七雄争霸，没有固定的目标。今天打你，明天打他。而唯一能够体现出某些整体战略方向的，就是当时“合纵连横”的政策了。
谈到合纵，就不能不提苏秦。鉴于当时西秦东齐强大，而中北南部的五国实力衰弱，师从鬼谷子的苏秦倡导五国合纵（因为五国的地理位置是南北连成纵向）。他曾经身佩五国相印，举五国之兵讨伐强秦，只是由于五国内部难以协调，这项计划最终流产。
而秦国的丞相张仪为击破合纵政策，劝说个别弱国投靠强秦，在秦征讨各国的过程中分一杯羹。由于秦国和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成东西方向，因此又被称之为连横。在合纵连横两方拉锯的过程中，小国摇摆不定，最后还是一个个被强秦以远交近攻的策略蚕食掉了。
匈奴是我国领土以北的游牧民族，商、周时期称猃狁，战国时始称匈奴。匈奴活动于北至贝加尔湖，南达阴山的广阔区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在战国时期，匈奴趁中原战事方酣之机，占据了河套一带的河南地区，这对后来的秦朝构成了严重威胁。秦始皇为了解除这一威胁，于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向河套征伐，一举收复河南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秦始皇还在始皇帝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迁内地人3万户到北河、榆中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这次大规模移民，一方面有效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南下抢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意义。
但是由于匈奴善于骑射，机动性强，秦很难将其彻底消灭；因此秦延续前代对匈奴的政策，一方面采取守势；另一方面在原秦、赵、燕三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郡碣石，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王昭君
西汉时代对北方民族的某些政策一直都受到某些后人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和亲”。很多人认为和亲没有必要，“没有骨气”。
第一次和亲有着极具戏剧性的开端。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达7天7夜。最后陈平献计，使得匈奴单于姬妾阏氏劝冒顿单于撤兵，“白登之围”于是得以解脱。
匈奴虽然暂时撤兵，但是当时军事上匈奴占据主动，因此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还是主动向匈奴和亲了。不仅如此，此后的惠帝、文帝、景帝也持续贯彻这种做法，以和亲修好的方式休养生息。只是这种策略收效不是很大，匈奴仍旧对西汉用兵，只是没有全面进攻。
好在汉经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国力得到很大提高。因此，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对匈奴的政策开始由修好转向进攻。怯于西汉强盛的军力，匈奴提出“和亲继续，永不南犯”的建议，遭到武帝反对。
到了汉元帝时期，匈奴实力愈加分崩离析，迫于形势，主动向汉朝和亲，并向西汉称臣。元帝应允，赐宫女王嫱于匈奴单于，这便是流传后世的“昭君出塞”，可见当时的和亲基于不同的形势，对边疆稳定做出了贡献，所以并不能简单断为对或错。
西汉武帝时期对北方各民族的态度都是不信任的。但是由于匈奴一支对汉朝统治的威胁最大，因此武帝对除了匈奴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大都采取放任甚至联合的政策。而正是为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对抗匈奴，才有了后人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
大月氏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匈奴杀月氏王，迫使大月氏西迁至伊犁地区游牧，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不愿与匈奴对抗。但张骞仍然在大月氏部族受到接待，并对该地区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张骞历经磨难（往返两次被俘于匈奴）回到汉朝之后，受到武帝赐封。武帝还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前后派遣使者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国。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向西汉求亲，武帝先后嫁江都公主和解忧公主，后者又促使了匈奴内部的瓦解。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经过汉武帝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汉宣帝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之后，西域诸国一直与西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由于西汉末年王莽改制而发生了变化。王莽夺权后，贬黜西域各国王号，引起西域对汉离心。而天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都护将军李崇被杀导致西域诸国完全断绝了与汉朝的联系。
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刘秀因为忙于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政权，而拒绝了西域的莎车、鄯善国在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到洛阳朝贡时，关于东汉政府派遣都护的请求。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车师等十六国再次希望汉朝派兵驻守，刘秀仍没有同意。这使得后来西域诸国互相攻伐，终于被一直虎视眈眈的匈奴控制。匈奴得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东汉河西诸郡，边地人民不堪其苦。
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个本来籍籍无名的小使者带领部从在鄯善部杀掉了匈奴使者团，使得鄯善同意归附汉朝。他的这次功绩让东汉重新有了开拓并控制西域的计划，这个人就是班超。由于东汉政权的重视和班超的努力，西域50多国，终于再次归附。
魏、蜀、吴三国缠斗的过程中，各方都受到邻近少数民族力量的掣肘。因此，三国各自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
当时居于北方的曹魏需要处理的民族关系有鲜卑、乌桓和南匈奴。鲜卑和乌桓都是原东胡的余脉，曹操对鲜卑采取安抚怀柔政策，设鲜卑校尉来管理。对乌桓则是直接利用。匈奴由于没有利用价值，被曹操直接击溃。
孙权方面，为了从远方异域获取人口和军资，曾经在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精兵远征夷州（今台湾）和亶州，但是收效不及预期。但他还是和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天竺（今印度）、大秦（罗马帝国）发生了联系，使海外交流较汉统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
蜀汉面临的主要是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巴蜀以南的地区当时被称为“南中”。诸葛亮对“南中”采取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采用各种方式平定了这一地区，所以也才有了大家熟知的“七擒孟获”的故事。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高祖李渊把这三国都列为属国，派使者与三国修好，并让他们和平共处。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丽发生内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杀了高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王，并自立为相当于兵部尚书兼中书令的权臣，联络百济，合攻新罗。太宗先是采取调停的策略，派使者到高丽规劝，促使和睦。但泉盖苏文不听，太宗趁机发兵攻高丽。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左武卫大将军率十万兵卒渡海，与新罗合兵进攻百济并得胜。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继承父亲的地位和权力互相攻击。唐朝认为这是消灭不听话的高丽的好机会，便令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带兵攻打高丽，并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攻占了平壤。
此后新罗基本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和唐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唐朝由盛转衰，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日本遣唐使航行海上
唐朝时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可以算是“蜜月期”。当时唐国力强盛，政治昌明，文化兴盛，技艺发达，各方面都是日本汲取经验的宝库。
隋炀帝时，日本遣隋留学生高向玄理等，直至唐初才回日本。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
到了唐朝，日本带着对天朝的崇拜数次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访问。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一同来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如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594人。日本国从唐朝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日本施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唐制的翻版。而日本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仿效唐朝。
不过到了唐中后期，由于皇室衰败，政治败坏，日本遣唐就不那么频繁了。
唐对日本国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的，甚至是教化的。两国的交流基本上是日本在学习唐朝，而唐朝实际所得很少，后来的鉴真东渡也是单方面地向日本传授中国文化。
南宋的历史与北宋惊人地相似。同样因为“眼高手低”和决策失误导致亡国。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在河南登基，史称宋高宗。高宗在初期，颇有抱负，希望重整山河，收复失地。他重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曾一度打败金兵。但其后期信心逐渐不足，又将二人罢免，最终被金人所迫，再次南迁到了绍兴，并开始了长期的对金求和。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秦桧任丞相，促成了宋金和议，但罢免了曾重创金军的韩世忠。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毁约南侵。刚开始南宋迫于主战派压力，以岳飞为代表反击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高宗本身对战争不抱希望，因此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杀岳飞，再次与金议和，并开始向金“纳贡称臣”。
元太祖二十年（公元1225年），蒙古要求高丽纳贡。但蒙古使节抵达义州边境时，被高丽杀掉。因此，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窝阔台汗派撒礼塔率兵进攻高丽。当时高丽掌权的崔氏政权领袖崔瑀被打败，高丽首都松都（今开城）被攻陷，史称高丽蒙古战争。
但次年崔瑀再次起事，朝鲜战场陷入长期战争。直到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后，高丽高宗遣子称臣，高丽才正式成为蒙元的藩属国。
但元朝对日本方面就没那么幸运了。首先是元世祖六次遣使者赴日劝降，但均告失败。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当时尚未统一中国的蒙古人发动“文永之役”，东征日本但未获成功。在统一了中国之后，元朝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再次进攻日本，史称“弘安之役”。这次战役双方实力都有所增强，但在胶着中海上的元军遭遇台风，导致迅速溃败。元曾再次筹划攻日，然而没有实现。
日本国在军力强大的元朝强攻之下能够幸存，岛国的地理位置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元朝渡海无法携带大量战马，失去了蒙古人最主要的优势；另一方面日本“御敌于外”的政策也让蒙古人以战养战的特点无法发挥。对日战争终于无果而终。
在很多人眼里，元朝的对外政策就是进攻、掠夺，然后把对方囊括在自身的领土之内。其实元朝人虽然凶狠，在贸易方面却做得不错。
早在统一江南的战争结束之前，忽必烈就“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朝延续宋制建市舶司。10年后，元朝政府又组建了完整的海上贸易机构，设立“行泉府司”，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统海船万五千艘”。另外此时还出现了海上驿站，专为宫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海船水军”则负责保护航道安全。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加强海上贸易而做出的。
而元朝之所以大力扶持海上贸易，正是因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样地，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当时的各界人士都希望从中获利，朝廷官员成为“舶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是江浙行省的官员“下海”经商，然后“诸王、驸马、权豪、势要”（《通制条格》卷十八）也纷纷加入。官员之家“皆有舟”，各派亲信参与对外贸易，而百姓舶商则以江浙富民为主。这就是元朝全民“下海”的盛况。
明朝自太祖时期，便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严禁民商出海贸易。但明成祖却又倾全国之力支持郑和下西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经历了元朝的强大之后，明朝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与元朝具有相同等级的国际地位。但明初起施行的海禁让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无法彰显。到了明成祖时期，由于当时国库已经有所积累，因此朱棣便想出“船队下西洋”的方法。
由于其中存在夸耀的目的，因此郑和船队之庞大确实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了彰显国威，这支船队数次下南洋是以“散财”为主，贸易很少，因此逐渐耗空了明朝的国库，到后来不得不终止。
应该说，郑和下西洋带有很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的色彩。明朝时期，我国生产力在世界上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并不具备朱棣想要的“万国来朝”的影响力。而明朝廷的这种夸耀行为，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元末明初，随着元朝海军的灭亡，明朝前期海军实力明显弱化。这就使已经习惯了和我国作战的日本武士、商人、海盗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倭寇”了。
为了防御倭寇，明朝先是在朱元璋时期宣布海禁，到明朝中期，朝廷又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但当时已经成型的海外贸易带给商人大量利益，虽然朝廷明令禁止，却仍有商人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这一阶段我国的对外贸易以走私为主，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海商和倭寇联合走私，导致倭患愈演愈烈。海禁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后来明朝委任戚继光赴东南抗击倭寇，并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成功将其肃清。此后，明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经济的重大贡献，将海禁逐步解除。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朱元璋的观念也有一定关系。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的“纯农业”思想也是明初断绝海上贸易的原因之一。
清朝初年本来没有特别的海禁策略。只是沿袭了明朝的成规，使外来商船不许进入广州，只能去澳门交易。但由于郑成功据台湾不断抗清，清朝廷终于禁止官民随意出海贸易，明令：“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
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吸引着沿海官民，让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因此，清朝廷也开始考虑重新开通海上贸易，并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撤销部分海禁。到乾隆时期，由于英国武装商船开始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因此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当然能够出海进行海上贸易的百姓也都是有钱人，普通百姓是没有办法在各种盘剥之下出海贸易并盈利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强国逐渐通过武力影响、改变了我国的外交体制。那么，此前清朝的外交制度是怎样的呢？
清代的外交主要由礼部负责，除了礼部之外，我国当时还有一个外交权力部门——理藩院。鉴于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被北部游牧民族所骚扰和侵占，作为封建后期王朝的清朝把对北部少数民族的控制当成重要事务来处理。清朝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设立了蒙古衙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六月，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归属礼部管辖。顺治时期，理藩院的地位提高到与六部平级，设立尚书、侍郎等高级官职，并可上殿议政。
理藩院最开始只是负责蒙古方面的事务。随着清在全国政权的建立，开始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事务。由于理藩院的存在，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加强。
另外理藩院的设立也是针对当时的北方邻国俄国。清代前期的外交，礼部负责东、南两方的国家，而理藩院负责西、北两方。其中，由于俄罗斯是西北方向唯一一个与清朝蒙古各部相邻的国家，因此处理和俄国的关系成了理藩院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英国迅速向这些口岸输出商品，导致这些城市商业、政治交流大增，且此时的商业活动形式也不是地方官员能够管理的。因此，清朝廷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在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机构，用来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通商、交涉事务。
五口通商大臣最初由两广总督兼任，并加封钦差大臣的头衔。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移驻上海，因此通商大臣改由两江总督兼职。到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五口通商大臣便划归到总理衙门治下。
另外，随着我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因此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称南洋通商大臣，驻地也迁到了南京。
总理衙门
古人对比各方实力的时候，总是习惯用领土和人口来做参考。而我国在这两方面一直都很“值得骄傲”。因此，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习惯认为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仅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
因此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专办与通商国家的交涉。但是这些部门无一不是继承了清朝廷“理藩”的态度，并且官僚风气严重。这套把戏用来对付软弱可欺的老百姓倒是绰绰有余，但西方人显然不愿意向这些官僚部门妥协，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刚巧恭亲王奕？也上书奏请，当时的咸丰皇帝才迫于各方需求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衙门最初只是负责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逐渐地扩展到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这些领域，对清末大量事务都有参与，因此人们对这个机构也比较“耳熟”。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人治”主义非常严重，也就是政令进退全凭君主的个人意愿，甚至是心情。这个特点在清末，特别是慈禧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显得颇具戏剧性。
由于周边没有了具有威胁性的强国，从康乾盛世的稳定期开始，清政府就一直处于“妄自尊大”的良好自我感觉之中。外交上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别国交流。而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之后，统治阶级迫于西方强大的武力威慑开始妥协，交“保护费”。
不过这时候的清政府仍然是有“尊严”的，它认为自己不及西方列强，但是在自己周边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不容置疑的翘楚。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利，北洋水师覆灭，马关条约签署，摧毁了清政府残存的虚荣心。慈禧不甘心受洋人的钳制，暗地里放任义和团的“反洋”运动，结果导致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此后清政府扯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开始对外卑躬屈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加紧镇压和剥削的末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