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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教育机构的分类与设置和今天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由于我国文字形成年代较早，促进了文字方面的学习和教授活动的开展。这时教学的场所叫作“成均”，也是我国最早的学校形式。
奴隶制时期，夏、商、周分别出现了“校”和“庠”、“学”和“序”。西周时期，教育机构已经分类为“国学”和“乡学”，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机构。这时的国学分为大学和小学，而乡学则没有大学层次。从最基本的“塾”毕业之后就可以升学至校、庠、序，而校、庠、序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国学中的大学深造。
春秋时期开始，私学盛行。而私学又分为纯粹的个人办学和地方官府办学。加之后期朝代不断加强对私学的控制，以便掌控民众的思想，以至于我国历史上私学的办学形式层出不穷。
后来汉朝兴起的“太学”，唐代的“国子监”，都可以划分到“国学”里面。
一般认为，太学是我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大学。但在太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学”，这就是稷下学宫。
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齐国的田氏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姜氏（姜子牙后裔），得到了国家政权，史称“田氏代齐”。史书载齐桓公在都城临淄西稷门处设立学宫，“以大夫之号”招揽贤人。一方面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培养齐国人才。
稷下学宫在齐威王和宣王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的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其中荀子更是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也就是最高管理者。
教学方面，学宫有着独特的“游学”教学方式，类似现代的“双选”，保证了师生双方的自由。当时的学宫已经有了完备的管理体制，《弟子职》为学宫的学生守则。
稷下学宫“兼容并包”的思想，使之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绝对中心。后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的生命也宣告结束。
北京国子监
大致来讲，古时候的“太学”基本上就相当于今天的大学。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宋徽宗在位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外学与太学共招生3800人，宋徽宗同时废除科举，人才皆从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
西晋时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南京设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为国子监，国子监内设太学；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又在北京设国子监，因此有南、北两监。清朝设立国子监。所以，隋代设国子监以后，有些时期在国子监内设太学，有些时期无太学。
“国子学”设立的目的在于突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的功能，北齐称之为“国子寺”。自隋朝开始称为“国子监”。清末改革学制，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起新设学部，国子监并入学部，这就是国子监寿命的终结。
在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自唐代开始设立的翰林院，则是各个朝代顶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官方机构。
翰林体制萌芽于唐初。当时高祖李渊设立“别院”，收录、供养有特别技能的人。到玄宗时期，“别院”中开始有“翰林待诏”一职，因此“别院”也更名为“翰林供奉”。
翰林院开始崭露头角是在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另设“翰林学士院”，养“翰林学士”以起草诏书，参与机要。安史之乱以后，太子仰仗翰林学士与宦官争权，导致翰林学士地位大大提高，并在顺宗时达到权力顶峰。但后因与宦官斗争失败而失势。
科举选拔出来的顶尖人才通常会入选翰林院，而翰林院因参与机要而仕途光明。
翰林院的衰落始于明成祖时期。其时内阁开始掌握机要，翰林院逐渐成为内阁的人才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和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私学的兴盛，则是我国教育最大的特点之一。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有少数时期，私学遭禁，“学在官府”。
商周时期，学校只存在于主管教育的官署之内，任课教师同时也是教育官员。这种学校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普通庶民是无权进入学习的。这时期的教育发展受到制度和历史条件的约束。
明朝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明世宗以私家书院“教授邪学”为理由，毁天下私家书院。翌年，以耗资为由再次清洗私学。这造成私学凋零，学员再次涌向官学。
到了清代，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明令禁止私创书院。此后官办书院林立，私学逐渐被束缚至启蒙教育领域，一直到清朝结束。
乡试、会试和殿试是明清两代特有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在乡试之前还有更初级的筛选考试，但正式的科举流程是从乡试开始的。
乡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当年的秋季举行，因此又被称为“秋闱”；考生乡试过关后，被称为“举人”。举人在次年春天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又分初试和复试，因定在春天举行，因此也被称为“春闱”。会试的通过者叫作“贡士”，取“进贡给皇帝的士”之意。殿试就是上殿考试，内容各时期不尽相同，有时会进行策问。殿试通过者按成绩高低分三档，因此又称“三甲”。可见古时的“三甲”和今天的“三甲”，在表意方面不尽相同。
三甲中的第一甲只有3人，就是人们熟知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二、三甲人数不等，分别称“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三甲第一名在某些时期也称传胪。殿试之后，一甲和传胪直接入翰林院就职，其余进士则统一进行“朝考”，优胜者有进入翰林院的机会，其余者各安官职。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对文体有了明确要求。到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即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八股文体”。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它发源于北宋的“经义”。经义作为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分，到明初时期形成了后来的“八股文体”。
后人习惯用“八股取士”表达对明清科举的反对，但实际上这并不精确。八股文风实际上只是一种制式和风格。就好像今天学生的作文等也都有特定的文体格式，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明清科举最大的弊病在于给定文章的结论，扼杀了考生的思想。以至于考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对文体本身的精益求精上。这使“八股文体”成了科举制度的替罪羊。
举人和进士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而且两者之间也颇有联系。但两者所指并不相同。
举人的由来要比进士早很多，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刘邦下诏求贤，并随之开创的选官“察举制”。汉代的举人是不需要经过后世的一般系统的考试的。地方上选取举人的标准，西汉侧重选拔贤良，而东汉重在推举孝廉。这时的“举人”，只要在皇帝的“策问”中合格，便可出任不同官职。
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想拥有“举人身份”就要经过各种考试。唐宋时期把通过地方举办的“解试”而被推荐参加尚书省举办的进士考试的人称为“举人”。这时“举人”和“进士”两个概念第一次交叉。
明清两代，举人用来指代通过了当时的“三级”科考最低一级“乡试”的考生。而拥有举人资格后，还要经过会试和殿试，通过皇帝的策问合格，才算是有了“进士”的身份。
因此，可以看出，从唐宋到明清，举人的身份没有什么变化，但进士的身份却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自诞生开始，不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与此同时，科考之路也变得异常烦琐，尤其是最低一级的“乡试”之前的考试，较之前代复杂了很多。
明、清两代，功名之路上最初级的考生是“生员”，也就是现代人们口中的秀才。通俗地讲，秀才就是通过当时官办学校入学考试的人。即便是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也依次有“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通过了县试和府试的考生称为“童生”，通过院试的考生才算有了“生员”的资格，算是有了最低级的“功名”，有了朝廷赐予的某些菲薄的特权。
接下来，童生可以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继而参与学校“乡试”考试资格的选拔。实际上，秀才中很多人连参与“乡试”的资格都拿不到。而白发苍苍仍是童生，连秀才身份都拿不到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因此，古稀之年考秀才也是可能存在的。
人们常说的“科举”一般都是指文官科举。不过早在唐武则天时期，武官科考就已经开始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在武则天的授命下，兵部主持武举考试。当时的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合格者授予武官职位。到了宋代，武举不只考武技，还测验军事策略方面的知识，如孙吴兵法（孙子、吴起）等。这种制度在明朝时被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个人技术之上。考生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
不过宋朝之前并没有“武状元”的头衔。第一个武状元是宋神宗时期的福建人薛奕，他后来在与西夏作战的时候战死。历史上著名的由武举出身的武将有唐代的郭子仪、北宋的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
到了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因此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因此，清代的武举制度也最为系统化，参照文举，形成了“童、乡、会、殿”四级考试流程，每三年举行一次。殿试通过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
古代状元匾额
古代科举考试的结果都是通过正式榜文昭告世人，而榜文的代表颜色一致都是“金色”，所以科考榜文又称“金榜”。
由于历代榜文只有通过者的名单，因此“榜上有名”或者“金榜题名”就代表该考生通过了这次考试。当然，由于科举考试是分阶段的，某一次的榜上有名倒不一定会使该考生功成名就。
历代的榜文也有所不同。唐代的进士科又分甲、乙两类，因此分甲、乙两榜贴出；清代的甲榜是进士榜，而乙榜则是举人榜。当然，除了这些标准榜之外，各朝代往往还有一些增补榜，多是临时的，或者附加的，如宋朝的龙飞榜。清朝设有满榜，与汉榜分开。
在科举的不同阶段，都会有各自的榜文，上面对通过考生的成绩也列出了名次。明清乡试第一名又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而同一轮科举如果有考生在三级考试中都是第一名，也就同时拥有了这三个头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连中三元”。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最主要的三个学位“学士、硕士、博士”的名称来历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事实上，这三个称谓自古有之，当然和今天的意义是大不相同了。
历史上“学士”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周代。当时人们把在官学读书的贵族子弟称为“学士”。魏晋以后，学士用来代指朝廷中以文学技艺的长处供职的人。事实上不论是唐朝的各种“学士”，还是清朝的“大学士”，都是当代的重臣级别。
而硕士的说法初见于《五代史》，“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宋代著名散文家曾巩在《与杜相公书》中写道：“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可见，硕士在古代通常是指那些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人。古代常用相似于硕士的“硕老”“硕儒”来称呼那些博学之士。
博士在我国古代是个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据《汉书·成帝纪》记载，任博士必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还必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周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才能被举为博士。
现代人们常用的关于考试的成语，除了“榜上有名”之外，就是与之相对的“名落孙山”了。然而尽管人们经常引用这个成语，大致知道它代表的意思，却不一定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出现“那个人的名字落在山下边了，名次太靠后”这种认识，探究一下“孙山”背后的典故还是有必要的。
宋朝范公偁的《过庭录》里提到过这样一则故事：“吴国有一人叫孙山，是个说话诙谐风趣的才子。孙山去别的城参加科举，同乡人托孙山带儿子一同前往。最后同乡人的儿子未被录取，而孙山的名字虽然被列在榜文的倒数第一名，但仍榜上有名，孙山先回到故乡。同乡便来问他儿子有没有考取，孙山说：“中举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名是孙山，您的儿子排在我后面呢。”
这就是成语“名落孙山”的出处了。不过，名落孙山不要紧，别灰心，再接再厉，总有一天会金榜题名的。
在科举前三名“三鼎甲”的美称之中，状元很好理解，就是榜文之首，表第一名的意思；而第三名首出处无从可考，只知道是源自唐代进士及第后，庆典中游园摘花的活动。而第二名“榜眼”的称呼，颇具玩味之意。
在历史上，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往往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代替比较枯燥无味的制度术语。另外，是在某些场合、环境里，用通俗易懂的考试术语来强调成功的荣耀。而“榜眼”的由来就很有这种韵味。
清代待试图
据《称谓录》记载：“榜眼名目，始于北宋。古者原以第二、第三两名为一榜眉目；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皆为榜眼。后以第三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为榜眼。”意思就是说，科考之后发布的成绩榜单上，第二名和第三名并排写在整体榜文的眉目位置，远远看去，就好像榜单的眼睛一样。因此，古人就把第二名和第三名统称为“榜眼”。而从北宋开始，由于第三名有“探花”的专称，榜眼就开始仅指第二名了。
我国历史上的“书馆”指各种中小级别的民间和半官方学校，但在和“经馆”并存的时期，“书馆”则特指比“经馆”低一级的学校。如汉代的私学可以分为初高两级，初级称书馆，而高级则称为经馆。
书馆的教学内容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是识字和算术，采用学者编著的识字和算术课本。在有了基本的阅读和计算能力之后，则进行基础的儒家经典学习。
经馆就要高级很多。由于汉代重视经学，经学一度成为做官的唯一途径。因此，青年对此趋之若鹜。经学大师往往开立经馆，又称“精舍”。名声大的经学者的经馆常常容纳不下希望来学习的学生，因此后来又分化出“授业弟子”和“著录弟子”，前者参加制度化的面授，而后者只能临时请教。
清代留学美国的幼童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有“少年班”的存在，其中的学生都被称为“神童”。古时候也有神童的存在，同样被传为美谈，但古今对待神童的方式，还是大有不同的。
不同于今天将“神童”送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的方式，古人的神童被认可后一般直接“上岗”。
古代针对“神童”的选拔自汉代始。《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记载：“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儿童一旦被举为童子郎，即可为官，成绩优异的还可任尚书、御史等官职。汉代察举制施行后，专门设立了童子科，用于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神童”入仕。到了唐代，科举的制科中设立了童子科。童子科考有自己独立的考试内容，通过者随即拜官，优秀者可得进士出身。但从唐后期开始，各地逐渐滥举神童，使得“童子科”几经罢复，不断改制。
“童子科”发展到金朝，已经有人建议“童子科”录而不用，让神童们继续学习；到了明朝，这种制度正式实施，这就和现代的少年班更加接近了。
科举制度在我国古代绵延了1500年，前人不断探索，相关的各种细节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敲。现在考试常用的封名阅卷的方式也是借鉴了古人对科考设立的规定，用于防止阅卷过程中舞弊行为的发生。
科举制度自隋代建立后不断发展，舞弊现象也逐渐增多。宋太宗在位时开始对殿试的考卷实施糊名批阅；仁宗时期将糊名范围扩大到省试和州试。糊名制实施之后，舞弊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一段时间之后，又有考生在试卷上书写记号和暗语用于标识自己的身份，而且笔迹也可以成为追溯的线索。因此继糊名之后，宋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誊抄科考试卷，考官通过誊抄副本评卷，把考试封卷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上就是科举制度中封卷做法的由来。不过在此之前，武则天登基初年就已经提出了封卷的做法，只是并未实行。因此，封卷法的最早创造者应算是武则天。
一般人都会觉得像学分制这种比较“现代”的事物，应该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但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在实行学分制对学生进行能力评定。
明朝的国子监实行积分法，学生积分达标即可被授予官职。当时的国子监设“正义、崇志、广义、修道、诚心、率性”六堂，并分初、中、高三个级别。高级实行学分制，若在一年内积分达到8分即为及格。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提前毕业，破格录用。清朝沿袭了这种体制，即月考一等给一分，二等半分，年终满8分者为合格。
与明清两代的学分制相比，宋朝时代的学分制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也可以划归到学分制的范畴内。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曾把太学分为外、内、上三舍。外舍升内舍和内舍升上舍都要考试。这些考试成绩的评定，就分为上、中、下三等。操行和学业都是优者为上等，一优一平者为中等，两种都是平者或一优一差者为下等。这便是当时学分制的形式。
我国学分制的正式确立是在民国时期。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学分制统一办法》，通令全国学校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并规定大学生4年需修满132个学分才准予毕业。
历史剧中的“大学士”总给人地位很高的感觉，但也往往让人产生“学士”和高官是怎样联系起来的疑惑。那么，“大学士”是怎样当上“大官”的呢？
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学士见于唐代。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置修文馆（后改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置集贤院大学士。元和年间，大学士由宰相兼任。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设立过崇贤馆大学士，也是由宰相兼任。宋朝沿袭了这一职位。
“大学士”岗位的大规模爆发是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废丞相制，由皇权统领六部，让中央处理事务的压力大大增加，以至于不得不加设岗位，这就使各种“大学士”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明史·职官一》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
明成祖时期设立内阁，阁臣多为大学士。到了明仁宗时期，大学士地位已经非常之高，其中的“首辅”已经接近宰相的地位。到清朝，内阁地位被后来兴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和军机处等削弱，大学士更多只是空有地位和影响，没有多少实权。
我国历史早期关于学费的记载不甚详尽。只有关于孔子收取弟子“束脩”的说法。到了汉代，我国教育系统正式划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
一般来讲，历朝历代中央设立的学校大都不收取学费。不仅如此，如太学，其学生还享有免除徭役赋税的待遇，无须缴纳学费。明代国子监不但供给监生“饭补”，而且按季节发给衣服、被褥、冠履；逢年过节还有过节费；对有家室的学生甚至还会负责其妻儿的抚养费用，给没有妻室的学生出钱，让他们娶妻；监生回家探亲，赐衣、赐金作为路费。
地方官学由各级地方政府举办，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也多不收取学费。明代地方官学对廪生免除学费，并给予廪膳补助，只对“计划外”的增广生和附生收取很少学费。
私学分为三种类型：义塾、专馆和散馆。义塾由宗族组织创办，有时会收取一定费用，但对本族穷苦人家多免费；专馆是富人所建，按人均摊费用；散馆收取学费，够老师维持生计即可。
清代私塾
私塾是清代私学的主要形式，因其存在时间与现代最近，因此也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古代教育机构。
私塾发源自西周的“塾”。《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汉代教育机构“官”“私”分开，私塾被划分到私学的范围内。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
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其对儿童实行“社会教化”的思想一方面促进了私塾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私塾“蒙学”教育的性质。以至于宋以后“私学”在各朝代不断遭禁的时候，私塾以其“儿童”教育的角色而得到保全，并因科举制度的不断兴盛和儿童教育关注度的提升而被广泛接受。
岳麓书院
“书院”是唐宋时期开始出现的地方性教育机构，初为私办，后来逐渐官方化。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都是我国有名的书院。
嵩阳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朱洞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它接续岳麓书院的文化教育千年之风，沧桑砺洗，弦歌不绝，因而被誉为“千年学府”。
应天书院即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各个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范仲淹年轻时在应天书院求学，后又在应天书院任教，应天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书院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