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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礼制繁杂，在称谓上也有着各种规矩，很多人不能直呼其名，要绕很多弯子来称呼。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国讳、官讳，等等。
国讳是全国人，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国讳最早包括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因此又称君讳、公讳。后来需要避讳的范围扩大到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官讳和家讳都是国讳的延伸，当官的不准老百姓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长辈认为自己的尊严需要得到维护，因此也不准后辈直呼其名。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官讳和家讳。
唐代的“诗鬼”李贺，就是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为了规避“进”与“晋”音，无法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他在27岁郁郁寡欢而死。韩愈曾因此作《讳辩》：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么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
年号是指用于纪年的名号，一般由皇帝发起。年号制度发端于中国，日本、越南、朝鲜、蒙古都曾借鉴中国的年号制度。目前，仍使用皇帝年号的是日本。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如果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则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主要发生在我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又鉴于年号之于正统僭伪之重要性，在地方割据、人民起义中，自立年号纪年也代表着对原本朝代的重大攻击。我国历史上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有少数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比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的“万岁通天”，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
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新皇帝即位后，一般都要改变纪年的年号，这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会“即兴”改元。汉武帝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用过十四个年号。
到了明代，开始规定一帝一元。到了清朝，人们就完全按照年号来称呼皇帝了，如康熙、乾隆都是以年号称呼。
唐太宗李世民
我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叫作“太祖”“高宗”的皇帝，这么多的“祖”“宗”在命名上有什么规定吗？
“祖”和“宗”都是皇帝死后，后人把皇帝奉在太庙里时追加的称号。除此之外，后世也有用庙号来称呼自己先人的。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庙号的规定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可以有庙号的。但是也有例外。从曹魏开始，“祖”的称呼开始泛滥。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全都是“祖”。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在称呼先帝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共同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过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诸侯都称为公。周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时，由同姓的诸侯主婚。因此，取诸侯“公”的称号，又取“主”的“主婚”之意，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
当然，关于公主的事由还有另一种说法。《春秋指掌碎玉》曰：“天子嫁女，秦汉以来，使三公主之，故呼公主也。”也就是说，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公主”的概念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主”同样是取“主婚”的意思，但“公”已经从“诸侯”，变成了“三公”，也就是当时地位最高的三个大官。
“人人都想当驸马”，这一说法应该并不过分。但是有人会想到驸马曾经是作为一个“替死鬼”的身份出现的吗？
秦朝时，张良曾会同大力士狙击秦始皇，但只击中副车。不过这仍让秦始皇吃惊不小。在以后的巡游中，他不仅乘坐的车辆时常变换，同时还安排了许多副车。此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
后世的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亲自选定一个替身。而事实上这个替身常常是自己的女婿。这是因为女婿是皇室的人，这样做不会损害皇帝的威仪和尊严，而且女婿总比其他人可靠。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女婿是外姓，可以作为牺牲品。因此皇子是绝对不会去乘“副车”的。
而由于女婿常常作为替身乘坐在副车上跟随皇帝出巡各地，人们就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
爸爸、妈妈是目前人们用得最多的对自己父母的称谓，与熟知的“爹娘”不同，给人以很现代的感觉。但实际上爸爸、妈妈的称谓是相当久远的。
关于爸爸、妈妈的记述，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广雅》。“妈，母也。爸，父也。”
早于《广雅》的来源，目前还不多见。关于“爸”的来源有这样的说法：爸，形声。字从父，从巴，巴亦声。“巴”意为“附着”“黏着”，这样“父”与“巴”联合起来就表示“孩子附着在父亲身上”。“本义：〈动〉（小儿女）爬到父亲背上、黏着在父亲腿上。”
“妈，形声。字从女，从马，马亦声。这里的“马”就是所骑乘的马。“女”和“马”联用表示“让孩子骑背的成年女性”。本义：背负孩子的母亲。
“公”与“婆”是对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称呼。由于这个年纪的人们往往还具有其他的身份，因此公与婆有了很多附生的意义。比如“丈夫的父母”“爷爷奶奶”，也比如夫妻之间的互称。
据说唐朝时，有一位名叫麦爱新的读书人。他在考中功名后，开始觉得自己的妻子年老色衰，想要弃老妻再纳新欢。有了这种思想之后，他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
他妻子看到了之后，从联意中觉察到了丈夫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下联以“禾稻”对“荷莲”，以“新粮（新娘）”对“老藕（老偶）”，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饶有趣味，针锋相对。
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后，被妻子的才思敏捷和拳拳爱心所打动，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而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又启一联：“老公十分公道”，而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
古人对饭馆服务员的叫法，以“小二”最多。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服务员的地位仅次于老板吗？
“店小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元朝是蒙古人政权，对底层人民的文化不重视。因此那时的老百姓不是特别看重名字，很多人家的孩子直接就用数目作为名字。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
人们沿袭这种以数字命名的习惯，参考服务员的地位，就叫他们“小二”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原来有一个服务员叫王示，根据古人纵向书写的习惯，他常被叫作“王二小”，久而久之就成了“小二”了。
婚嫁时，女方把身家富贵的女婿叫金龟婿，而金龟表富贵则与唐朝和武则天有关。
根据《唐书·职官志》《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把鱼符改为龟符，鱼袋改为龟袋。其中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因此可见，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如何，能够佩戴“金龟”饰物的都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由于唐代文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在现代汉语中，金龟婿“贵”一方面的含义正在逐渐减弱，而“富”的意味正在逐渐加强。
人们都知道“乘龙快婿”是用来指代极为讨女方家里人欢心的女婿。其实，历史上还真有一位能“乘龙”且飞得很快的女婿，只不过是存在于传说当中。
相传春秋时代，秦穆公有个小女儿，非常喜欢西戎国贡献的一块碧玉。穆公便给女儿起名为“弄玉”。她经常一个人待在深宫里，品笛吹笙。穆公见她这么喜欢笙，命名匠把那块美玉雕成碧玉笙送给她。有一天夜里，公主吹笙时东方传来合奏的箫声。公主告诉秦穆公后，秦穆公派人寻找，终于找到了合奏的华山隐士萧史。
萧史和弄玉结成夫妻后，萧史就教弄玉吹箫，学凤的鸣叫声。学了十几年，弄玉吹出的箫声把天上的凤凰也引下来了，停在他们的屋子上。秦穆公专门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凰台。有一天，弄玉带着玉笙乘上彩凤，萧史带上玉箫跨上金龙，一时间龙凤双飞，双双升空而去。这就是乘龙快婿的传说。
在古代的诗文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儿媳妇往往把自己的公公婆婆称作“舅姑”。如：
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混淆的称谓呢？这与古代盛行的“中表亲”有关。所谓“中表”指的是跟祖父、父亲的姐妹的子女的亲戚关系，或者是跟祖母、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的亲戚关系。与表亲联姻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亲上加亲”。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原来的舅姑变成了后面的公婆，后世将之混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随着婚姻制度的变化，原本作为血亲的“舅、姑”与“公、婆”不再重叠，只是习惯性的称谓并未因此改变，仍在日常生活以及历史典籍中流传。
人们经常误解“太太”是个现代词，或者干脆认为就是个舶来品。但太太确实是“土生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而且这个称谓的历史还不可谓不久远。
最早与太太有关的是商周时代的周族。在周族尚未建立周朝之前，就出现了贤妃“太姜”“太任”和“太姒”。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的典故而来，并非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在汉朝，“太太”原为尊称老一辈的王室夫人，后来又称皇太后为皇太太后。从这时起，太太的称谓便在贵族妇女中逐渐流传开来。明代称太太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凡士大夫妻，年来三十即呼太太。”到了清朝，“太太”成了婢仆对女主人的称谓。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只要是个官宦人家，其眷属都相互称太太。
同一家庭的大小女儿，他们的丈夫互称为“连襟”，这种习俗至少在宋朝已经形成了。
北宋末年，诗人洪迈有个堂兄在泉州做幕宾，不是很得意。而洪迈妻子的姐夫则在江淮一带做节度使，于是洪迈便写荐书推荐这位堂兄去京城供职。他的这位堂兄托洪迈代写了一份谢启，里边有几句是：“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
而比洪迈还早一些的马永卿，他在自己写的《懒真子》里面提到，江北人称友婿为“连袂”“连襟”。由此可见，宋朝时流行的称呼已经具有了今天的意义了。
而古人以连襟相称的习惯，与“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说法有关。既然女人如衣服，那么姐妹就是同一块布料裁剪出来的衣服。男人们穿上这些衣服，自然就好像“衣襟相连”一样了。
人们都知道，半老徐娘是指年纪稍大而尚有风韵的妇女。实际上历史上确有“徐娘”其人。
《南史·后妃传下》：“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这讲的就是南朝梁元帝妃子徐昭佩的故事。徐昭佩年轻时是一个艳光四射的大美人，但她自恃出身名门显贵，就以嘲弄皇帝的做法来发泄心中苦闷。萧绎吃不消她，于是开始疏远她，她在独守空房的情况下，就红杏出墙了。
徐昭佩先是结识了风流道士智远；后来结识暨季江的时候已是个中年妇女了。她始终敌不过岁月催人老的事实，妙龄一过，姿色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浓妆艳抹的她，仍然显得诱人。因此暨季江曾这样描述她：“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而这也正是“半老徐娘”的出典。
中国古代给皇帝储备咨询的文官是“博士”，兼掌教育和学术。最早的茶博士是唐代的陆羽。陆羽有《茶经》一书传世，被唐德宗皇帝当面尊称为“茶博士”。
后世的人套用这一职衔称呼茶楼、茶馆内沏茶跑堂的堂倌。《封氏闻见录》：“茶罢，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宋代的茶坊大多实行雇工制，人们将那些茶肆主雇用的熟悉烹茶技艺的人尊称为“茶博士”。甚至还有人按照技能的高低将茶馆里的伙计分为“茶博士”和“茶学士”。其中茶博士是那种胳膊能搁一摞盖碗，手提一铜壶开水，能够做到对准茶碗连冲三次，滴水不漏的茶工。这绝活也被叫作“凤凰三点头”。而只能够做到“一点头”的茶工就只能屈居“茶学士”了。
据此又衍生出了把卖酒的人称为酒博士，磨工为磨博士。再到后来，“某某博士”已经成了纯粹的雅称，明朝黄省曾《吴风录》上说：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三姑六婆”虽然是“姑婆”，但和亲属中的姑婆可不是一回事。历史上这是一个贬义词，而且其中嫌恶的意味还不是一般的强烈。
每个时期，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不同于平常人家的女子，她们必须自己寻求经济供给以维持生计。但女性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约束，能从事的职业并不多。她们或者通过宗教活动来获得衣食，也就是“三姑”——尼姑、道姑、卦姑；或者以女性身份走街串巷，从事一些适合女性的职业，这就是“六婆”——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六婆中，牙婆专为人买卖奴婢、妾侍；媒婆为人介绍姻亲；师婆是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而虔婆则是妓院内的鸨母；药婆是专门卖药的女人；稳婆就是俗称的接生婆。另外，如果发现女尸，也会由稳婆负责验查。
“三姑六婆”能够自食其力，是一件好事。但她们在封建礼制下为社会所不齿，因此常以恶劣的形象出现，久而久之就成了通用的贬义词了。
古人会把自己的老师，尤其是私人教师尊称为“西席”，这是有着历史渊源和文化根源的。
最早的关于用“西席”指代教师的例子与汉明帝刘庄有关。《称谓录》记载着：“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
汉明帝当太子时拜桓荣为老师，登上皇位后，对桓荣仍然十分尊敬。他常常到桓荣住的太常府内，请桓荣在向东的位子上坐好，替桓荣摆好桌案和手杖，才拿起经书听桓荣讲解经文。
另外，古人以东为尊，汉代室内的座次都是以靠西而坐，面向东方为最尊贵。因此明帝这样安排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这样传扬开来之后，人们就把家庭教师，甚至所有老师尊称为西席了。
很多古代诗文作品，都会署名“某某居士”，给人以很清高的感觉。这些“居士”其实就是“号”的一种。不过“居士”本身并不是指住在家里的人，而是有着一定的背景意义。
居士起源于梵文upāsaka，起初音译为优婆塞。指的是那些在家信佛、行佛道并受了三皈依的男子。也就是说，居士其实是佛教用语，所指的也是“佛门中人”。把“居士”作为号的行为主要集中在唐宋时期。因为当时佛教盛行，中上层知识分子受到了这方面比较多的影响，因此才会采用佛教用语作为各自的号。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
只是古人在借用居士作为别号的时候，这一称呼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超出了“在家修行的佛门中人”的范畴了。
对中国人来说，“先生”的指代意义太多了。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优裕的文化氛围造成了“先生”概念的不断引申。
其实，最早的“先生”指的是“先出生的人”。《论语·为政》中有：“有酒食，先生馔”。对此，后来的注解就是：“先生，父兄也。”其中的意思是，“有酒肴，就孝敬父兄”。
用“先生”称呼老师，始见于《礼记·曲礼》中的：“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先生还可以用作对其他有知识，能够带给自己教益的人的称呼。如《孟子》中：“先生何为出此言也。”这一“先生”就是指长辈或有学问的人。向教益的方向延伸，不仅出现了用先生通称有学问的人，还用来指代具有专门学问的人，如医生。“有病了去看先生”里的先生指的就是看医生。而相面的、看风水的也被称为先生，如“风水先生”；管账的则被叫作“账房先生”……先生被大量地用于对专业人员的敬称。
综上所述，包括女子对丈夫的称呼在内，汉语的先生有尊称的意味。
早在夏朝时期，当时的商族部落由于农具发达，因此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生产的东西出现了过剩。这时商族的王亥便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去其他部落交易。长此以往，“商人”交易货物的形象便开始深入人心。
武王伐纣，商朝为周朝所取代后，商朝的遗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他们被迫流浪于各国之间，重新从事贩卖货物的活动。由此，人们正式将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而商业、商品、商旅、经商等相关词汇也陆续产生。因为商业活动以交易为主，被历代君主视为“不务正业”，因此自古为主流所轻视。商人不但排在士、农、工之后，而且人们也是以“商人重利轻别离”“无商不奸”的世俗眼光来看待这些人。
商人在古代前期不仅地位非常低下，甚至连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也没有。秦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被视为有罪，要被遣发岭南从军。
“千金”本意就是“一千金”，用来代指人是后来的事情。此外，与目前的用法不同，其实“千金”最早指代的都是男人，准确地说，是男孩。
南朝梁国的大司徒谢肋小时候很聪明，非常受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他也非常争气，10岁时便能写出很不错的文章。谢肋后来随父亲游土山，父亲让他作游记，他“援笔便成，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对谢庄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谢庄手扶儿子说：“真是我家千金啊。”这便是关于“千金”指代人的最早记载。
从谢肋被称为“千金”开始，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用来比喻出类拔萃的少年男子的。直到元朝以后，才逐渐演变成对少女的称呼。
关于用“千金”来比喻女子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曲作家张国宾的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明、清以后，话本小说中称女孩子为“千金”的就更多了。不过，这时“千金”指代的对象，其性别虽然发生了改变，“宝贵”的含义与当年谢庄夸赞谢肋时仍大致相同。
在距今遥远的原始社会，人们以部落为形式集中居住在一起。这一时期，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就是今天人们的“姓”。
据推测，“姓”的使用过程与我们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在原始社会，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物，如麦穗、熊、蛇等。这种图腾崇拜物逐渐演变成为本部落的标志，并最终形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当然，这里的图腾可以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如山川、动物等；也可以是概念性的，但是后来被人们形象化了的事物，如神话传说的主人公。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展。目前具有相同“姓”的人并不一定“五百年前是一家”。姓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拿“贺”这个姓作例子，有的族系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而有的则是原姓“庆”，因避皇帝的忌讳而改姓“贺”。
现在人们常说的“姓氏”在我国历史早期，其概念是不一样的。最早的“姓”代表着氏族的血统，是生活在同一个部落的人们的共同称属。
后来，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子部落为了互相区别，就为自己（和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就是“氏”。不过也有些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还有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
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氏也就越来越多，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另外，到了奴隶制和封建社会时期，“氏”也是古代贵族标志与宗族系统的称号。君主册封贵族的时候，往往也会赐予特定“氏”，这与该贵族的封地等是有着对应关系的。
这种由“姓”分“氏”的习惯被早期人们大量采用并继承，导致了“氏”的大量出现。到了秦汉以后，“姓”和“氏”开始混用，大量的“氏”并入早期的“姓”中，导致我国历史上存在了大量的“姓氏”。
在史书或古籍中常看到古人除姓名外，还有“字”。这与现代人所说的“名字”是有区别的。
早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前，婴儿就要在出生三个月的时候由父亲命名，这就是古人“名”的由来。即便是现在，在我国民间，部分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婴儿满月时才命名的习俗。只是命名的事已经不再由父亲一人担当，而是由婴儿的亲人共同负责。
在古代，男孩子长到20岁的时候要举行“结发加冠”的仪式，以示成人。这时父辈就要替他们取“字”，也就是表字。女孩子在15岁时要举行“结发加笄”的仪式，以示可以嫁人了，这时也要取字。也就是说，古代的男女都是有“字”的。比如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字璇卿。
取“字”是有一定原则的。人都是先有名后有字，字也要参照名来取。名与字的关系，有的是相辅，如诸葛亮，字孔明；有的是相反，如连战，字永平。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我国历史上的单姓一直都比复姓要多。因此，很多人认为复姓很神秘，似乎总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某种隐约的贵族血统。其实，这倒并不尽然。
我国的姓氏在发展的过程中，先是由姓产生了氏，后来，氏数目的大量发展，开始在数量上反哺姓，并与姓最终融合。这些新“氏”，有些只能用双字表达才完整。如某些官名，如司徒、司空、司马、上官等；还有以地名方位命名的欧阳、令狐等。这种双字联合使用表意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汉语的构词法相似，以至于人们会随之产生联想，认为复姓的背后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渊源。
古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号。在我们通过书籍了解这些古人的时候，往往会有“号”“别号”“又号”这些字眼出现。那么这些“号”都是怎么来的呢？
古人出生百日后，由父辈取名；在成人后，由父辈取字。名和字都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定的，因此并不能反映他们自身的某些想法和愿景。于是，当人们独立的意识开始觉醒，尤其是他们自认为取得了某些成就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取一个“号”。
给自己起“号”的做法，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中国最早的别号。起号的风气，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至唐宋被普遍认可，而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甚至一个人有好多个“号”。
另外，由于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至于“又号”，是因为后期人们给自己取了太多的号，因此再说下一个号的时候称为“又号”，就是“还有一个号”的意思了。
我国历史上不仅有名字号的称谓体系，在社会交往中还形成了一些通俗的称呼方式。这些称呼方式或是有着尊敬的意味，或是有着亲近的特点。在这些通俗的称呼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有官爵相称、地望相称和排行相称。
官爵相称就是用对方的官职、头衔来称呼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比如古人用杜工部、杜拾遗来指代杜甫，用王右丞来指代王维。现代人继承了这种用法，比如“王科长”“李校长”，等等。
地望相称在今天用得少了，但在古时却很常见。如韩昌黎指代韩愈、柳河东指代柳宗元、王江宁指代王昌龄等。
至于排行相称，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就更多了，武大郎、杜十娘都是例子。
我国注重族系血缘，因而亲戚间支系庞大。相对应的就是对亲属的称谓繁杂。又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因此形成了对同一个亲属可以有不同的称谓。
就拿对父母的称谓来说，就有爸、爹、父、公、翁、尊和妈、婆、母、娘、慈、堂等诸多叫法。针对父母双方的称谓也有父母、爹娘、郎婆、上下、堂上和考妣这些常用的说法。
其中，考妣这一称谓的用法不尽相同。《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这里的考妣是称呼已死的父母。父死后称“考”，母死后称“妣”。而考妣也有用在生人身上的。如《尔雅·释亲》中：“父曰考，母曰妣”，晋郭璞注引《苍颉篇》：“考妣延年。”
因此，现代人认为“考妣”只用于先人、亡人身上的说法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