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驰兮离常流，

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仅兮水维缓。

——（西汉）刘彻《瓠子歌》（节选）

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累积了百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京师之钱和多如山积“腐败而不可食”的太仓之谷。城市物丰民富，当时的长安城比西方的罗马城大三倍之多。汉武帝就是这样坐在金山银山上开始了他波澜壮阔、雄奇瑰丽的政治生涯。

汉武帝少年即位，野心勃勃，立即发布求贤诏，先后召集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贤良，请教兴邦之策。武帝先后颁布三道诏书，究“天人之际”，问“古今之变”，求索“治国之道”，史称“天人三诏”。他还鼓励天下吏民直接上书给皇帝，建言献策，朝廷还专门设置了管理上书事务的公车司马令，称为“公车上书”。其中，文学贤良董仲舒针对“天人三诏”连上三篇策论，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并倡言“君权神授”，主张“三纲五常”，以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来全面维护封建统治。这种思想正符合野心勃勃的少年武帝的雄心壮志。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提拔其为江都相，并选用了一批儒学人才。从此以后，黄老之学等各家思想被排除在官学之外，终止了汉初以来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专用多欲进取的儒家政治学说，王道霸道交错为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武帝开诚布公的人才政策下，主父偃、徐乐、严安、朱买臣等政治家都通过上书建言献策得到重用，成为武帝倚重的能臣。武帝还通过设立太学、乡学，创建举贤制度，首开中国历史上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先河，形成了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官制度。

在广招人才之后，武帝还积极着手进行朝廷人才改组。他首先批准丞相卫绾告老还乡，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任命其母舅田汾为太尉，掌管军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病逝，汉武帝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立即擢升田汾为丞相，并清除窦太后安插在朝廷的党羽，开启武帝集权时代。

武帝继位后，开始裁减相权，提高皇权，改变汉初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从汉初开始，丞相就是百官之首，相权可以抗衡皇权，以防止皇权的滥用。皇帝也尊重丞相，丞相举荐的官员可以出任九卿郡守，并且对这些高官有先斩后奏之权。如果丞相没有犯下大错，皇帝是不得轻易更换丞相的。武帝希望自己独揽一切大权，实现皇权专制。于是，他在登基后的六年内，先后免除三位丞相，打击了丞相久任的传统，对相权形成了予取予夺的绝对支配权。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再次改革丞相制度，扭转军功贵族的专权传统，任用出身寒微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随后封其为平津侯。像公孙弘这样出身卑微的丞相，没有权势背景和经济实力与皇权抗衡，只能对皇帝唯命是从。在公孙弘之后，丞相的地位越来越低，朝廷商议大事都可以不通知丞相。不仅地位低，丞相作为“百官之长”，一旦发生大事，会被皇帝问责，成为替罪羊。沙场老将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他吓得跪倒在地，老泪纵横，苦求另选贤能。武帝拂袖而去，没有答应公孙贺的请求。几年后，公孙贺因儿子犯罪而被夷灭三族。武帝在位期间共有十二位丞相，多数不得善终。丞相的权力就这样被消除殆尽。从此之后，汉帝国无为而治的皇帝开始亲理朝政，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踏上皇权专制之路。

武帝从剥夺丞相的权力开始，一步步削弱朝廷官员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增设了有利于皇权统治的内朝制度。他将少府属下一个主管文书档案的机构“尚书”提升为参议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构，与“侍中、中书”联合组成“中朝”，成为决定国家大事的决策机构。后来，他又任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自己亲自挑选的天子宾客，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严安、东方朔等人，成为亲信顾问，帮助他总揽朝政、控制全国的文武百官。

在调整朝廷内部权力格局的同时，武帝还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汉武帝时，中央与地方的主要权力博弈还是汉朝廷与诸侯王国的权力之争。这时期，除了边远地区的南越、东越、闽越等少数民族异姓诸侯王国，还有内地的刘氏诸侯王国。景帝期间的七国之乱后，朝廷采取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对诸侯王国削地夺权。到武帝时期，诸侯王国虽然已经无力与朝廷对抗，但并没有停止与朝廷的争斗。

为了摆脱朝廷的控制，一些诸侯王想尽办法铲除朝廷任命的官员，如胶西王刘端“杀伤二千石甚众”，赵国敬慎王刘彭祖捏造罪名将朝廷派遣的相国或杀死或判刑。一些诸侯王骄奢淫逸，危害乡里，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激化了政府与地方百姓的矛盾，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这一法令实际上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议的延伸和法律化。《推恩令》使变小的诸侯国又划出更多小的诸侯国，实际上是以“推恩”的名义一步步分割其土地和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各封国的力量，加强了朝廷对全国的控制。与此同时，武帝还以各种理由对诸侯国剥地夺权，如借口诸侯国所献助祭的“酎金”的成色不足或分量不足而削地夺爵。武帝还下令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充当诸侯的官吏，以防止诸侯招揽人才、结党营私，并从重制裁朝中与诸侯王结党营私的官员。这些措施，将诸侯王置于孤立无援并受到监视的境地，使诸侯国的地位和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到武帝后期，诸侯国中，大者不过一郡，小者只有数县，并且只能衣食租税而不能治民，完全没有条件与朝廷相抗衡。从此之后，终西汉一世，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再无藩镇之患。

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武帝还利用酷吏打击豪强权贵。秦始皇扫除六国之后，曾迁徙山东诸国的豪富到关中。汉高祖刘邦曾迁徙山东十万户贵族入关中。汉武帝也曾迁徙豪富大户到茂陵。由此以来，长安周围豪强势力日益强大，一些豪强欺压乡民，破坏法纪，加剧了与朝廷的矛盾。在豪强与百姓的矛盾中，社会上产生了一些“游侠”，他们以义标榜，却形同盗贼，形成新的恶势力。

为了对付这些豪强和恶势力，武帝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利用酷吏镇压和打击这些不法的豪强贵族。这些“酷吏”不仅以残酷的手段镇压豪强，也以残酷的手段屠戮百姓。他们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标准，甚至蔑视法纪，为非作歹。这些酷吏得到武帝的许可之后，“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经常“拘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武帝正是看重酷吏的残忍和无所顾忌，才放手让他们对付豪强。酷吏队伍本身也很复杂，有“斩伐不避权贵”“执法行治，不避贵戚”的贤臣，也有胁肩谄笑、阿谀献媚、贪赃枉法之徒。这些酷吏有些原本就是豪强，有的当上酷吏之后成为豪强。最终，他们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不少人死于非命。

在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的同时，武帝还辅以相应的经济措施——“算缗”“告缗”，大力征收商人资产税。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和文帝景帝都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社会环境宽松，放手让人们自主经营。一些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迅速集聚大量财富。他们不仅“不佐国家之急”，不愿资助朝廷和国家的发展，还以财力侵吞小民，挟持王侯贵戚，危害社会稳定。武帝中后期，因征讨匈奴，国库亏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汉朝君臣都将目光投向了这些富商巨贾。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所谓“缗”，就是穿钱的绳子。算缗就是规定纳税的办法；告缗就是举报逃税的人。“算缗和告缗令”的主要内容有：让商人和高利贷者自报财产数额，并以此为据征收营业税；对手工业者收取营业税；对非官吏所拥有的车船收取资产税；不如实呈报资产数额的，一经发现，没收财产，并罚当事人戍边一年；有揭发者，以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禁止市籍商贾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土地和财产。

算缗和告缗政策的推行，将富商巨贾的财产转移到汉朝廷的国库中，使一些富豪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缓解了财政危机，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豪强的恶势力。但是，这种没收财产的方式也是一种抢劫政策，一些大商人往往身兼官职，凭借特权可以逃避法令，真正受害的主要是中小商人。这种政策严重地摧残了商业，致使人们不敢再聚集财富，而选择及时行乐。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武帝下令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亲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物价平稳，刘汉政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除了实行算缗和告缗政策，武帝还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官有。西汉初年，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除收税之外不加干涉。在汉初的黄老政治环境之下，经营盐、铁的商户迅速暴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大财主。随着朝廷财政危机的加剧，武帝决定把盐、铁的巨大利润从商户手中夺回。武帝任用大司农属下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孔仅和任侍中桑弘羊负责盐、铁经营事务。东郭咸阳和孔仅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桑弘羊则是洛阳商人之子，都是精通财税的专家。在他们的建议下，武帝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在全国设立盐官和铁官，凡私铸铁器或煮盐的人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将铸币权收归朝廷，禁止郡国私铸钱币，改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统一铸造五铢钱，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各地以其土特产为贡物，由官方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通过这些措施，将过去富商巨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权利收归朝廷。

在抑制商业发展的同时，武帝极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全国兴修水利，开通了龙首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漕渠等水利灌溉工程。武帝还重视各地水患的治理，将治水视为关系“国之利害”的首要政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四月，武帝派遣汲仁、郭昌征发数万人治理黄河，并亲临黄河瓠子决口处视察，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祭祀河神，写下了两首著名的《瓠子歌》。

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出现了史学宗师司马迁、儒学宗师董仲舒以及文学宗师司马相如等。

汉武帝一生，功过参半。他一改汉初的无为政治，积极进取，斗志昂扬。他削夺诸侯国，彻底解决了汉朝的藩镇之乱，巩固了汉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开创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制度。然而，他穷兵黩武、挥霍无度，致使财政亏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他又对百姓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抑制商业，再次造成国富民弱。他生性多疑，薄情寡义，最终导致巫蛊之祸、父子相残。虽然他晚年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错，有著名的“轮台罪己”，并修正政策，重新恢复与民生息的黄老政治，在后期创造了“昭宣中兴”，但依然无法阻止汉王朝颓势的到来。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在公元前的时代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并闻名中外。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cvzTTJGlXsu58xy9JBLn5Ru5peVkgIFzYgxCM+e4ndojn1YRFxSb4PsylG2F5a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