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火稍西倾，夕影遍曾城。

高天澄远色，秋气入蝉声。

——（隋）薛道衡《夏晚》

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在我国古代，工业相对落后，农业一直是第一生产力。经过多年战争的摧残，大量百姓过着逃亡生活，田地无人耕种。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让百姓的温饱得到保障，从而保证国家稳定发展，隋文帝决定重施均田制。

均田制出自北魏时期，政府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百姓耕作，土地为国家所有，待到耕作一定年限后纳入农户名下。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并不在均田制范围之内。

北魏初年，北方长期陷于战火之中，百姓流离，饿殍遍地，户口迁徙，荒芜的田地无人耕种，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出于多方面考虑，北魏政府把统治下荒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制。他的目的不只是解决财政问题和农民温饱问题，建立这套限额授受的土地制度还可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减少被统治者的反抗意识。将劳动力与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的同时，政府也提高了对农民的控制力。通过依照官品授永业田（隋以后）等方式，维护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隋朝初期，国情与北魏的状况如出一辙。隋文帝开始施行均田制，规定官员的永业田与其品级相适应，上至诸王，下至都督，多至百顷，少则四十亩。与此同时，其余官员依照品级高低授给职分田（职田），面积自一顷至五顷之间。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免收妇人和奴婢、部曲的租调，也取消了他们的授田。诸王、都督等都分到了不同份额的永业田，从四十顷到一百顷不等。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全部依照后齐的制度。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癣田，以供公用。

隋朝规定十八岁为“丁”，二十一岁为“成丁”。成丁后可授予田产，同时需要纳税、服役，到六十岁则将田产归还国有。隋朝授予露田、桑田制度和北齐如出一辙，但狭乡每丁仅二十亩。而贵族官吏有受田之优待，永业田可多至百顷，少至五顷。因此，隋朝的均田制度与北魏相比有所变动。

均田制对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解决温饱奔小康的希望，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国库充盈，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不仅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而且促进了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统治。

最后，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吸引了北方百姓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向封建农民良性转化，对北方民族大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均田制确实优点众多，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它的弊端也逐渐凸显。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导致均田农民受田，一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之后充公，但实际上能充公的很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再加上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国家可支配的土地逐渐减少。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能力薄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地主自然而然地就兼并了他们的土地。

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就被逐渐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破坏。隋末农民起义后，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重新推行均田令，成效显著。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最终瓦解。

历代对均田制的评价都是相当正面的，但实际实施中始终是容纳了土地私有，并未主观上强行征用当时地主等私有土地，而是将官田分而民用，故有史家评称均田制乃地主经济中的一种折中。

均田制的实行需要先决条件，朝廷需要有大量可支配的土地。北朝时承接了五胡十六国战争频繁产生的大量荒地，令朝廷能利用这些荒地对农民进行授田。但随着经济之壮大，荒地越来越少，朝廷能用来授田的土地也逐渐减少。加上朝政的日趋腐朽黑暗，均田制在武周末年形同虚设。

自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下令将南北朝的货币统一改换为五铢钱。五铢钱在隋朝分为两种，隋文帝时期铸行“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隋炀帝年间铸行“五铢白钱”。为了增强流通性、保证钱币质量，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斤二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合乎标准才入关，否则回炉重新铸造。 AwGk6Y6ybgf1XpjUlzZCpCbOzWaEupwLbvXH+22Hf3NdAY8llw7iiZfJOt/2oB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