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太守岑公孝，

弘农成瑨但坐啸。

——（东汉）佚名《东汉歌谣》

曾经的普六茹坚已经是隋文帝，北方的各族人民也已经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建立的是一个版图广阔的帝国，比起曾经那些地方小国，大隋更加难以管理。如果沿袭旧制，大隋同样将步前朝之后尘。睿智的杨坚早已洞察这一切，无论前路如何艰难，他都要大刀阔斧，誓为万物革新。

新旧王朝的交替是国家的一次重新洗牌，随之而来的是多如牛毛的问题。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杨坚要解决的应该是最重要、最主要、最棘手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对中央官制的改革，地方建制的改革，法制建设的改革。只有解决这些关键问题，那些小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国家才能逐渐步入正轨。

政府内部的建制对国家至关重要。杨坚要对中央官制进行改革，他要将北周的六官制改成三省六部制。在北周以前使用的是六官制度，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别为大冢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寇、大宗伯、大司空。这六官的等级互相平行，当时朝廷中由鲜卑人和汉人构成，如此可以保证当时的汉人与鲜卑人官职的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大的隋朝需要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体系，六官制则与时代格格不入。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杨坚将汉、魏的两种制度巧妙融合，创设“三省六部制”。其中三省分别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内史省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负责诏令的审核工作，其行政长官为纳言；尚书省主要负责诏令的执行，其行政长官为尚书令。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因此通常位置空缺，执行主要靠副官左、右仆射。而国家的宰相由三省的领导共同担任，杨坚命高颎、李德林、苏威分别掌管尚书省、内史省、门下省，再加上掌管禁军的杨惠，构成了开国的四大柱石。

尚书省下设六部，分别为：吏部、礼部、都官、度支、工部、兵部。这些机构是国家主要的政务执行部门，主管国家的经济、礼仪、工程、军事等各个方面。

三省六部制与汉代的三公九卿制相比有很大改进。首先，宰相由某个个体变成了机构的负责人。汉朝时期宰相（太尉、司徒、司空）权力很大，天子与宰相之间矛盾突出，隋时则是先有机构后有个人，宰相的职位是流动的，如此一来宰相的权力被削弱了，皇权就得到提升。其次，这种制度意味着决策权与行政权的分割，将诏令的起草、审核、执行权力分工，也就意味着对宰相权力的分割，从而提升皇权。再次，对于决策的程序性分离，意味着只要决策的其中一个环节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这样可以避免许多行政失误。

其制度主要达到三个目的：加强君主集权、分割宰相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只有符合社会的发展进程，才能够富有足够的生命力，而这三个基本原则都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三省六部制”创立后，一直被沿用到清朝。

不仅中央官制需要进行改革，地方建制改革也迫在眉睫。隋朝建立之初采用北周的制度，当时国家地方分为州、郡、县三级制管理，州、郡、县的数量非常之多，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分得太过细致，以大隋的国情来看，根本不需要如此繁多的地方机构。

其实，前朝各国早已了解此建制的弊端。由于中原各国分裂对立，各国为了笼络人才，就用官职拴住他们。官职不够用就扩充数量，过多设置机构，就是为了赏赐功臣。如此一来，每个机构都需要许多财政开支，百姓赋税加重，形成了“十羊九牧”的局面。

大臣杨尚希给杨坚上了一道奏文，他的解决方案是“去闲存要，去小为大”。但是，这种方法很难实施，因为什么是“闲”，什么是“要”，非常难以界定。经过反复斟酌，杨坚决定直接砍掉一个层级，把郡全部撤销。政策实施以后，地方行政开支明显下降，有效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杨坚打起了地方佐官的主意。自秦汉以来，对于地方的管理，朝廷只派几名主要长官，地方佐官（中、下级官员）都由地方长官直接任命。地方长官通常会任命地方高门大族作为佐官，这些高门大族不仅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自身在当地就有很强的威慑力，非常方便管理。这种方法虽然方便管理，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久而久之，地方长官会完全倚仗地方佐官，整个天下也就变成了高门大族的天下。全国的地方大族把持地方政治，对中央形成巨大威胁。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裁掉所有地方佐官，这些职位由中央派人担当。为了保证这些官员的行政能力，中央实施考核制度，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根据成绩决定去留。高门大族再想搞割据就非常困难了，这种制度也使国家内部更加稳定。

隋文帝杨坚不仅英明睿智，而且很有远见。他非常重视法律，认为只有建立合理的法律制度，国家才能走向正常轨道。遥想当年，就是因为北周法律制度不健全，杨坚才有机会篡权，因此他要吸取前人的教训。

杨坚纠集一众大臣修著法律，经过君臣的努力，终于著成了法律典籍《开皇律》。《开皇律》是中国古代法典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之后又传到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开皇律》规避了前朝法律的几大弊端。首先，前朝法条有一千八百多条，由于法条过于细碎化，导致百姓会莫名其妙地犯罪，久而久之，激起百姓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百姓干脆不再守法，国家法律失去了作用。杨坚以法律从简的原则，将大隋法律减少到五百多条，百姓知道什么事不该做，就规避了动不动就犯法的现象，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国家也就趋于稳定了。

隋朝的法律在量刑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将一些灭绝人性的酷刑废除，剩下的只有死刑、流放、徒刑、杖刑、笞刑。在定罪方面，隋文帝不赞成刑讯逼供，如此一来，减少了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

经过一番整顿，中央集权更加稳固，国家逐渐走向正轨，而今后的路还很长，建设大隋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恶不赦”这种说法是从隋文帝时期开始的，十恶就是十大罪状，这十大罪行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即使隋朝法律宽容，也不会对这十条罪名减刑。 XDBsYvkbEAxUG8sh2O/H1vdatVxk5TVoQgG/1kuasXTDepIOt9NpL1qAPowdPx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