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旨丁宁画一颁，

尽驱黠吏革贪官。

若行两事无他事，

民命那无一线宽。

——宋·陈杰《贾鹿泉屡约一出小诗代行十首其一》

太祖朱元璋一直认为，元朝乃至所有朝代的覆灭，都和贪官污吏的腐败盘剥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治理贪污问题时，特用重典驭下，律令具体规定为：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官吏受贿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九十，每增五贯罪加一等，至八十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并剥皮楦草，以正视听。“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空印案和郭桓案都是在整顿吏治、严惩贪腐的背景下发生的。

明朝时，地方政府每年都需派人至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数据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就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按《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解释来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肯定会有损耗，所以开始运送和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但“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原本朱元璋对此事是全然不知的，后来偶然获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其中必有奸情，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的主印长官全被处死，佐贰官（副手）则一律杖罚一百、发配充军。一时之间，株连者甚众，死者数百人，发配者数千人。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

《明史·刑法二》在记载郭桓案时，曰：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

一、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如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中饱私囊。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

《大明律》在内容上较《唐律》有许多变更，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增加了“奸党”一条，其中有些规定如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为此，明太祖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其后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小富百姓，遭到抄家破产的人家不计其数，“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百姓对此怨恨极深。

最后，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怨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统称为明初四大案。因四案而死者至少十万人。

官员们不仅要防止政治牵连和腐败，连说话写字都要小心翼翼，因为祸从口出，太祖可是连谐音都不放过的。 0bmu2rmWLJTCoyDYsJl7YOdVrVJXVmSUtEg8ZKKRphJHb0nJpnfzGqXzdye7XM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