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忻馀庆，畅武悦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

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

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

——唐·李世民《重幸武功》（节选）

明成祖死后，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但仁宗在位一年就仙去了，皇位又传给了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改元宣德。所以，仁宣之治实际上讲的是两位皇帝。开国的两位皇帝已经把大明的江山牢牢稳固，接下来即位的皇帝自然可以行守成之治，让老百姓过几天清闲日子，不必过于劳民伤财。

仁宗即位后，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而且对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这种做法有效缓解了明初时恐怖的政治气氛，为自己赢得了人心。与此同时，仁、宣二宗又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鼓励大臣直言政事，不要害怕会被治罪。仁宗对大臣说过：“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以为戒。”宣宗即位后也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所以仁宣时期，阿谀奉承者少，实说政事者多。

这一时期的用刑也要审慎许多，仁宗对刑部和都察院说：“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在他统治的短暂时间里，还废除了一些严刑酷法，如不许“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入宫刑，绝人嗣续”，还规定除了谋反的大逆不道者外，其他的犯罪都不要实行连坐法。宣宗即位后还注重教化，“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级官吏宜普及法律知识，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在农事上积极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缓解阶级矛盾，使经济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仁宗和户部说：“农者生民食衣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侯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宣宗即位后延续了仁宗的政策，他曾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

由于军事上战事减少，宣宗就颁布屯田法，令军队屯田，“海内无事，军士量留守备，余悉屯种，所收足以给衣食，则国家可省养兵之费。”宣宗二年还撤出了镇守安南的军队。而且两个皇帝还都特别节俭，朱瞻基遵照朱高炽的遗嘱，力主俭朴，别的皇帝耗费几年修建一个陵墓，朱瞻基三个月就把仁宗的献陵建成了，为后世的皇帝做出了表率。

明朝前期有官、私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分番劳动。明代的私家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苏杭一带的丝织业中心和松江和芜湖一带的棉织业中心。瓷器制造是明代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景德镇仍是制瓷业的中心。织染业中的棉纺织业尤为突出，官办手工业工场已经开始使用印花机，一般农民也是“织机十室必有”。明代中叶以后，私营手工业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以上这些措施，为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生产上，粮食产量继续增长。洪武年间平均每年税粮两千余万石，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平均每年税粮增至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官私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可是在如此盛世之下，还是有人不服气，想要发动叛乱自己当皇帝，他就是汉王朱高煦。

仁宣之治结束了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实行的高压政治，继承和发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宽仁政治。经过仁宣之治，社会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仁宣之治由仁宗和宣宗共同创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处，一是这两位皇帝均自称是守成之君；二是他们所实行的仁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一味扩张转为稳定内部。守成即守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旧。名曰守旧，但却实行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这就是仁宣之治的进步之处。 /4mJHK/ija1K+SmMICKxTXx52YiTOGIvlnAWvF+rOC/UUyzErvu8e5H6oXlfBx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