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

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

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唐·钱起《送僧归日本》

在永乐盛世之下，农业发展有条不紊，百姓富足安康，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绸和陶瓷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喜爱和欢迎。造船业非常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明显。明成祖决定派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扬大明王朝的无比威仪，“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且据说还授予了三保太监郑和秘密的任务，那就是寻找建文帝，“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郑和下西洋一共进行了七次（公元1405年—公元1433年），其间发生了不少奇闻逸事。

在与东方的联系上，明朝主要是和日本、朝鲜来往密切。朱元璋从建国开始，就对周边国家采取怀柔友好政策。他派遣使臣前往日本，日本也多次派遣使者到大明进贡，两国自元朝以来中断了一百多年的邦交得以恢复。另一方面，明初之时日本国内南北分裂、战乱频繁、经济凋敝，一些没落武士、失意浪人和走私商人遂逃往海外掠夺财富，他们经常在大明沿海进行武装抢夺，这就是倭寇。

洪武年间，中日虽然恢复邦交，但联系并不密切，其一是因为倭寇持续骚扰沿海，其二是因为日本国内正发生争位斗争，朱元璋拒绝私自前来的日本使者。而胡惟庸案之后，又有传言胡惟庸与倭寇通事，所以这时两国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明成祖即位之后，遣使者将登极诏书传谕日本。永乐元年，又派使臣出使日本，刚要出发时，日本使者先一步来到大明，进呈新国王足利义满的表册和贡物。足利义满在禅宗僧人的描绘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仰慕之情，在使节所递文书中自称“臣日本王”，愿意就贸易和打击倭寇海盗问题与明朝进行合作。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成祖看后大为欣喜，遣使回访后，双方和好，交流变得日益密切，日本还派留学生前往明朝学习。

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协议规定，日本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日本在足利义满当政期间，多次将抓获的海盗进献给大明，履行了协定的承诺，但这种关系又被义满的后继者、他的儿子足利义持破坏了。在义满去世时，永乐帝就告诫后继者要继续履行承诺镇压海盗，不过义持认为他的父亲走入了歧途，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拒绝接待中国使团，采取孤立主义的政策。这样，中日两国邦交再次停滞，而私下的商业贸易却仍在继续。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兵变，辛禑让位于其子辛昌，而后辛昌又被李成桂废掉，改立王瑶。洪武二十四年，李成桂废王瑶，自立为王。洪武二十五年请求大明册封，朱元璋痛快地答应了。同年冬天，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明成祖即位后，两国联系进一步加强。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朝鲜王子李禔来京，成祖十分高兴，不仅赏赐了大量金银绸缎，而且在李禔回国时还亲自写诗相送。待到大明迁都北京之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国不敢望也”。为了这种关系的持续发展，朝鲜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明朝学习。这带动了朝鲜自身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明朝活字印刷术影响下，朝鲜在十五世纪首创出铜活字印刷术，从而大大改善了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

明朝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也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朱棣经常派遣外交使团，送礼给女真人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就派了第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对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进行笼络，使团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同年十二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时期，在满洲设立了一百七十九个卫和二十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这种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使明朝初年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使得其自身地位和全国统一形式得到巩固。

除了这些和平的外交举措外，明成祖朱棣也南征北战，御驾亲征，慑服来犯之敌。 BQrHKDWTx8CsHNDbrmR1+8W6NhE5yDpnRoFlkY53Uxo5pnuFPyqKLSRDg58+6V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