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为一本抑郁症类图书撰写的序言中说：“抑郁就像当官，当得好好的，忽然被降了一级，天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没得说了。”在小崔之后，越来越多的明星敢于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民众对“抑郁症”的了解也逐渐深入起来。

写作本身不失为一种心理治疗方式。许多作家、作曲家、画家凭借艺术创作解决精神障碍、抑郁、恐惧等人类天生要面对的问题，但也不乏写作者陷入抑郁中的案例，如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理想追求与所处阶级的矛盾中挣扎着。

抑郁症可分为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轻度抑郁以一种挥之不去的愁绪萦绕人心，如同氧气锈蚀钢铁一般。轻度抑郁症病人异常敏感，微不足道的变化就能引起其巨大的内心危机，愁苦将快乐、平和等情绪通通挤走，愁得人眼神呆滞、动作僵硬，甚至伤及骨骼和心肺。陪伴托尔斯泰终生的是持久的、弥散的轻度抑郁。

出身贵族，世袭伯爵决定了他与下层劳苦大众的阶级距离。带着善良与爱生活在污浊的环境中，托尔斯泰年轻时染上了贵族社会的不少恶习，他酗酒、赌博、不务正业、私生活放荡。这些堕落之行在他的《忏悔录》中得以体现，中年时的托尔斯泰严格地批判了十几二十岁的自己。

他将心灵的堕落归结于“没人给我灌输过任何道德观念，绝对没有”，他学着身边的大人抽烟、喝酒、淫乱、打人、理所应当地被人伺候，一切都是模仿。而且，身边的大人鼓励他自暴自弃，放弃道德，一旦他想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便遭受轻视和嘲笑。任何坏的东西，虚荣、权力欲、自私、淫欲和愤怒都会得到尊重。

俄罗斯男人大都酗酒如命，赌博成性，这些毛病，托尔斯泰一并拥有。海子在他的诗歌《给托尔斯泰》中写道：我想起你如一位俄国农妇暴跳如雷，的确，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托尔斯泰时常跳出来指责贵族阶层。他痛恨自己是一个地主，于是热心参与社会改革活动，还打算把土地分给农民。

托尔斯泰的出身和他的道德信仰决定他是一个矛盾体，终生无法摆脱心灵上的折磨。他痛恨俄国社会的不公，抨击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从《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这个形象可以看到现实中的托尔斯泰，他善于思考，对哲学研究颇有兴趣，并且致力于农事改革，可惜他本身就是地主贵族出身，他的抨击对象、改革对象和口诛笔伐的对象中就包括了自己。

晚年的托尔斯泰陷入焦虑状态，抑郁症的折磨使他每天都在质问生命的意义。在家里，他脾气暴躁，难以与人相处，三番五次地离家出走。从1860年开始，托尔斯泰便陷入了精神危机，1873～1877年，他经过12次修改，写完并发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完全放弃了小说写作，将兴趣转向哲学、宗教方面，他宣称：“艺术不仅是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由于写作大量论战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被查禁，他和教会也发生了决裂。

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探索了自己的抑郁倾向。《忏悔录》帮助他粗浅地分析了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断否定自己，认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回想起年轻时代的生活，托尔斯泰说：“我在战争中杀死过人，找过人决斗想送掉他的命，我打牌输了不少钱，挥霍农民的劳动成果，还惩办过他们。我生活腐化，对爱情不忠；我撒谎骗人，偷鸡摸狗，酗酒斗殴……凡是犯法的事我都干过。而干了这些事我的同龄人至今一直把我看成正人君子。”

人们在司空见惯的日子里过生活，托尔斯泰却觉得一切都不正常，或者反过来说，世界是正常的，只有他发疯了。他自己也承认，“我知道，我是疯子”“我在这疯人院里难过极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我折磨都是托尔斯泰为了减轻内心愧疚感而采取的行动。他开始讨厌人情世故，拒绝亲友间的应酬，不出席贵族宴会。他还戴着草帽，穿上旧衣服在农田里干活。这一“改变”发展到极致，他想要解放他的农奴——把他的田地分给农奴。同时，他还打算把他的著作版权无偿捐给社会。

82岁那年，托尔斯泰最后一次出走，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了。1884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走，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缺乏力量，不得不返回家中。他为自己的庄园生活感到羞耻，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他又逃脱不掉，他想要放弃家产和著作版权，把自己的利益纷纷送给穷人，以求得良心安慰，这一决定让他的妻子大为光火，还招来了企图窃取版税的小人。

在与妻子的“战争”中，托尔斯泰奉行的是“不抵抗主义”。他把错误归结到自己身上，原谅他人的错误，这种宽容谅解的态度导致他的晚年生活并不美好，或者说，充满了责难。他以出走的方式表明自己与贵族生活的决裂，即与托尔斯泰夫人的决裂，虽然为时已晚，他依然想要过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

1910年11月10日，凌晨5点不到，托尔斯泰带着日记、铅笔和羽毛笔离开了波良纳庄园。作为俄罗斯最著名的人口失踪事件，两天之后，托尔斯泰的出走引起了轰动。媒体猜测，他为什么要离开？有人说他踏上了心灵的旅途，有人说他只是想逃离婚姻的麻烦。

几天之后，托尔斯泰病倒在火车上。寒冷的天气使他患了肺炎，他不停地咳嗽、发高烧，以至于他的私人医生只能带着他在阿斯塔波沃（Astapovo）车站下了车，7天之后，托尔斯泰病逝在简陋的站长室里。 dB2s2FmZV+2O+69IF51Ixfrwgd/LRGQjKPVhthSCtgiR0dvmkbvrXcyjPeFMla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