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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我们已经发现了数百光年以外的星系，研究了比原子还小的粒子，但我们仍然没有解开这个位于两耳之间3磅重的物质之谜。
——奥巴马宣布启动“脑计划”（2013年4月2日）
由于欧几里得（Euclid）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人的贡献，我们对掌控物质世界的数学原理已经有了合理的理解。站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爱德温·哈勃（Edwin Hubble）这些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知道地球只是在宇宙数以亿计的星系中由于大爆炸所留下的尘埃。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向我们展现了生命是由数不清的不断演进的化学反应所组成的，事实上只不过是普通的物理变化。
只有意识产生的过程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尚未明晰。我是如何思考的？思考着的“我”到底是什么？如果出生在其他时间、地点，或者不同的身体里，“我”会不一样吗？“我”睡着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和死去的时候会去哪里？所有这些都来自“我”的大脑吗？或者“我”是由特殊的思想物质所构成的精神的一部分吗？
这些恼人的问题难住了许多聪明的大脑。1580年，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哀叹，他无法在前人所写的关于灵魂性质的文章中找到线索——前人对于灵魂的性质和在身体中的位置都持不同的观点：“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希罗菲卢斯（Hierophilus）认为灵魂位于脑室；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它充满整个身体；伊壁鸠鲁（Epicurus）认为在肚中；斯多葛学派则认为灵魂在心脏内部并环绕心脏；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认为在血液里；盖伦（Galen）认为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灵魂；斯特拉托（Strato）则将它放在眉心处。” 6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这200年来，常规科学都没有触及意识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界定不明的领域，它的主观性使客观实验无法进行。多年来，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去接触这些问题：年事已高的科学家对意识进行推测只能被看作是可以容忍的爱好。认知心理学之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在教科书《心理学：关于精神生活的科学》（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Mental Life , 1962）中提出了一条带有官方性质的禁令：“意识是一个被千百张嘴说烂的话题……也许我们应该禁止这个话题10年、20年，直到我们能够对那些被‘意识’所模糊的不同用法提出更准确的术语。”
这确实是一条禁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我们在组会上不可以使用“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词。当然，我们都通过某些方法在研究意识，比如让被试（参加实验的人）对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进行分类或者让他们在黑暗中形成心理图像，但是这个词本身一直是个禁忌：严肃的科学出版物都不用这个词。即使实验人员在被试意识知觉的阈限上快速呈现图片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在乎被试是否看到了这些刺激。总体来说，除了某些重要的特例 7 ，使用“意识”这个词没有为心理学增加任何价值。在逐渐出现的认知科学的健康发展过程中，心智的运作仅仅被描述为信息加工之类的操作以及在分子和神经元层面上所执行的功能。意识的界定被认为是没必要的、过时的，因而一直模糊不清。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现今关于意识问题的研究被置于神经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还有自己的科学协会和杂志。同时，人们开始解决笛卡尔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产生主观观点的，如何自由地运用这些观点并传达给他人的。这本书讲的就是意识的研究是如何峰回路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