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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划分成东方和西方，是近代西方人轻视东方的一种创举。中国人喜欢说四海一家，因为东方和西方不容易也不必加以划分。今日，“地球村”已经逐渐形成，东西文化交流互动，彼此更难区分。勉强分辨东西文化的差异，完全是出于研究、分析、比较的便利。划分的目的，不在分高低，不在比好坏，既然天下一家，就应该知己知彼，互相了解。文化是生态环境与生活经验互相影响的结果，各有各的花样，实在谈不上好坏、高低与善恶。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句话现在相当流行。但是，这句话，却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
注重环境保护的人士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把它毁坏了，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彼此密切相关，任何人的破坏举动，都会使其他的人遭殃。以前一家人祸福与共，现在则是全世界的人祸福同当。
重视文化交流的人士指出，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应该同心协力建造共同生活的“地球村”，和平共存，彼此尊重，过上和谐、幸福的日子。
研究地球科学的人觉得，人类已经在这一个地球上生存了三万五千年之久，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却始终弄不清楚它的真面目，因此希望大家一起用心，来了解地球，爱护地球。
本书的着眼点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地球，为什么同样是居住在这一个地球上的人，却有这么多有分歧的观点？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说不清。
近年来流行抗争，好像无事不可争，而又无事不必争。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为什么会每一个角落都纷争不断？人类爱好和平，却纷争不断，必然有缘故，一定有理由，因此要从根本上探讨纷乱的根源。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大家都是地球上的居民。为什么长久以来，彼此打来打去？不论是为了土地、财富，还是为了宗教、意识形态，说起来，就是意见不同才大打出手。
意见为什么不同呢？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在他所著《方法论》中明确地指出：
“人们的意见之所以会有不同，并不是因为各人的理想有好有坏，或者想象力有优有劣，而是因为对于宇宙万物的观察法及观察的处所各不相同。”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只要立场不同，很可能意见就不一致。东方人和西方人各站在地球的一端，立场不一样，所以对于事物的看法便不相同。
东西方的划分实在十分困难。既然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就只好用一种比较模糊的概念，把非东方的称为西方。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西方在右手边，而东方在左手边，因为中国人喜欢坐北向南，常说天南地北，所以如此。而西方人却和我们相反。
西方人发现，一切生物原本都发端于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为二，二分裂为四，四分裂为八，这样持续分裂下去，由简而繁，才构成宇宙万物。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是西方人观察地球所得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Plato）的学生，也是他的修正者和完善者。亚氏丢掉幻想，一切都靠实实在在的观察。西方人运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事实，可以说是受到了亚氏的影响。
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这会不会引起印度和日本的不满？我们姑且不去管它。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时候“舍我其谁”，应该是相当合理的。
中国人从东方审视地球，用的不完全是观察法。我们喜欢在观察之外加上深切的体会。就方法论而言，体会法是不被西方学术界认可的，一般西方人也弄不清楚什么叫作体会法，但是中国人却时常用它，而且对它十分亲切。体会的前提，是认为自然界和自己的生命为一体，别人和自己也可以相通；将心比心，比较容易体会外界或他人的感知。体会不是完全靠思索，要有活动才可能体会。每隔一段时间，换一种角度，若是结果依然如此，便可以证明自己的体会相当正确。
老子所关心的是：怎样消解纷争，以获得安宁。他审视地球，终于体会出宇宙的生成法则，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好像是东方人审视地球获得的代表性答案。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面对这一事实，东西方却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
西方的看法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东方的观点则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初看起来，东西方的结论并无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一致。有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的看法相同，因为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道理。
细想起来，东西方的答案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有人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彼此看法不同，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认为是就为是，人认为非的便是非。”问题是这句话所指的“人”究竟是谁？如果是普遍性的，指整个人类，就相当客观；若是个人性的，指个体的人，那就十分主观。
“一分为二”和“一生二”，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变成二”，真正探究“一怎么能变二”，那就各有各的道理了。
东西方都极力追究“一何以生二”，因为它是“一分为二”或“一生二”的根本问题，非设法解答不可。
马绍伯先生穷毕生之力，探究“一何以能生二”，因为这个问题获得解决，其他“二何以能生四”“四何以能生八”或者“二何以生三”“三何以生万物”，也都迎刃而解，用不着费心了。
他在自己所著书中明确指出：
“一何以能生二，主要由于一是由二构成的。中国的太极图像，即充分表明此点。”
但是，他又说：“中国古人由一去看二，总是看见二，虽然相克，却也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相辅相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一内涵二”。
“一内涵二”和“二构成一”都是“一何以能生二”的答案，如图1-1所示。
图1-1 意识形态显然有差异
马先生认为：“二构成一”，“一内涵二”。就“二”看，是两种现象；就“一”看，则是两种现象皆发于同一主体。
西方人比较倾向于“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站在“二”的立场来看一，所以比较偏向于“二构成一”。因为“二构成一”，当然一可以分裂为二。
东方人比较倾向于“从整体的和谐看事物”，站在“一”的立场来看二，所以比较偏向于“一内涵二”。因为“一内涵二”，自然一可以生二。
我们用“比较”两字，意思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完全如此”。
钱穆先生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中，用“分别性”与“和合性”来说明人性。他说：“人生有他的分别，就有他的和合。所以，分别性与和合性其实只是一个性。先天的自然是男女分别的，后天的人文则是男女和合的。”
然而，“中国人的天性”，“是和合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西方人好分，与中国人的好合，充分表现在双方的历史上。钱先生认为，“今天我们东方人可以说很是羡慕西方人，然而离婚的比数东方人总是追不上西方。我们感觉到离婚是一件大事，或许西方人并不感觉这样。否则他们的离婚数字就不会永远超过我们。”
西方人“分大于合”，东方人“合大于分”，如图1-2所示。
图1-2 中西的观点不同
这种“分大于合”和“合大于分”的差异性，造成双方不同的观点。
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从二看一，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中国的相关学者则从一看二，认为人类应该以互助为原则，发扬服务的精神，帮助不如自己的人。
西方哲学从二看一，为了“唯心”“唯物”而争论不休。中国的相关学者从一看二，简单概括为：“两者本合为一。”
西方人重分析，做学问分门别类，各有专精。中国人则好像只有一门学问，叫作“人生哲学”。
我们常常觉得：社会好像愈来愈不安宁，各种纠纷和冲突令人困惑和不安。这种纷乱的现象，真正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最好冷静思考，把它弄个明白。
一般人思考问题，不喜欢追根究底，稍微有一点眉目就停下来了。这样，顶多获得枝枝节节的解答，无法得到根本的答案。我们要做到头脑清楚，观念正确，应该追根究底，找出根本的解答，才能够正本清源，看清问题的本质。
东西方不容易划分，实在也没有必要区分。今天东西方交流频繁，已经形成东方中有西方思想，西方中也有东方思想的局面。做东西方的比较，只是为了寻找源头，找到问题的根源，并非强调东西方应该各自固守本位，而不异中求同。
世界应该维持多元化，才能够长久多彩多姿。我们不愿意看到西方或东方文化变成全世界唯一的文化。在“地球村”逐渐形成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必须在和合中保持分别，同时在分别中保持和合。各民族一方面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要设法消灭它，或者把它隔绝起来，让它自然消失掉；另一方面也应该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让它能够继旧开新，从原有的基础中发展出新的，以求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