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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哲学教授邬昆如，在其巨著《人生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以来，总有一些才智特别高而良心并不丰饶的人，他们喜欢玩弄权势，追求功名利禄，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与此同时，也一定有一些既有智慧，又有良心的人，积极为社会造福，为众人谋利，成为当时的仁人志士（如图1-1）。
图1-l 英雄豪杰与仁人志士
这两种人物，各有不同的贡献。前者在动乱中寻求安宁，却常常不幸死于动乱；后者促进安和乐利，却也阻止不了治乱兴衰的循环。
好不容易荣登总裁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聪明才智高人一等，做些什么成为英雄豪杰，或是仁人志士？就在这一念之间，不可不慎！因为任何人生存在天地之间，迟早要知道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希望为自己做一番正确的定位。
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以雅典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形成了竞争的生活模式，崇拜英雄人物便成为西方的传统。仁人志士，在西方历史中，反而成为可遇不可求的人。西方文化充满了霸道精神，促使大家崇拜英雄豪杰，常常冷落了仁人志士。
邬昆如教授认为，早在古希腊时代，便出现了许多城邦。它们的共同难题是人口不断增多，粮食愈来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解决难题的方式：
鼓励城邦中精壮的男子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赚钱回来养家。当然，选择的地方，必定比自己所住的城邦土地面积大，而且人口少，比较容易赚钱。但是，这些精壮男子，外出谋生，往往在结婚生子之后，干脆长住不返，变成移民。结果导致有能力的人都离开原来的城邦，留在本地的人反而是一些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的。移民的方式造成了人才外流，因而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为了避免移民带来衰亡的恶果，有些城邦便主张出兵攻打那些比自己土地大而人口少的城邦，占领之后将该地的产品运回来，供大家食用。这种殖民政策引起各城邦之间互相攻打、彼此侵占的战争，结果导致民穷财尽，根本不能解决生存问题。
雅典人既不愿意移民，也没有采用殖民的方式，而是主张大家留在原来的地方，努力改善生产方式，增加产品数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于是他们设法把其他地方的人俘虏来当做奴隶，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数量。不料增产的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因而必须设法促进消费，于是雅典人把二月的最后一天（四年一次，比其他年份多出来的那一天）作为向神明谢恩的特殊日子，而地点则选定在雅典附近的奥林匹克山上。公元前776年，举办了第一次祭神大典，借以吸引各地民众，前来消费。并且附加一些趣味竞赛，譬如赛跑、掷标枪等。从此每四年举办一次，并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竞赛活动。发展到今天，便成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雅典的奴隶制度，使主人获得生杀大权。这种不正义、不人道的行为，却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很多英雄豪杰。
罗马帝国取代雅典之后，凯撒大帝东征西讨。六百年间，奴隶制度“变本加厉”，英雄豪杰更是纵情地表现，毫无禁忌。
西方的仁人志士，大多成为只有理想而缺乏实际作为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大家对英雄豪杰的崇拜。
耶稣基督的人人平等信念，固然停止了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但是奥林匹克的竞争精神却不断地被发扬光大。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科学的人定胜天，都在增强西方人对英雄豪杰的崇拜，迄今没有改变。
英雄豪杰的主要特质在于利用时势，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英雄性格，借以获取功名利禄。西方的总裁，严格说起来，都具有英雄豪杰的特质。
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可以看出，霸道在中国社会并不受欢迎。历史证明，只有王道才能够持久，才能受到众人的拥戴。智商高，必须配合良心好来造福人群、服务社会，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的“天命”。就算生当乱世，不得已成为英雄豪杰，也应该心存善念，加强仁德的修养，才能够流芳千古，为后人所敬仰。与西方相比，仁人志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远比英雄豪杰来得重要。
三皇五帝，不管是不是真有其人，他们的表现都不是西方人所崇拜的英雄豪杰。必须一方面为大众服务，一方面也维护正义，才能够成为大家所敬仰的仁人志士。
譬如，同样面对洪水，夏禹所想到的是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必须设法治水，以维护大家的安全；希伯来的诺亚，却想起人类的罪恶。夏禹知道面对洪水，人类必须自救；诺亚认为人类无法自救，必须依靠上帝的恩赐，企求上帝来拯救。我们走的是道德取向，希伯来人走的是宗教取向。两者都是智能和良心的结合，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却大不同。
春秋乱世，虽然有孔子、老子这些仁人志士周游列国，倡导王道思想，而战国时代，却是连年战争，英雄豪杰互相讨伐，弄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秦朝统一六国，可以说是霸道的表现。汉代以后，一直以推行仁政为号召。虽然有王有霸，却仍以王道为正统。至少没有人公然宣扬霸道，以免遗臭万年。
近代西风东渐，竞争的意识已经弥漫全球。英雄式的旋风，似乎无处不在。我们实在很难保持冷静的道德取向，以伦理道德来发扬仁人志士的精神。
但是，我们还是把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首先拿出来展示和比较，以便让我们的总裁多一种选择，不致由于时代的潮流而丧失了成为仁人志士的机会。若是经过仔细分辨，认识得十分清楚，仍然选择英雄豪杰的取向，那就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必须加以尊重。
有人会这样想，中国人过于重视仁义，实际上却做不到，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到处可见假道学，时时出现伪君子，实在不如西方人那样，干脆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所企图，要成为英雄豪杰。这种想法，当然也有道理。只不过一下子把标准降得这么低，恐怕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仁人志士了。
取法乎上，往往只能够达到中等的程度。若是摆明的仅仅取法乎中，那么所得的结果不理想，就必须自己去承受，怨不得别人。
具有仁人志士的理想，就算做不到，至少还能够成为英雄豪杰。何况刚开始时很可能条件不够，环境不允许，存在很多束缚。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条件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逐渐收敛英雄性，也能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我们常说要盖棺才能定论，意思便是终其一生，有没有努力做出仁人志士的善举。只要努力，能不能成功那是上天的意旨，用不着我们去猜测。
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刘备，都是英雄人物，只是刘备常以仁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曹操惯用利害来抉择。于是我们便称颂刘备为仁慈宽厚的皇叔，把曹操骂成奸诈汉贼。虽然《三国演义》一书的描述不一定真实，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我们对于仁义和奸诈的划分标准。
前面说过，聪明才智高的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总裁的聪明才智，通常高人一等。当然可以成为英雄豪杰，也可以成为仁人志士。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发明或者制造一块肥皂，对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一件好事。一旦把肥皂当做商品，组成一家公司，要制造和贩卖肥皂，那就很可能变成一件坏事。因为发明或者制造一块肥皂，并不会牵涉到太多的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问题。而商品化之后，必须考虑到成本与价格、市场和人员以及同行竞争等问题，要着手向环境及人力挑战，产生很多破坏或环境污染，所以很可能成为一件坏事。
制造和贩售肥皂，是好事或坏事，这和总裁的经营理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总裁的理念，可以决定这一家公司的所作所为，成为好事或坏事。
总裁最好心里明白，这么多员工，把宝贵的生命奉献出来；这么多资源，在我们手中消耗掉；这么多时间，任由我们支配使用；这么多顾客，成为我们产品的爱用者。总裁的任何决策，都和这么多人、这么多资源息息相关。只要一念之差，便可以成为好事或坏事，是不是影响力十分重大呢？
从前，鲁国的大夫孟孙氏，有一次捉到一只小鹿，便吩咐侍从秦西巴把它带回家，准备大快朵颐，好好享用。
想不到秦西巴在半路上把这只小鹿放了。因为他看见母鹿一直紧随在后，不断地啼叫着，显得万分凄悲。他心中不忍，就把小鹿还给母鹿，让它们快乐地团圆。
孟孙氏回到家，不见小鹿，就问秦西巴：“小鹿到哪里去了？”
秦西巴说明事实之后，孟孙氏非常气愤，把秦西巴赶出门去。
过了一年，孟孙氏居然出乎意料地、恭恭敬敬地把秦西巴请回家，做他儿子的老师。
有人怎么想也想不通，就问孟孙氏为什么这么做。
孟孙氏说：“秦先生连一只小动物都觉得心有不忍，把它放掉，对人必然更富于仁心。”言下之意，他对一年前的鲁莽使自己差点失掉一位仁人志士，颇有悔意。
我丝毫都不轻视商业行为，我对于组织力的提升和业绩的增进也十分重视。但我认为总裁的一念之差，既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实在应该花一些时间，对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做一番清楚的认识。然后再决定自己究竟要成为英雄式的总裁，还是仁人志士型的总裁。经过仔细地探讨、分析和抉择，将来不至于后悔。因为人生的规律，本来就是自作自受，谁也怨不得谁，自己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
大家常说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必须重视实际的收入。总裁的责任主要是让企业赚到钱，能够生存、发展。但是，同样要达成这个目的，途径却有多种。一条是英雄豪杰所走的路，另一条则是仁人志士所行的道。身为总裁，有权自行抉择自己要走哪一条路，因为英雄豪杰或者仁人志士都有可能让企业赚到钱。既然殊途可以同归，是不是也考虑一下采取仁人志士的大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