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做出这样的推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就是具有,也就是存在;无,表示没有,也就是不存在。天下万物,当然都是存在的,所以生于有。然而天下万物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宇宙便已经存在了,那时一切都无。这种准备生出万物的无的状态,即称为无。由于所有万物都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说有生于无。
张起钧教授研究道家智慧数十年,他指出:“有”和“无”这两个原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精神和力量:“有”代表具体的、确定的、突出的、显露的、有成果的、奋力的;“无”代表抽象的、不确定的、退缩的、隐潜的、无具体成果的、不奋力的。
两者比较起来,“无”比“有”更具有发展演变的可能性;而“有”则比较定型,要发展演变比“无”困难,也受到更多的限制。所以,老子说“无”比“有”拥有更大的弹性,可以发挥更多的妙用。
就我们的行为来看,“有”就一定要有表现,有作为。但是我们的努力是有限的,而天下的事务是无穷的。我们怎么用有限的人力来掌握无穷的事务呢?总裁如果坚持要有所表现、有所作用,请问以总裁一己之力,能够把整个公司所有的事务都做得很妥当吗?如果一定要这样,岂不是自讨苦吃?
反过来看,我们若从无的原则,不表现、不作为,情况便完全改观。不表现、不作为并不是停止不动,而是明智地面对自己可怜的“有限”,不要妄生枝节地画蛇添足,一切顺应自然,表现出真正的聪明。
总裁最好明白: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时时刻刻都想有所作为,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别人斗争,控制不了自己,这样一来,表面上可能有所得,实际上却失去得更多。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应该端正自己的方向,把原本朝向“有”变成朝向“无”。换句话说,要先忘了自己,特别是忘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够立公心,凡事为公司的利益着想。
总裁抱持着“有”的原则,员工就会觉得总裁所想的,都是基于总裁自己的立场,因而兴起抗争的念头。凡是总裁所主张的,员工马上会想到一定和员工的利益相违背,以致不假思索,马上产生抗拒的反应。这种逢总裁必反的情况,对总裁十分不利。
反过来说,总裁抱持“无”的原则,把自己和员工融合在一起,不再是员工抗拒、攻击的目标。这时候总裁所说的,员工会认为对自己有利,因而欣然接受。这对于命令的下达、执行当然有很大的助益。
“有”是冲突、对立、抗争的诱因,而“无”则是和谐、互助协力的根源。总裁以无为师,才能够有效地无中生有,做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无不为并不是无所不为。因为总裁若是无所不为,员工便会无所为。大家都坐在那里等待命令,以便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应付。组织内充满了被动、消极的气氛,实际上大多是总裁无所不为所造成的。
无为并不能无所不为,因为无所不为会把无为的动力消耗殆尽。无为具有任何发展演变的可能性,却不能突破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因应庞大、复杂的无所不为。
总裁无为,主要用意在尊重员工的为所应为。各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做好各人应做的事,所以能够无不为。唯有总裁无为,大家才能够不受干扰地无不为。这是无中生有的奥妙,要好好加以体会。
一加一等于二,谁也无法改变,但因此而推论出“花多少力气,一定会收到多少效果”,显然是种错误。总裁从事的经营管理工作,在很多情况下“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因为经营管理还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因素,不是单纯的数字计算能解决的。
张起钧教授观察现代社会受到两种观念的困扰,分别是有为的意念(will to do)和精确的追求(desire for precision)。我们已经把有为的意念加以破解,现在继续来看精确这一种概念。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受理性主义和科学研究的影响,重视分析和计算,十分注重精确性。以致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事务,也要以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How)、何事(What)以及为何(Why)等“6W”来加以规范和表达,甚至进一步要求把它们变成一套统计的数字。
这样一来,每当我们要做一件事,就要把事务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仔细考量,做好计划。而这些计划最好要加以量化,凡是有数字可以检验的,便视为精确,并因此而重视、欣赏;那些没有数字的,就视为粗糙、不成熟而加以鄙弃。把这一观念具体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势必以金钱为依归。其实,亚里士多德当年不过是说:“凡在事务允许的范围内,每一步都求其精确,就是受过教养的表记。”他所指的,明明是有限的、以事务允许为范围,后人却不断扩大,好像什么事务,不管允许不允许,都要力求精确,实在是一种遗憾!
我们知道,宇宙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在这种不停变化的情境中,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务,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反而是不断地有所变化。既然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迟早要发生变化,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精确?把每一件事都钉死在某一点上,反而不精确。
凡是深一层想问题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肯定一点就等于否定其他各点的道理。追求眼前的精确,等于否定了其他时刻的精确。我们所熟悉的“测不准定理”告诉大家,测不准并不是因为仪器不够精密,或者方法有欠正确,而是仪器再精密、方法再正确,测得十分精确,结果出来以后,所有的相关因素又产生某些变化,以致原先十分精确的结果,也变成不正确。
特别是总裁身居高位,面对的因素既多且广。换句话说,可能产生的变化远比员工要多。如果把话说得十分精确,对于当前的目标,固然有利。但是,只要有一些变化,那就势必非改变原先的话不可。这样一来,便成为朝令夕改,大家都会很不服气。为了避免朝令夕改,总裁常常把话说得含糊一些,不那么精确,也就是替自己留一些余地。何况有些事根本不能讲求精确。总裁最好心里有数,有些事务可以求精确,要求员工在这些事务的范围内追求精确;同时也要明白,很多事务不需要,也不可能求精确,也就不要要求员工在这些方面采取精确的态度。
有为与精确,基本是好的,只是不能过分,以免产生若干流弊,反而带来不良的后果。
有一本名为“宁静致远,美丽人生”的纪念文集,记载外交界知名人士沈昌焕的“八放”哲学(如图1-3)。对总裁而言,实在值得参考。
图1-3 “八放”哲学
“施比受更有福”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体会并且付诸实践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昌焕先生教导子弟时,再三提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希望大家能够慷慨助人,不要一心只想到赚钱、存钱,却舍不得花钱。或者所有的钱,只肯花在自己身上,家人、后代、外人休想沾一点光。
我们常说“问心无愧”,说起来就是放心得自由自在。常听人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任何人只要坦荡、真实,凡事退一步想,自然海阔天空。大多数人放心而不自在,那是不用心。有些人自在却不能放心,那是伪装不在乎。必须放心自在,能够随遇而安,才能身心都快乐。
能够随遇而安,最能享受人生的快乐与自然的奥妙。然而怎么才能够随遇而安呢?最好的办法,便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如此一来,很多误解必能随着时空的转移而自然澄清。相当于把自己的身心都安放在极乐世界。生前极乐,根本用不着等到死后。人间净土,可以由自己来实现。
大度量的人,大多具有悲天悯人的性格,能够十分自然地这里放人一马、那里也放人一马,时常放人一条生路,而不处处阻人生机。这种难得的胸怀,不但是个人修养的极致,也给许多遭遇困难的人,获得新的生命。一般人只知道放生鸟兽,却不能放人生路,岂不是见小失大?
大部分高瞻远瞩的人,都能够深刻体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道理。观察问题的时候,不局限于一己之见,也不以一己之私为标准,却能够放眼天下,用心求得大公至正的答案。正大光明,一直都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必须经常放眼天下,从不同的立场来研判,才有达成的可能。
凡是心胸坦荡的人,大多气度恢宏,不计较他人的过失。而且更进一步,能够适时提携人才,奖掖后进,真正实践“这里拉人一把,那里拉人一把”的爱人哲学。有的人患有妒才症,唯恐别人的才能一旦获得发挥,便会凌驾于自己之上,因而到处打压,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心怀放不开的弊病。最好自己改变,及早放开心怀,对自己和大家,都有好处。
许多有机会做过大官或者享过荣华富贵的人,常常放不下身段,以致无法感受到平民的苦和大众的乐。其实,只要自己心念一转,先放下自己的身段,随遇而安,自然有机会体验人生百态。这样,给自己的人生充实了更多的内涵。犹如大海,只需放下身段,便永远不会缺水,何乐而不为呢?
所谓一笑治百病、一笑解千愁,笑声代表了一个人的友善、坦荡、心无城府。任何人只要笑得出来,便离开苦境,若是笑得开心,马上去掉忧愁。能够放声地大笑,不但自己觉得快乐,别人也会受到感染,也快乐起来。对别人笑,别人也会对我们笑,彼此笑脸相迎,也笑脸相对,大家都快乐。
综合而言,放是放开的意思。我们一生下来,便受到有的束缚,而且愈绑愈累,很难放得开。总裁身负重任,更加放不开。不但绑死自己,而且也绑死员工。不如反过来想:做一些放的工作,是不是更有利于事业的开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