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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在幼年记忆里，村里的乡亲们因为自然灾害庄稼欠收，不少人外出逃荒。虽赶上战乱时期物资贫乏，我家却没跟着颠沛流离，这多亏了我大哥。那时候他已经是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整天不辞辛苦地拉着家里仅有的一头骡子到陕北捡别人家地里没收干净的苞谷等旧粮，给全家当口粮，七八天捡的量够全家吃一个星期。
在缺吃少穿的日子里，我稍年长后，母亲就派我到村西边山上挖野菜，将刺棘的叶子混到杂面里蒸馍吃，有时刺都能把嘴扎烂了。过年时，家里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幸福，穿不上一件新衣服。母亲到山上采一把石榴树叶子熬成黑色，把我的旧衣服往黑水里一泡，就是一件新衣。
那时候饿肚子已经很难熬，但也算不上挺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最难熬的是生病。那个年代生病可不像现在，病了有大夫看，有药吃。那时候人生病，只能“小病拖大病扛，不行就去晒太阳”。有一年我出荨麻疹，母亲用了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土办法：她用煤灰、冰片蘸水，在我身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地乱写一通……幸亏男孩子底子好，最终自然康复了。
可母亲生病就不好熬，因辛勤操持家务，她常年体弱多病，我十几岁就开始帮母亲请大夫。那时候，郭家村方圆三十里内没有大夫，最近的也要到六十里外的富平县城才能请来。请大夫也不简单，难请不说，很多人都没钱请。每次想把大夫请到家里看病，我都要在天亮前两小时就起身，拉上一头驴摸黑赶五六十里路，赶天亮前到大夫家门口，去晚了，就可能被别人接走了。到了大夫家门口，你还不能去敲门，得等着大夫起床，洗漱完毕才能接走。接大夫看病，要给一个大洋，还得管吃顿饭，有的要抽大烟，你也得管上。大夫看完了病，我们还要另给他结算礼金，并毕恭毕敬地把他送回家，趁天黑前再火急火燎地去抓药，一忙活就是一整天。自打那个时候，我便觉得千难万难，不如看病难。如果我能学医就好了，不但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照顾家人。
可现实却击碎了我学医的梦想。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六岁，我得到县城棉花店当学徒。当学徒，能不能干好，全看人机灵不机灵，有没有眼力见儿。那时候县城里的大部分店铺都没有正规的雇佣制度，我在棉花店里干活儿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一不小心惹得东家不高兴就把我赶走，所以每天很早我就得起床做一些准备工作，从不敢漏过任何细节，脏活儿累活儿总冲在前面。说是学徒，实际就是个打杂的，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铺床、做饭、烧炕、弄烟、端盘子。东家吃饭，我就得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把碗里的饭吃完了，赶紧帮着再盛一碗……当学徒的日子很苦，一个月下来，我才能领到五个大洋。工资虽不高，却也能让母亲如释重负了。
不知是否是上天的眷顾，在棉花店当学徒的第三年，我有幸与一位老中医相识。这位老中医在棉花店的对面开了一家中药店，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学习的好机会。我得空就跑到这位热心肠的老中医的药店里问长问短，向他请教。一来二去，我知道了不少单方验方。有时回老家，碰到街坊邻居有个小病小痛，我还能照方开药，俨然成了“半个郎中”。这样日积月累，我渐渐对中医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喜爱。
或许命运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我二十五岁时，棉花店东家打牌赌输了一些家产，之后又生了一场重病，病情不断恶化，没有几日工夫便去世了，棉花店铺也就此歇业。但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过多久，丢了工作的我和两个老乡就做起了批发中药材的生意。我们从大药店买来药材到我们自己的店铺里进行加工分销，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时，我还有幸结识了一位医术精湛的陕西老中医，他让我见识到了中医知识的博大精深，更让我发现了自己多年学到的中医知识只不过是“万金油”，杂而不精。
当时陕西名中医沈范白在西安开办秦岭中医函授学校，我在药材贩卖生意上挣到的钱足够负担我的学费，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便报了名。说起来那时报名的交费方式还很有意思。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人们一般不用纸币，而是用面粉代替钱币，学校每学期学费是8袋面粉，每袋面50斤。我就用1个月2袋白面的“学费”上了秦岭中医函授学校，开始系统学习中医。我在那所学校上第一门中医课的情景，至今仍像播放电影般影像鲜明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多少次夜深梦回，我都无比感激命运将我推向中医这条路。
不过，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秦岭中医函授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富平县庄里镇中西医联合诊所工作。我能到联合诊所工作是因为我用针灸治愈了所长爱人的风湿性关节炎。针灸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医里一种常用的治病手段。可那时候社会上西医对中医抱有歧视态度，我还是联合诊所里第一个中医大夫。
随后，我被调到富平县医院工作。当时富平县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医院就在富平县的一座庙里面，里面有两间房，后面的一间房有五六张床，妇产科连个助产士都没有，都是护士，没有一个中级职称人员。有个南通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大夫在富平县医院当儿科大夫，当时全陕西正式的西医院校毕业的只有几个人，所以他当时在陕西是很有名的。我去的时候，他对我的中医身份非常反感，我调进去第一天见他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说，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才到县医院来了。当时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我利用不接诊的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地学习中医知识和一部分西医知识，希望能够尽快提高自己的医术，早日在诊所里站住脚。
那位西医大夫平日里总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尤其见到我更是趾高气扬，不把我放眼里。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阑尾炎患者，赶巧那天我和这位西医大夫一起值夜班。这位西医大夫见患者疼得死去活来，不敢接诊，生怕治疗过程中患者万一出现危险，自己还要承担医疗责任。值班大夫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给患者治疗的人不是他，就是我。他撒手不管，烫手山芋便自然落在了我头上。在给患者切除化脓的阑尾后，我还给他开了一服薏苡附子败酱散加以调理。后来见患者痊愈，这位西医大夫便转变了以往的态度，开始对我恭敬起来。
人活一世，欲有大作为，首先应进德修业，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看法中，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我认为最好的立身处世之道，而且进德修业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勤学。在我的书房里，一面墙的书柜中整齐地摆放着标有标签的各种医书，还有一本本书写工整的读书笔记。上至《素问》《灵枢》《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等古代医籍，下至针灸临床经验选编及各种针灸杂志，对于精辟观点，重要段、句，我都能熟记背诵。
我不只自己这样做，还会要求弟子们也学理论，上至《素问》《灵枢》，中及《难经》《伤寒杂病论》，再有《千金要方》《针灸大成》等经典医籍，均应详研精读，重要段落、条文还应熟背。我常以《医宗金鉴·凡例》中“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实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为训诫，勤习常诵。
我并非智力过人者，是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后，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坚持不懈地努力。20世纪50年代，我在西北中医进修学校参加了中医师资学习班。毕业时，作为十名优秀毕业生之一，留校教书。从此，我便开始在陕西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后名为针灸经络教研室）及其附属医院工作，一直到1987年退休。
陕西中医学院的前身是1952年创建于西安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1959年更名为陕西中医学院，是陕西唯一一所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那时候我白天出门诊、上课，晚上看书、备课，那段时间由于压力太大，思虑过多，掉了很多头发。但也因为那段艰难岁月，将我引到新的人生路口，迈向科研事业巅峰。
少年家贫，亲身经历缺医少药之难；青年学医，只为让乡亲父老花小钱看好病；中年执教，一心让针灸绝技后继有人；一生行医，默默耕耘七十余年，在临床一线手执银针、把脉开方……我是九十七岁的高寿老人，也是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又是第二届“国医大师”，更是当初那个立志慈悲救人走上中医之路的少年，现在仍满心希望以一技之长为患者除疾祛病，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