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庞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苏联军队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苏联军队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北部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阵地防守。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恐怖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用钉子按所得到的年岁数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好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红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发生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诧异。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把当地人吓着了。许多学校因此关门，因为家长不敢让女儿上学，怕她们遭到这些人的强奸。这些人之前还是战士，现在却趾高气扬地满大街行走。

但总体上，阿富汗的大多数人还是很高兴苏联人终于走了。他们期盼游击队员能够解决争端，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极端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为好。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因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规。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生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非常生气。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用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又是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大哭起来，怒火更加旺盛，因为脸上的妆容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年轻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声儿变得很响，身子也越来越热，仿佛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丝毫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志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拥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我选择了后者。

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安全。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满。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规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的政权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晚间新闻女主播。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我双眼噙泪地来到母亲跟前，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书。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在当时的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自己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从我身上滴滴嗒嗒滚落，再加上不透气的服装包裹，我的皮肤上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日子虽然艰辛，但我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能够重返课堂，人生又充满了诸多机会，我真的很开心。放学后，老师们邀请我参加一些园艺课程，不仅可以学习植物学知识、繁殖知识，还可以学到土壤养护知识。在巴达赫尚省，即使是在今天，人们掌握的生物和耕作知识依然很基础。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可母亲却不让我再去。即使穿了蒙面长袍，她还是担心我这个青春少女有可能吸引游击队员的游离的目光。只要我在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很有可能增加一次不必要的求婚风险——游击队员的求婚不是想拒绝就能拒绝的，后果相当严重。如果你拒绝，他们肯定用强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母亲看来，上学是不得不冒的风险，也是她唯一允许我去冒的险。放学后学习花草种植就不一样，那是一种奢侈，她漂亮的女儿完全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游击队员的到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户外生活，但让我没料到的是也改变了我在家中的生活。在我回来上学一个月之后，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军去打苏联人算起，我已经15年没见到他了。此刻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已经是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和手下的士兵负责通向库夫的军需路线，确保该地的战士有足够的武器和火药。这对游击队员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军一般不轻易让人占据这个位置。

看到纳迪尔，母亲非常高兴。当然，她也坦率地表示对他工作的不满，也责怪他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帮上一把。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哥哥完全有权打她一顿，甚至可以因这么无礼的言语将她杀死，但他没有。母亲在家庭内部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得向她道歉。他说，现在自己是个男人了，知道孰对孰错。他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尽可能为家庭出力。

他想把我带到他住的村里，那样就可以保护我不受其他游击队员的侵犯。他在游击队里的身份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但他很明白，如果我和母亲留在法扎巴德，即使凭他的影响力也不足以阻止当地的游击队员娶我，如果他们真的要强迫我的话。

这也正是我母亲所担忧的。于是，大家决定让我跟随纳迪尔到他所住的亚富特尔区，去那里唯一的方式是骑马。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家门口，带了两匹白马，都装有马勒，上面还带着流苏，在巴达赫尚省很常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没骑过马，再说，穿着蒙面长袍上马鞍更不方便了，对我绝对是个挑战，更不必说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每次喇叭一响或者听到某种奇怪的响声，马就会吓一跳。后来，我哥哥只好为我牵着缰绳，领着马穿过市区，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摔下来。每次马踢腿或者弓起马背，他就扯缰绳，而我总以为自己快要摔到路上了。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比那天更退步的了——我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被人牵着，仿佛倒退到我母亲甚至我外祖母的那个时代去了。那一刻，我觉得不但我个人，就连我的国家也都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们骑马离开法扎巴德，一直朝哥哥的村庄走去。我们还需要骑整整两天，路况很差，有时几乎就是泥泞的小道。令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驯服坐骑了。蒙面长袍还是妨碍我骑马，尤其是我拐弯的时候。由于穿了蒙面长袍视野受局限，我的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如果马踩进小坑，我就很难保持身体平衡。

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打算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才赶了一天的路，可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们与城市居民的差别。这些农村妇女非常热情，迫切想跟新来的人们说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脏兮兮的双手，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尘土，显然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和不经常洗澡的缘故。她们的穿着也是典型的淳朴的乡下农民衣服，不过我看了并不惊讶，只是久久挥不去心中那份回到旧时代的感觉。先是蒙面长袍，接着是马，然后是脏兮兮的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跟她们祖母的生活甚至祖母的祖母的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看到了这些，我仿佛觉得这就是祖国的不幸前景。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浑身僵硬酸痛，骑马引起酸痛的部位你想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在落马好几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骑马走过崎岖的山路了。在阿富汗的这个地方，骑马要有点技术才行，弄不好会出人命。

和纳迪尔一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拜访一位叔叔以及邻村的一些远房亲戚。我在一名妇女的身边坐了下来，她刚好认识我母亲，就问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我在不在喀布尔。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恐，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叔叔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他本能地引开话题，并暗示那位妇女所说的人其实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马莫沙哈，他15年前就被游击队杀害了。

当年游击队袭击豪汗镇时，马莫沙哈和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奋起反击，将他们击退。那一晚，他整夜待在一间小浴室里，用仅有的一把手枪朝窗外开火。为了能让他够得着高高的窗台，他可怜的妻子只好四肢着地，弓成一团，让他踩在她背上。那一场恶战中，他们夫妻俩都存活了下来，但他却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于是他们先去塔吉克斯坦躲了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偷偷回到了阿富汗，也就是因为这次的回来他才被游击队抓获。这再次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传统：母亲整夜出去走关系，向一个又一个军官求情，求他们释放马莫沙哈。他不是她的亲骨肉，可她视如己出，正如她爱所有父亲的其他妻子的孩子们一样。但求情最终没能成功，和父亲一样，马莫沙哈在黎明时分被一颗子弹射进脑袋，就这样被残忍地枪杀了。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既然我当时在场，那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尽管我的亲戚们都往好的方面说，可我还是担心她说的确实就是穆基姆。他就住在喀布尔，所以我担心遇害的是他。我忧心不已，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感觉一阵恶心。真想长出一双翅膀，飞到喀布尔，去看看穆基姆是否有事。

在回家的路上，纳迪尔反复强调说那个妇女肯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而我宁肯相信他编的谎言，也不愿承认这可怕的真相。

或许是由于一直牵挂着穆基姆的生死吧，我总觉得后来在乡下的日子不惬意。我开始想念家人，尤其是母亲。我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渴望能够回到城市喧嚣和活力的生活中来，最好是喀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甚至觉得连村里最珍贵的水煮肉和圆盘烤饼都很难吃，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而且还发疯般地开始怀念课堂。

村里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因此，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大家就上床睡觉——通常每晚七点就睡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早了，躺在床上的我，为了有事可做，就在脑子里复习数学题和物理、化学公式，这至少能够让我觉得跟课堂还保持一丝联系。我太渴望上学了，就在重温数字与符号的过程中，梦想着能够很快返回喀布尔，重新捡起阔别一年之久的学业。

没多久我就央求纳迪尔准许我回到法扎巴德。我想念母亲，真的需要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开始跟亲戚们讨论这个计划，但最终大家决定，我不必回法扎巴德，而是让母亲、姐姐、姐夫，还有我一起回到喀布尔。我母亲的二儿子米尔沙卡伊在首都当了警长。他说，现在喀布尔足够安全，我们回去住完全没问题。于是，纳迪尔和我骑马返回法扎巴德，然后所有人从那里坐飞机前往昆都士。

能和家人一起回喀布尔，尤其是能和母亲一起走，真叫我心花怒放。我没告诉她关于穆基姆的死讯，因为我自己还没勇气接受这个事实。当不安向我袭来，我干脆就不去想它。母亲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回喀布尔后会面临什么情况，但能回来已经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到了昆都士后，我们还得坐300公里的公交车才能到喀布尔。那年七月的阿富汗，跟往年相比，温度高了许多。太阳炙烤着群山，到了中午，岩石被晒得滚烫滚烫的，手一碰就有灼伤之虞。风扬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活像微型龙卷风，冲入屋子，钻进汽车、机械装置，甚至刮进你的眼睛。我已经习惯了穿蒙面长袍，当然我依然讨厌它。尘土不顾女性端庄的穿着，依旧千方百计往蓝色布料里钻，粘在我汗津津的皮肤上，奇痒难忍，我不停地扭动身子，这个小动作比以往频繁了许多。

在法扎巴德和哥哥家往返的时候，至少我还能迎着微风骑马赶路，而此刻我却和家人以及几十名其他乘客挤在一辆令人窒息的公交车里，这还不算，蒙面长袍内的温度更叫我无法忍受。昆都士与喀布尔之间的公路是阿富汗最危险的一段，这几年来，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如今在上面行走依然很可怕。公路狭窄，车子经过，留下一条条车辙。沿着凹凸不平的群山，车子盘了一个又一个弯，有时一侧通向碧蓝的天空，另一侧陡然向下，经过峡谷上方突出的岩石。许多不幸的人们就是在峡谷中丧命的。周围并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每当卡车或者更大的车子——比如我们的公交车——会车时，几乎是擦身而过，两车之间距离仅剩下几厘米，轮子擦着悬崖峭壁的边缘，险象丛生。

我坐在上下跳跃、左右颠簸的座位上，听着车子的引擎在咆哮。司机用力换挡，偶尔按下喇叭，以发泄对路过的司机的不满。好在我要复习物理方程和公式，根本没心思去理会那么多。我沉浸在一连串的数字中，完全忽略掉汗流如注的后背，也无暇顾及笼罩在蒙面长袍之下的头发。

当热浪渐渐退去，群山开始呈现淡紫色，景色变得柔和起来。你时不时还能看到牧羊人蹲在河床边和阴凉处，看着羊群吃着肥美的牧草，驴子围着野生的罂粟花嗅了又嗅。每隔几英里，就能看到苏军坦克或卡车的残骸被丢弃在路边。

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

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进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队员持枪站在哨卡口。我们来到了米尔沙卡伊公寓所在的马克洛里安街区。这是一个苏联人修建的公寓街区，米尔沙卡伊住在五楼。

米尔沙卡伊这时已经是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协助管理警务。我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客厅里全是客人，大多数是男士，在等候他的接见。有些人是来办警务事项的，有些是给在狱中的朋友或亲戚求情的，许多人是从巴达赫尚省来拜访他的，场面还真有点混乱。

我哥哥到三楼来接我们，我一见到他，泪水就夺眶而出。喀布尔和我离开时相比改变了许多，我不知道这对我的家庭和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穆基姆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他的不在场印证了我最大的担心，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准备承认他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他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他去了巴基斯坦，还计划去欧洲。“什么时候？”我问。大约40天前，他们回答，但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接着我看到了客厅书架上有他的一张照片，相框上装饰了丝绸花。这是个不祥的征兆，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穆基姆的命运。

“你为什么用花装饰相框？”我问嫂子。她的身子不自在地抖动了一下，小声回答道：“因为，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我很想念他。”我知道她也在撒谎。在阿富汗，用花装饰相框是悼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人一直想保护我，但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需要的是真相。我母亲根本还不知道实情，完全相信他去了巴基斯坦。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公寓里随便看看，无意中拿起客厅摆着的几本书和照片。我看到一本日记本，不是出于对穆基姆的怀疑，而是出于无聊与好奇心。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首诗，一首透露残酷事实的诗。这首诗由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阿明所写，是一首挽歌，里面描述了穆基姆遇害的过程。我一看前三行就失声尖叫。与其说那是愤怒的狂叫还不如说是痛心的哭喊。这是穆基姆遇害的最有力的证明。母亲和哥哥冲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已经哭得不能自抑，几乎没办法说话，只能站在那里，朝母亲挥舞着日记本。她颤巍巍地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盯着诗歌，并没有看懂，但哥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无论谎言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刻，都该结束了。当母亲听到了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回荡在混凝土墙壁上，像一把钢钻，钻进我们的心。关于哥哥之死的证据无可辩驳，像一把锤子，深深地敲进我的心。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大得难以承受。全家人挤在客厅，沉重地见证穆基姆的死讯。

那一晚，悲痛将全家人再次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母亲、姐姐、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三个姨母一同放声大哭。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健康的年轻人无端地被夺去生命？这公平吗？为什么？我家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