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

1977年/

我的童年早期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我们的屋前有一个花园，母亲把它修整得井井有条。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生活必需的作物和各种水果，如：胡椒、大南瓜、橄榄、桑树、桃子、杏、苹果。我们甚至自己养蚕，搜集蚕丝制作地毯。父亲很喜欢从国外进口树苗和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园里有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几棵黑樱桃。那一天，黑樱桃幼苗运到时的情形，种下幼苗的场景，那种弥足珍贵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人都会带上一小碟吃的，大家围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那时候，许多村民穿的还是木鞋，因为去法扎巴德买双普通的鞋子还很困难，村里有个老人专门做木鞋。这种鞋子看上去就像雕刻出来的小型威尼斯刚朵拉，坚固耐穿。他还会在鞋跟儿上敲一枚钉子，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出去打水，鞋子就可以扎进冰面，不至于滑倒。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尽管穿上去并不舒服，而且也不是给儿童穿的。每当有女人来拜访，把鞋子脱下放在门口，我就过去偷偷穿上，然后一拐一拐地出去玩耍。有一回，我穿上一件刺绣连衣裙，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做的。我本来不该穿着它出门，可我不想换，还穿了一双木鞋，和我的小伙伴到井边玩。鞋子太大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绊倒了，摔个仰面朝天，连衣裙也划破了。

但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

女人们每天要做三次面包，有时一天要做的面包多达五六十个。厨房里总是烟熏火燎的。在烤面包的间隙，她们还得准备午餐和晚餐。如果父亲有客人，四个炉子一起烧，散发出的热气真叫人无法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我会把朋友们带到厨房吃剩下的饭菜，这可以提高我的人气和威信。大多数村民比我家穷，有品尝美食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不被允许靠近会客厅的，倘若有人胆敢往里面偷看，守卫门厅的保镖只要朝我们一瞥，大家就会四散逃窜，寻找避身之处。

因为没有男人们看着，厨房就成了妇女们闲聊的天堂，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笑，孩子们总能得到从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来的干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面包烤熟之后，我们就着塔努尔面包炉里的灰烬给双脚取暖，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情景毕生难忘。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个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子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能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

我对峡谷源头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自从听了我大姑妈佳达讲的事之后，母亲不再因为我是个女儿而耿耿于怀了。有一天，我父亲从外头回到村庄的时候，大姑妈对他说：“阿卜杜勒·拉赫曼，你妻子给你生了一只老鼠，一只小巧的红色老鼠。”他哈哈大笑，马上要求见见我，那是他头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儿。看到我被太阳晒得轻微灼伤，满脸疤痕后，他把头往后靠，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还对我大姑妈说：“不必担心，姐姐。她的妈妈有着优良的基因，我相信这只小老鼠长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妈妈那么漂亮。”

母亲听说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哭了。在她看来，这表示父亲依然爱她，也等于是在向她说，不要因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她后来经常讲起这件事，我听了不下百遍。

但是，那时的父亲态度冷淡，总让人感觉不可接近。那段时期，政治在阿富汗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政权发生了更迭。1973年，穆罕默德·达乌德可汗趁着沙哈国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了和平政变，废除国王，自命为阿富汗第一任总统，还中止了宪法，解散了议会。

不久，我父亲就因为不服从新总统的领导而被囚禁了。他大力抨击新政权，向达乌德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宪法和议会。政治上的反对声在全国此起彼伏，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阿富汗的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和苏联，再次将政治触角伸到了阿富汗的国土。

我父亲很少在家，基本上都在喀布尔。他不在的时候，满屋的气氛也轻松许多，孩子们的笑声响彻房间。但是，当他回到家，整个大宅的女人们就会在走廊里紧张地来回穿梭，忙着给他的客人备酒菜，还要设法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通常还是很开心的，想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我们肆无忌惮地从厨房的储物柜里偷偷拿一些巧克力出来吃，因为知道母亲全部心思都在父亲身上，无暇阻止我们。

对于父亲，我没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记忆。我依稀记得他常穿着一件白色夏尔瓦克米兹及膝长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马甲，头戴一顶羔羊皮帽，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顶又长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在上面走来走去。下午开始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黄昏也不停歇，边走边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已感觉到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他给我们带来多少压力和麻烦，也不管他对我们的打骂有多吓人，我依然对他充满敬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既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贫穷的人们的压力。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家的时候，位于我们呼利大宅后面的单层楼会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有人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有人是来找他帮助解决家庭纠纷的；还有人捎来消息，说是大山里的部落叛变或是发生暴力事件；还有一些人穷困潦倒，迫切需要他的资助。他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娱乐。既然如此，怎么能怪他对家人苛求呢？

当然，我并不宽恕父亲毒打母亲，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在其他方面，就社会传统而言，父亲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丈夫。今天，我比任何时候更能理解父亲，因为我可以想象他的工作量。我能理解政治竞技场上的压力，能体会没有个人时间、身担要职和重任的滋味。我想，我母亲也是理解的，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能默默忍受那么多的缘故。

按照父亲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法律制度，男人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妻子，不能厚此薄彼。我也认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公正精神。单纯地就理论而言，这是建立在伊斯兰教伦理价值基础上的一种公平制度。但是，人的心不能总是遵循理论，在一夫多妻制下，这样的平等无法存在。怎么可能让一个男人不对一些妻子好一点儿，对另一些差一点儿呢？

父亲的套间取名巴黎套间，是他特意从喀布尔请来一名画家用手绘壁画装修的。房间的两扇窗户面朝杏树花园，夏天一到，一股清新的杏树芬芳悄然而入，任何空气清新剂都无法与这种自然的芳香相媲美。

父亲在家时，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妻子共睡一张床，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利法。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父亲为了能娶到更多，跟最初的那个妻子离婚，让第二个妻子顶替了哈利法的位置。根据约定，离婚后的女方保留妻子的身份，经济由男方承担，但是失去了婚姻内的亲密关系，永远不能再跟丈夫一起睡。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女人眼中的悲伤：本来作为原配，她很有权力和身份，却被迫过着无性的生活，使她的地位大打折扣。而我的母亲虽然是第二个老婆，却成了正室。哈利法从来没有生我母亲的气，也没对她不敬，我真想知道，我母亲第一次被我父亲带回家时以及被授予正室身份时哈利法是否感到很伤心，可怜的原配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夺取了正室位置，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儿？

我想，我父亲最期待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睡的晚上。母亲记得，在必要的婚内亲密行为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躺着聊天，一直聊到凌晨。父亲会向她讲述工作上的事，在喀布尔遇到的政治压力，还会教她怎么种地、怎么收割庄稼、怎么出售奶牛。父亲不在家时，她俨然是一家之长，所以当地人都称她是瓦基勒先生的副手，或者老板的代理人。

政治上的事务越难，父亲就越依赖母亲。只要家庭和睦，家中运行得有条不紊，他就能安心应对国会里的种种阴谋。经营农场和大小事务的是母亲，父亲不在时把家管理得秩序井然的也是母亲，解决各个妻子间争端的也是母亲。处理这些事务她没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可不行。

个别妻子，尤其是第三个妻子尼亚兹，嫉妒我母亲的地位，还试图挑拨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女人很聪明，但因为一生做的都是单调乏味的活儿，很有挫败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嫉妒我母亲拥有的那么丁点儿的自由和权力。但她每次试图赢得父亲宠爱时总是碰壁，因为父亲根本不相信诽谤我母亲的任何言语，而且我母亲能够预测形势，采取回避策略，不给她任何机会挑衅。

母亲是个善良、宽容的女人。她本来可以把年轻的妻子们打一顿，让她们去干最粗重的活儿，但她却尽力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让所有孩子均得到平等的关爱，妻子们可以像姐妹或朋友般一起做事。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小老婆从厨房后面的一间上锁的地窖里——家庭食品储藏室——偷东西被发现，我母亲知道后，并没有禀告父亲，因为她知道，父亲得知内情后肯定会把小老婆毒打一顿。她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也正因为如此，她逐渐赢得了其他人的感激和忠诚。

只有第六个妻子不是因为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出色持家能力而被娶进门的。她是个蒙古女人，长得特别漂亮，编织技巧高超，能够织出大小不一的地毯。她把这些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我母亲。我曾经看到她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起，气氛融洽地编织着，手拿彩色的毛绒线有节奏地绕来绕去，穿来穿去。

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要属四太太哈尔。她称呼我母亲为阿帕，即姐姐。有一次，我母亲眼部感染，村里没有医生，于是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建议说，如果谁能在每天早上用舌头舔一下母亲的眼睛，那么唾液里的天然抗生素就能医治好她的眼疾。哈尔太太毫不犹豫地就这么做了，每天早上用舌头舔我母亲那双肿得长脓的眼睛，一连坚持了八个星期，果然，正如那位长者所说，母亲的眼疾不治而愈。

母亲和三太太尼亚兹则没有这么好的关系，她们一直合不来。有一天，众妻子坐在地上吃圆盘烤饼的时候，她们两人吵了起来。尽管我当时才18个月大，但不知怎么的，竟然也能隐约感觉到她们之间的敌意。我蹒跚着朝尼亚兹太太走去，拿起她的辫子猛地一拉。她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接着便大笑起来，伸出双臂把我抱在怀里。她们两人不但忘记了刚才的吵架，还都大声笑了。“这孩子真聪明，贝比简。她跟你一模一样。”我母亲的敌手——尼亚兹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不停地在我脸上狂吻。

即使还那么小，我都能感觉到我们文化中妇女地位的不公平。我现在还记得那些不受父亲宠爱的妻子们无言的绝望，也记得得宠的妻子们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在走廊里追着母亲打。我飞奔过去，用脚踢父亲，想以此来保护母亲，他伸出一只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丢到一边。

还有一次，父亲在打母亲的时候狠狠地拔掉了母亲的一绺头发。一周之后，我舅舅来访，按照习俗，他都是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来的，所以我母亲没机会跟他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离开之前，我母亲为他准备了午饭，供他骑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时充饥。她很聪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绺被父亲揪下来的头发。我舅舅离开整整一个上午之后，在山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吃午饭时，打开包裹就看到姐姐的头发，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纵身上马，策马径直往我们家奔来，当面跟我父亲对质。他还向我母亲保证说，只要她想离婚，他们全家人都会支持。

这样的家庭支持是罕见的。通常，大多数家人都会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应该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婚内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亲常常会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里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见惯了母亲和祖母或外祖母挨打，所以等她们自己被打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意外。

但贝比简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而且兄弟们也都很爱她。我舅舅和她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园里，对她说，只要她想走，随时都可以跟他离开。在长柄金属勺子的毒打下，她几近绝望。她常常沮丧至极，头疼得几乎要裂开，手也接近残废。每次丈夫娶了个新妻子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羞辱，她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受够了，也认真考虑过离婚。

可是她知道，离开父亲也就意味着放弃至爱的孩子们。阿富汗和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的文化一样，离婚之后，孩子随父亲而不是母亲。她提出先见见孩子们，然后直盯着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那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多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在孩子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样扔下孩子们不管，放弃他们来结束自己的苦难生活，这样的代价于她未免太大了。

于是，她对我舅舅说，要留下来和丈夫孩子们一起，让他一个人回家去。舅舅不情愿地上了马，回了家。我不知道舅舅走后父亲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因为母亲“不懂规矩”而再打她？抑或他意识到差点失去自己需要的女人而懊悔，然后变得温柔、和蔼？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还记得姐姐们一个接一个嫁出去时的情形。第一个姐姐出嫁时，男方特地从沙特阿拉伯带来一套嫁妆。精美的服饰、珠宝装了好几箱子。这么多的嫁妆为的都是迎娶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女儿。这些东西被运到呼利大宅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大家看到后，都发出惊讶的赞叹。那一天，姐姐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件被用来交易的珠宝。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么受重视。

我还记得嫂子嫁到我家时的情形。当时她才12岁，跟我现在的女儿莎哈扎德一样大。我哥哥当时17岁。就这样的年龄，他们竟然要开始过夫妻生活。对我来说，让我12岁大的女儿在这么幼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迫过性生活真是不敢想象。嫂子当时还很小，母亲还得帮她洗澡，早上还要给她穿衣服。我在想，看到这个可怜的女孩遭到自己儿子生理上的摧残，母亲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小女孩她自己呢？会不会在受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之后惊恐得退缩？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阿富汗女人的生活和命运。媒人上门说媒后，女孩子就该嫁人了，不照做，就会使家庭蒙羞。或许，我母亲能做的就是安慰我嫂子，给她分配轻一点儿的活儿。她也知道，正如其他年龄大一点儿的女人一样，这个女孩也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阴谋，将这些女人束缚在沉默和默许中。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然而，我却敢于向社会传统发起挑战，敢于挣脱这种束缚，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儿子恩内亚特关系比较亲密。他只比我大了几个月，虽然小时候我们之间曾经竞争谁更受父亲的喜爱，但我们还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调皮，喜欢搞恶作剧，我则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自己是个女孩，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让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调皮的事。和我们一起顽皮捣蛋的还有穆基姆，比我大三岁，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三个人简直就是三个小火枪手。

我老是让恩内亚特陷入麻烦中。我们常常潜入果园偷苹果，要不就是我让他去父亲的储藏室偷东西，然后分给我的朋友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厨房偷杏子，把衬衫塞得鼓鼓的。他让我尽可能多拿些。我把腰带改系到藏杏子的部位，以便多装一些。然后我们偷偷溜回去，在花园台阶上遇到几个太太在准备做饭，我身上的杏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掉。我背对着墙壁，只希望她们不要朝我看，不巧的是，就在这时，一大堆的杏子掉到了地上。我羞愧难当。恩内亚特见我把事情搞砸了，气得要命。好在几个太太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朝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常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偷蛋糕，先从底部开始吃，吃出一个洞，再把蛋糕放回到架子上，没有人注意，直到他们拿去吃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圈。

最近，我让恩内亚特回忆他当年对我的印象，他以惯有的那种大哥式的讽刺幽默回答我说：“你很丑，而且还非常令人讨厌。”

现在，恩内亚特和我的其他兄弟都非常出色，是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他们支持我从事政治，帮助我竞选，还尽可能保护我。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是男孩，我只是个女孩，和库夫的其他家庭一样，在我们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庆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姐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待在家里等着结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男孩子在家中占据领导位置，拥有一定的权力。兄长说的话或者命令往往比母亲的还管用。我母亲去地窖储藏室的时候，穆基姆会跟着她要糖果吃，母亲不会给他太多，因为这样的美食往往是给客人预留的，穆基姆就会生气，跺着脚离开储藏室。每每这时，母亲就会抓住我的手，看也不看，悄悄地把巧克力塞到我手中。如果穆基姆发现了，他会很生气，对我母亲说如果我吃了，他就不让我走出地窖。身为男孩，他有权控制我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无论我母亲怎么跟他对着干。不能和朋友到外面玩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就极不情愿地把糖果给了他一些，然后跑出去玩。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在我不到五岁时，一个堂哥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

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非常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