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1975年/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就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在35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

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也是我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七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我是在田间出生的。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一帮仆人到附近最高的几个山峰上去放牧旅行。因为那里的草甜美可口，他们就在那放牧奶牛和绵羊。这是她能够出门的好机会，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她负责安排整个行程，带上充足的干果、大米、食用油，够一帮人在外头吃上三个月。行前的准备和收拾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件事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了极致，然后，大家才骑着马和驴起程，穿越山道，寻找更高的山峰。

母亲喜欢这样的旅行。骑马穿过一个个村庄，暂时摆脱家庭和家务的枷锁，呼吸着新鲜的乡间空气，她的神情也很明显地轻松了起来。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一个女人越强大、越有激情，她穿上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就越好看。人们也常常夸奖说，没有人骑在马背上比我母亲更好看。她骑马的时候背部挺直，端庄高贵，自有一种风格。

但是，1975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并不怎么开心。13个月之前，她站在我们家的呼利大宅门口，观看一场婚礼。呼利大宅是一间单层的大房子，墙壁全是泥巴做的。母亲就站在大宅的黄色大门口，看着一群迎亲队伍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迂回着朝我们村中心走来。新郎是我母亲的老公。我父亲正迎娶第七个妻子，一个才14岁的女孩。

每次他再婚，母亲总是很受伤——尽管父亲开玩笑说每次迎娶一个妻子，我母亲都会越发漂亮。在所有的妻子当中，父亲是最爱我母亲贝比简（字面意思：漂亮宝贝）的。但是，在我父母所处的山村文化里，爱和婚姻几乎完全不搭界。结婚是为了家庭、传统、文化，服从这一切比任何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在当地，没有人需要爱，没有人去感受爱。爱情只会招惹麻烦。人人都认为，幸福在于不加怀疑地履行个人的责任。我父亲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责任娶不止一个老婆。

那天，母亲站在呼利大宅大门后面的大石阶上，看着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半山腰缓缓而下。父亲穿着上好的白色夏尔瓦克米兹（一种及膝外衣）和棕褐色马甲，还戴了羔羊皮帽。他骑的是白马，马勒上挂着浅粉红、绿色、红色的羊毛流苏，晃来晃去。旁边是几匹小马，驮着新娘和她的男性亲戚。这些男人都穿着长袍，负责护送新娘到新家去。在这个新家里，她要跟我母亲和其他把我父亲当丈夫的女人一起相处。我父亲身材矮小，双眼瞳距短，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此刻正大方地朝那些迎接他、观看婚礼盛况的村民们微笑，并一一握手。村民们交头接耳，“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来了”，“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新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他的民众都喜欢他，是打心眼儿里喜欢。

父亲全名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议员，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姓和名取自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和达尔瓦兹区。这两个地区偏僻多山，即使在今天，从省府城市法扎巴德坐汽车到该地也得花上三天时间，这还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到了冬天，山上的道路根本没法通行。

我爷爷的工作职责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群众和中央政府驻扎在法扎巴德的办公室之间建立联系，和省里的区域长官办公室一起向人们提供服务。他从山峦起伏的达尔瓦兹区到法扎巴德政府当局办事，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骑驴或者骑马，通常需要花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开过汽车。

当然，我爷爷绝不是唯一一个以这么一种原始的方式出行的人。乡亲们来往大一点儿的镇的方式也是局限于骑马或步行。农民买种子、到市场上卖牲畜、病人去医院、因嫁娶而分开的家庭要互相往来探望，靠的也都是这两种方式。在这些山区，也只有暖春或者夏天的几个月才可以出行，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也是险象环生。

最凶险的地方要数阿坦加横渡。阿坦加是一座大山的名字，阿姆河就从它边上流过。这条清澈的水道正好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分界线，虽然美丽，却也非常危险。春天，积雪融化，雨水充沛，河水暴涨，形成一系列湍急的水流，足以致人于死地。阿坦加横渡由一系列粗糙的木梯系在两侧的山上而成，供人们从一侧爬上去，从另一侧爬下来。

这些梯子的横档很窄，摇摇晃晃，又特别滑。脚下一绊，人就会直接落入水中，被湍流一冲，必死无疑。想象一下，你从法扎巴德购回一袋七公斤重的商品，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盐，也有可能是油，你们一家人全靠这些东西过一个冬天，你负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个危险重重的关口，而这个地方或许已经夺去了你许多朋友和亲戚的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我的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夺去生命，于是就尽其所能要求政府建造一条像样的公路和安全一些的渡口。尽管他在巴达赫尚省比大部分人富有，但他只不过是个身居偏远乡村的地方官。他最远也只到过法扎巴德，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前往喀布尔，那里才是国王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

爷爷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什么实质性变化的了，于是就让最小的儿子接手他的位置去参加竞选。爷爷开始训练我父亲从政的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孩。多年之后，有一天，当我父亲经过了无数个月的不懈游说，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那就是在国会里成功说服政府在阿坦加隘口修建一条道路。

说起这条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我父亲和查希尔国王为了这个项目而吵架的事。父亲站在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这条路计划了多少年了？可如今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和你的政府官员虽然有规划讨论，但现在却不守诺言。”尽管国会那时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但真正掌握国家治理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大臣。很少有人当面批评国王，除非那人实在非常勇敢，要不就是莽夫。国王摘下眼镜，严厉地盯着我父亲看了好一会儿，说：“瓦基勒大人，你最好记住，你现在是在我的宫殿里。”

父亲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于是赶紧离开宫殿，他甚至担心在出去的路上就会被捕。但是，一个月之后，国王派来了公共工程部长到巴达赫尚省与父亲会面，并筹划修路事宜。部长到达之后，看了一眼山就说这项工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没再多说一句话，准备打道回府。父亲领会地点了点头，接着让部长先跟他骑马走一遭。部长答应了，两人就并肩骑到隘口的顶端。就在部长下马的那一刻，父亲一把抢过他的坐骑，一个劲儿地往山下跑，把他一个人丢在山上过夜，让他尝尝村民平时被困隘口的滋味儿。

第二天上午，父亲回到山上接部长。部长勃然大怒，他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红肿，还因为担心被野狗或者狼群攻击，吓得整夜都没合眼。但这样的一个晚上令他对当地居民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他同意带工程师和炸药来给村民建一条通道。父亲建议修建的阿坦加通道至今还在。多亏了这项工程，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巴达赫尚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见。过了没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那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眼巴巴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慌乱，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苏联、中国、伊朗、巴基斯坦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工作，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这让他极为恼火。

据母亲回忆，在父亲每年国会休会回家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准备迎接了——为他准备好各种甜食和干果、打扫房子、派仆人到山上捡足够柴火供父亲回家后做饭烧菜用。每到傍晚，一头头驴排成一排，背上驮着柴火，走进呼利大宅的大门，母亲会在那里牵引着它们把柴火运到花园角落里的一个木柴仓库。母亲做事自有一套风格，但她跟父亲一样拼命，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改进的空间，她都不会放过，总是追求完美。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感激她。在家里，他有时就是个暴君，母亲身上的淤青就是拜他所赐。

父亲的七个老婆中有六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娶的。通过迎娶临近部落领导或有权势的长老的爱女，父亲巧妙地巩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权力基地。我外祖父是临近区的一位显赫长老，之前这个区还跟我父亲的村子打了一仗。父亲迎娶母亲之后，最终与那个区订立了一项和平协定。

只有个别老婆是他真正爱的，有两个还被他休了，多数都受他冷落。他一生中共娶过七个老婆，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张俊俏的椭圆形脸，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长发乌黑发亮，两道眉毛整整齐齐，皮肤白皙光洁。

我母亲最得父亲的信任，也是她掌管着保险箱和食品储藏室的钥匙，父亲政界朋友来访时的饮食都是她全权负责。她带领仆人和其他妻子，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喷香的烩肉饭、古斯特咖喱肉 、热腾腾的圆盘烤饼。

仆人和我的兄弟们站成一排，将滚烫的食物从厨房传到隔壁的会客厅入口，父亲就在里边招待客人。妇女是不允许进入这一男人专属的领地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已婚妇女是不能够被亲戚之外的其他男人看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我那些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的兄弟们也只好帮忙了。

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捣磨面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捣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女人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地烘烤。

我差不多在太阳地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他们完全是顺其自然，让我自生自灭。我的脸被太阳灼伤得那么严重，以至于青春期的时候，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褪去。

等到他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而看到我脸上的晒伤，又非常担忧，一改最初的冷淡，转而迸发出母爱的本能来。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等我终于停止哭泣了，她倒默默地抽泣起来，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但我知道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真主是真诚地祝福我，让我从此成为贝比简最宠爱的孩子，并在我们母女之间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