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本书第一部分将介绍，首批现代经济体是西方现代社会在19世纪早期崛起的核心。现代经济表现出的空前活力也映射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因为活力以多重方式展现出来，所以现代经济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到生活的本质特征。我们接下来将讨论创造历史的现代经济是如何及为何出现的。

这里使用的“现代经济”一词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而是指具有高度活力（即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有人或许会问：现代经济之所以称为“现代”，根据何在？这就好比问现代音乐的现代性来自何方。如果国民经济是由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态度（经济文化）组成的复杂构造体，那么是其中的哪些要素构成的何种结构保证和激发了现代经济的活力？首先，我们需要厘清活力的概念及其与增长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经常被混淆。

创新、活力与增长

重申一下，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 这种新的生产实践在推广前可能只在某个国家出现，或者在某个跨越国境的地区出现。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因此，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

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都认为支持创新的这套系统就是各国的国民经济。为了开展创新，一个国家必须做自己的开发和应用工作。但在全球经济中，各国经济对外界的开发是开放的，某个国家开发的新事物可能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假如某项联合或独立完成的创新已被其他国家采用，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它在本国的应用就不再被视为创新。当然，挑选在本国市场具有良好前景的引进产品，与挑选要开发的创意一样，也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创新和模仿存在本质区别，但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并不容易。

我们也必须理解经济活力的概念，它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因此，这里所说的活力是指创新的意愿和能力，而非现实的条件和障碍。活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活性不同：灵活性是指对机遇的敏感性、对行动的准备以及熊彼特所说的“把事情做成”的激情；活力决定着创新的正常规模，当然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同时，就像作曲家可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一样，社会也可能出现创新的爆发期和短缺期。因此在活力水平（创新的基本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的创新节奏也可能表现出显著的波动。“二战”后的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少量创新，例如比基尼、新浪潮电影、甲壳虫乐队。到1980年，随着财富与收入的比例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创新浪潮也随之消退。很明显，欧洲的活力并没有（哪怕部分）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高水平，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才能让大家信服。

测量活力程度的一个办法就是测算上面提到的动力和制度，即产生活力的投入。另一种办法是测算产出规模：近年来的平均年度创新数量，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去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量后的部分，再去除非正常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从其他国家照搬过来的“伪创新”。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话，创新过程所产生的10年期平均收入就可以视为其产出规模的粗略测算。或者我们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旁证汇集起来测算创新的规模，例如新公司的创建速度、员工流动率、20家最大企业的流动率、零售店的周转率以及产品通用编码的平均使用期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测量活力程度的有效指标。全球经济会受到一个或多个活力强大的经济体的驱动，这使某些活力较弱甚至完全没有活力的经济体通常也可以获得与高速前进的现代经济体极为接近的增长率，生产率、实际工资与其他经济指标保持与先进国家类似的高增长。活力不足的国家能保持这样的增速，部分原因是与高活力经济体开展贸易，但更多是因为它们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模仿现代经济体应用的原创产品。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0—1913年，意大利的单位工时产出保持了与美国同样的增速，一直是比美国低43%的水平，在国家排名表（反映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对水平的排名表）上既未上升也未下降。但没有哪位经济史学家会认为那时的意大利经济具备很强的活力，更不用说达到美国水平。

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的增长率提升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瑞典就是典型的案例：1890—1913年，瑞典的生产率增速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几家还成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者德国那样高水平的创新活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瑞典的生产率增速下跌到美国之下，1922年至今，再没有任何一家新公司进入股票市场前10位。日本在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许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但那段时间的高增长并不是日本全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反映。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已有数十年积淀的先进经验。中国自1978年后实现的创纪录增长则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

因此，一个国家的活力对促进生产率提高来说并不新鲜。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极具活力，某个国家自身的活力水平对增长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即可。如果国家规模太小，其活力有限，也不能构成增长的充分条件。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保持活力可实现全球性增长，避免不利情况出现。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个道理在今天与19世纪同样成立。

尽管某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如单位工时产出）在一个月甚至一年内的增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活力水平，但我们可以考虑把该经济体的生产率与其他经济体的相对水平作为测算指标。的确如此，除极少数案例外，生产率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体都是因为自身有很高的活力水平。然而，某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既可能反映活力不足，也可能反映灵活性不足，或者两种缺陷并存。所以，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同样不是反映某个经济体活力的良好指标。

要深入测算某个经济体的活力，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分析经济中的哪些结构因素可能对激发或制约活力产生显著影响。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现代经济通过人才和思想参与商业创新活动产生经济知识。然而，熊彼特提出的“间断平衡”的准经典理论否定了所有思想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是，直到今天，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都分不清现代经济体、欠现代经济体和非现代经济体的差异。他们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高度现代的经济）都视为产品制造机器，只不过效率不同，某些国家只是在自然条件或政策上存在缺陷。

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现代经济体的某些独有特征，那就是创意。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中可见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过去的创意的物化成果。现代经济主要从事以创新为目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包含多个阶段的完整过程：

• 提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概念。

• 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前期准备。

• 开发项目的融资决策。

• 选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

• 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市场推广。

• 成果评价以及由最终用户试用。

• 某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大规模应用。

• 试用或早期应用之后的改进。

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中，斯密曾关注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创新活动也存在专业分工：某些人全身心地为负责新产品构思和设计的团队工作；某些人在金融行业工作，选择值得投资的新公司；某些人与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家共事；某些人则专注于市场推广等业务。同样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把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有没有新创意可以改进目前的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找到更好的项目。这种类型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在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体中，服务于创意的活动可能占总工时的1/10。然而，对新创意和新实践的投资虽然有可能挤掉某些熟悉的投资活动的岗位，却可能激发大量为新产品制造服务的新投资活动，结果会对就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创新活动乃至更普遍的投资活动的劳动密集程度往往较高，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消费品生产则不同，例如食品生产就会使用大量的资本（如铁栅栏）和能源，能源生产也会使用大量资本（如修建钻井架、水坝和风车）。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经济体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可以像亨利·格雷的《格雷氏解剖学》（ Gray’s Anatomy ）那样，从结构解剖开始。我们看到现代经济体中有多条创新活动的线索，它们平行发展，代表创意之间的竞争。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中，新的商业创意每天都在诞生，其中大多数是在企业内部涌现。这些创意的开发通常需要企业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某些项目有热心的企业家参与，但未必都能找到资金支持。资本只会流向那些企业家和投资者认为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在得到支持的项目中，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成功地把最初的创意嵌入足够廉价、能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在推向市场的新产品中，只有最终用户（管理者或消费者）认定值得率先尝试的产品才能得到订单和销路，其中又只有一小部分能表现出会被广泛接受的迹象，进而得以继续生产，或者可以将生产规模扩大到盈亏平衡点以上的水平。能顺利通过这种选拔机制并最终成功的创意可能是万里挑一。麦肯锡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估计，每10 000个商业创意会产生1 000家企业，其中100家会得到风险资本，20家可以上市，2家最终会成为市场领先者。

我们也可以描述一下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相对应的竞争过程：企业是国有的，资金支持来自国有开发银行。我们还可以描述一下社团主义经济体中相对应的竞争过程：企业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所有，但实际上被政府控制，资金也由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我们所阐述的历史上的现代经济体不属于以上这两种结构，过去两个世纪的现代经济体（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都曾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如此。

在这些真实的现代经济体以及在任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为创新提供初始资本的决策是由投资人、金融家和股份持有人做出的，投入的资金来自他们自己的财富，其他决策人还包括私人所有制的金融公司的经理，这些“资本家”（其中某些人其实只有很少的财富）提供的全部投资和借款决定着整个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某个新创意进行开发规划并寻求资金的人主要是生产商或职业经理人，他们创办新的私营企业，或者在现有的私营企业中推动开发项目。为把从事此类活动的生产商与生产成熟产品的生产商区分开，人们把前者称为“企业家”。通常来说，企业家会把自己的一些资本投入新事业。创新项目的企业家和投资人甘苦与共，分享可能的财务收益，也分担回报不佳造成的损失。当然，收益的最终结果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某个项目与其他项目相互竞争会降低私人收益，推高土地租金和劳动力价格。财务收益对于投入较大的投资人或企业家来说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生活标准可能都取决于项目的成败。企业家还需要用实现成功的美好前景争取家庭成员在精神上的支持。

在支付债权人的份额后，预期利润将由企业家和投资人分享，但这并不是开创新事业的唯一预期收获。企业家和主要投资人往往倾向于那些能激发想象力、调动能量的项目，他们可能还希望为社区乃至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某些企业家和投资人创办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体验社会收益带来的满足感，他们把这一目标置于任何可能的财务回报之上。这些“社会企业家”可以和普通企业家并存，不管政府是否向他们提供资助。这个并行的创业体系同样具有充分的活力，也是现代经济体具备现代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幸的是，除了船只和工厂的不同这类细枝末节外，大多数人在讨论中并没有把现代资本主义同重商资本主义很好地区别开来。现代资本主义当然是从早期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其确立了财产权利，接受了利息、利润和财富创造等事物，肯定了个人责任的社会价值观。重商资本主义还在威尼斯和奥格斯堡培育出了银行，为产业发展融资并提供服务。但和创新者与贸易商的关系一样，现代资本主义与重商资本主义也截然不同。商业经济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分配，夸张点儿说，就好比人们收获天然的作物，将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交换其他作物的剩余产品。现代资本主义则是引入创新，企业家很快就把商人挤到一边。随着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商业时代确立的很多规则已不再适合作为标准，政府发放特许证的速度也不再能满足爆炸式增长的需求。

更不幸的是，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在压制竞争，为保护那些有门路的人而限制市场进入，对促进和鼓励创新却毫无作为。操控这些经济体的人和在其中饱受煎熬的人却将其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则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例外”。在北非，由政治家、精英阶层和军队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小圈子把工商业作为自己的领地，外来者不可能获得准入执照，也就不可能同老牌企业开展竞争。人们以为，“资本”（统治集团的家族财富）在这些经济体里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就称其为“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应该是：资本家们是相互独立、缺乏协调、彼此竞争的，没有哪个君主或寡头占据支配地位。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允许和欢迎拥有创意的外来者加入，并争取对其项目感兴趣的资本家的投资。更准确地说，寡头经济体应该被视为社团主义的一种形态，产业部门被迫服从某种形式的政治操控。

本章开篇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内部结构注入和激发了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以上的讨论分析了现代经济体依靠哪些机制筛选值得开发和应用的新创意，那么新创意的产生又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对越来越多的科学主义信徒来说，新的经济创意的概念是陌生的，这种理论在20世纪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更不用说完全排除任何新创意可能性的历史决定论了。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述，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只有科学家才会有新创意，这些创意在经过实验验证后，通常会带来科学知识的增长。但这样的理论从来都不具备说服力：从哥伦布到牛顿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创新，而从蒸汽机到电力那个时代则没有划时代的科学进步。但一套理论的失败并不足以使其停止传播。熊彼特在其处女作发表约30年后再次肯定地说，只有科学家能产生新创意，包括杜邦公司这类巨大的工业实验室中产生的创意。 今天的流行理论是德国新历史学派：新技术平台上出现的天才创意家，如“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芯片的发明者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以及计算机的发明者查尔斯·巴贝奇，他们为后续的应用浪潮开创了基础性的突破。科学主义的说法很容易迷惑大众。人们不需要追问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来自他们在实验室里的观察以及学术期刊上报告的新发现。研究者和实验者的确沉迷于他们的科学和工程世界，其实，企业家和投资人也同样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改变：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事实上，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现代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推动力就是这一经济体系——由经济文化与经济制度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而非流行理论中强调的杰出人物，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

现代经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域：负责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构思，探索其如何制作、如何使用的想象空间。创新过程所依靠的人力资源是前现代经济没能充分利用的。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前现代时期的发展依靠当时的企业家开发外来发现可能实现的项目，在谈论人力资源时，他强调了“把事情做成”的决心和迫切愿望。而现代理论家认为，现代的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经理人，他们在并不掌握太多微观或宏观实际知识的情况下，“在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百分百正确的模型或决策规则时，展示出了做正确决策的能力”——这是马克·卡森在1990年的一篇评论中对企业家的描述。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这种决策才华需要所谓的判断力（对未知趋势的判断）和慧根（对尚未察觉的作用力、未知的未知因素的感觉）。这种判断力需要对不同行动的后果的想象力。企业家的这些才能被称作“现代企业家精神”，但它并非快速变革和新事物的源泉，它并不等同于创新精神。

想象域中的自主创新过程所依赖的是另外一套人力资源，其基本要素是想象力或创造力，对可能开发和推广的还没有人想到过的事物的构想。如果没有想象出另外的途径、目标，或者没有想象到有价值的成果，那就不可能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很大进步。因此就像大卫·休谟在其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作品中所言，想象力是成功变革的基础。 实现创新还要求有洞察力，看到哪个新方向可以满足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愿望或需要。这种洞察力经常被称为“战略眼光”，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直觉，可以感知其他企业是否会采取类似战略。史蒂夫·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就来自他杰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此外对探索的好奇心以及追求与众不同的勇气也必不可少。

如果在一个经济体里，人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和激励，或无法获得创新的条件，这种想象域也就根本不存在。这套体制运转的动力来自财务回报和非财务回报的组合。财务回报是重要的，实现巨额盈利的前景有助于争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创业投入的支持。因此，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业创意的收益（如卖给某个企业家以取得分红，或者在能够获得专利保护时收取专利费或者出售专利），就不会有很多人构思和开发商业创意。如果企业家和投资人不能自由创建新企业、自由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出售企业的股份（如今主要是通过公开发行）、自由关闭企业（在无销路时），他们就不会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创业家还需要知道，潜在的终端客户（消费者和生产商）有没有放弃现有工艺或产品、尝试新事物的自由。总之，如果没有财产保护和盈利的激励，不管非财务性质的回报有多大，多数创业家都不愿冒险。

当然，对现代经济的运转而言，某些非财务激励也同样重要，甚至非常关键。除了财务回报外，现代经济还依赖一种激励性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活力使人们从小就被培养出相应的生活态度和信仰，也使他们容易被这样的机遇吸引：有新奇的激动、有神秘的诱惑、有障碍的挑战，以及有新风景的启发。高度的活力要求企业界人士从小就习惯利用想象力和洞察力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要求企业家渴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脚印，要求风险投资人凭借直觉采取行动——“我喜欢他的标新立异”，要求终端客户愿意尝试那些性能价值未知的新产品和新工艺，还要求热情、好奇与自我表现等动力因素。总之，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的活力。

创新还依赖人们的个人观察和个人知识。产生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往往都是近距离观察某个商业领域、理解其运转过程的人，他们了解某个领域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潜在市场规模，而远离所有产业的人很少能产生真正可行的商业创意。某个商业领域的从业者所能得到的知识和发现的机遇，是其他途径难以发现的，甚至完全没有发现的可能。

偶然看到某个零售空间有更好的用途，或者发现快递包裹有更好的运送路径，确切地说不是我们所谈的创新。当然也可以说，激发新的商业投资设想的具体行业知识也会激发真正的商业创意。同样，鼓励新投资的积极态度也会鼓励创新活动的创意。

这样一来，对商业人士的创意来自何处这一问题，我们很自然地就得到了答案：它来自产业部门内部。商业人士在工作中获得个人的观察和知识，与共享的公共知识（如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工艺或新产品的概念构想——这与科学研究是同一道理，专注于实验数据、专业知识的科学家结合通用学科的知识，产生了新的有待验证的公式或猜想，从而可以为科学知识的增加做出贡献。商业人士和科学家都要依靠个人知识、个人观察，也共享自己所属群体的公共知识。当然，很多科学家坚信商业人士的创意来自其行业之外，就像人们常说的作曲家的灵感来自音乐以外一样。对于这种普遍错觉，美国指挥家罗伯特·克拉夫特曾谈到记者们与伊果·史特拉汶斯基的对话：“大师，您能说说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吗？”他回应道：“当然是从钢琴里。”

在奥地利出生、对奥地利学派影响巨大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首位从这个视角分析经济运转的经济学家。他在1933—1945年的开创性研究中，认识到周围复杂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商和顾客拥有宝贵的实际知识，懂得如何才能最好地开展生产、最该生产何种产品。通常来说，这样的知识具有地域性，关系到周边的环境，涉及五花八门的领域，并不容易被外人知晓和理解，是一种私人性质的知识。即使所有知识都能免费获得、对公众公开，它们也往往过于复杂、难以被理解，更不用说被消化吸收了。因此，这样的知识始终分散在经济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之中，每个产业都有大量的专业知识，每个参与者都掌握自己和少数人才熟悉的细节知识。这种情况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复杂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市场，个人和企业在其中交易产品和服务，因此实际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就可以延续，人们不需要成为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精通的万事通。某个产业出现的新知识会通过市场机制（价格下降或其他信号）迅速传递给整个社会。第二，这样的经济如果不受束缚，会成为不断获得经济知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并淘汰无用的旧知识的有机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的价格会被“发现”，每个公司和参与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负责搜索的蚂蚁，通过对所有局部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应，调整生产方向和产量。如果某些产品的产量有所提高，其市场价格的相对下降将向社会表明产品成本比从前降低了。 这就是哈耶克版本的知识经济的运转。

不过，哈耶克的论述并不包括创新的内容，也没有将由经济生活参与者的创造性刺激并开发出来的自主创新考虑在内。在被广泛引用的194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自己讨论的话题是对“环境改变”的“适应”。这种适应当然也要依赖前文所讨论的现代企业家的某些人力资源：判断力、慧根以及开创自己事业的动力。

与创新不同，适应具有可预测的特点。适应不需要直觉性质的思维跨越，而是对迟早会发生的变化的反应，同时会拒绝不符合适应需要的其他变革。如果环境不再发生变化，适应性的反应也就不再持续。适应不是破坏性的，它是破坏的终结，而不会导致新破坏。相反，创新不是依靠现有知识可以确定的，它具有不可预测的特点。这种新事物是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但许多商业人士却拥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创新就是出去看看顾客需要什么东西。对“创新是可以预见的”这种谬论，沃尔特·温琴蒂批评说：

对回收式起落架的“技术强制要求”是事后形成的结果。当时的设计师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创新者能看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和如何能到达的手段。但假如他们的创意是全新的，那就不可能准确预见到这种创意能否在满足所有条件时实现正常运转。

不可预见的创新可能是破坏性的、带来新的复杂拼图的课题，然后是人们如何进行适应。创新是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偶然事件，比预想快得多的重大适应性改变也可能造成破坏。创新可以是极其短暂的，但大多数未来的创新建立在今天的创新的基础上，这些活动的积累会使实际经济发展经历非常复杂的过程，尝试很多原本可能被忽略的可能性。因此，创新带来的考验比单纯的适应要严峻得多。

创新需要构建新事物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智慧，还需要进入未知领域、与同伴和导师分道扬镳的勇气。创新者由此被视为英雄，他们将追求创造放在舒适之上并勇于面对失败和损失。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创新者喜欢风险。明尼苏达的创新者哈罗德·布拉德利和欧文·布拉德利说，创新来自对商业或世界的新模型的构想。因此，不论是公司创始人、天才的首席执行官还是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这些创新者都被一种内在的需求推动，想要对自己或他人展示与众不同的理解。

亨利·福特对大规模汽车生产的追求就是创新的典型案例。在2011年题为“尤里卡”（Eureka）的演讲中，哈罗德·埃文斯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许多美国人都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其实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乃至他本人的家乡，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福特说：“我什么都没发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发明，这不是说他创造了自动化生产线，使奥利弗·埃文斯在1795年设计的生产线的加工效率提高了5倍……他真正的天才级创意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

尽管有人和福特本人一样，并不认为他具有多强的创造性，但他却预见了新型生活方式，并用实践证明其可行性。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故事是伟大的美国跨境大铁路。埃文斯在2004年推出的《他们创造了美国》（ They Made America ）中这样介绍：

萨克拉门托的西奥多·朱达拥有的非凡勇气使他开创和设计了美国第一条跨越大陆的铁路。他的夫人安娜写道：“这显示了一个人的内心要多么强大……才能抓住这样宏大而危险的机遇。”

诽谤者说，跨越大陆的铁路构想已经出现了好多年，铁路的建成“不过是时间问题”。正如埃文斯所述，朱达在工程上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平凡，难以被誉为创新，但只有建设工作开始之后，我们才可以说“不过是时间问题”。成功并非不存在疑问，当时的许多工程师认为通向北加州的直达铁路并不可行，因此铁路的成功建设并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朱达展示了出众的直觉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有些创新是偶然出现的。托马斯·爱迪生无意中从手上涂的油烟中发现了一种灯丝，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忘记盖上一个皮氏培养皿而发现了青霉素。在经济生活中，也有无数意料之外的创新案例，总是有某些“B计划”或者低预算的冷门产品成为惊喜。例如，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创立本来是为了开发新的计算方式，但是当一位技术人员向某些参观者展示这些技术能用于制作生动的卡通片时，参观者们的兴奋很快使该公司成为动画工作室。这些偶然的创新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其设计者从未想到会出现衍生的新产品。

事实上，所有创新都有偶然或者随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新产品开发成功和得到商业化应用都是概率问题。著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不止一次评论说，那些知名的受访者都告诉他，自己的巨大成就完全是拜幸运所赐。然而，创新尝试中的成败并不像常见的硬币抛投结果，创新是走向未知的旅程，有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有些是未知的未知因素，即使运气再好，创新者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创造性和直觉能否带来期望中的结果。哈耶克在1961年终于认识到创新的作用，他沮丧地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竟然认为企业都知道它们的新产品会有怎样的市场前景。对哈耶克来说，企业不可能知道某款新车型的盈亏概率，就像小说作家不可能知道其作品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概率一样。

很奇怪的是，由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视而不见，哈耶克当年留下的原本可能启发他人的粗略理论，后来还是由他本人整理的。哈耶克在1968年提出，经济体（显然是指本书所说的现代经济体）是通过“发现进程”促进“知识增长”的。发现进程指的是，判断某个产品或工艺构思能否被开发，以及被开发后能否被广泛应用。通过内部实验和市场检测，现代经济可以获得产品和工艺知识的进步，包括那些不会被接受、不可行的知识。 还有，与科学知识不同，商业知识的进步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完全可以没有增长边界。反倒是科学家们需要担心他们的发现之旅正在走向尽头。

商业知识的另外一个增长来源（不过这个有边界限制）是纠错，也就是说，就具体产品的微观层面或整体经济的宏观层面而言，现有的许多知识可能并不正确。 周边环境和结构关系很容易在未被察觉时发生变化。例如，著名的诺斯罗普公司利用风洞实验发现，与回收式起落架相比，固定起落架造成的多余阻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当时的研究者并未意识到，在飞机速度大大提升后，这种阻力的影响会变得非常严重。此外，经济生活中的发现并不是可控实验的结果，数据本身经常发生变化，经济生活中的知识（乃至误解）也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总是存在发现他人错误的可能。

借用经济学家布林·罗斯比的话来说，现代经济“解决的问题是发现（或者创造）可能性，然后加以利用”。经济中对此类活动的投入越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一个国家可以开展灵活的学习和勤奋的评估，并热心开发外来发现所提供的新的商业机遇，这些是熊彼特所看到并认为可以实现的。但这样的国家或其他国家还可以拥有创造力，根据内部环境和变化做出反应，产生新的商业创意，并依靠远见或直觉将创造性引至可能成功的方向。创造力和远见这样的资源存在于所有人类经济体中，但在历史上，某些国家并不能或不愿动员这些资源，还有些国家在动员了一段时间之后没能继续下去。现代经济释放了创造力和远见，并成功地为其配备了企业家的专业能力、投资人的判断力和终端客户的勇气。

我们由此可以确定，现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创新体制的有效运转。依靠对各自产业和职业的深入参与和长期观察，很多人产生了新的商业创意。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需要不同投资主体的参与，例如天使投资人、超天使基金、风险资本家、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对冲基金。这个过程还需要不同生产商的参加，如创业公司、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并涉及各种市场推广活动，包括制定市场策略和广告宣传等活动。在终端客户方面，需要有公司经理人对新工艺进行早期评估，需要消费者决定尝试何种新产品，他们可能还需要学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使用方法。到19世纪中叶，现代经济的基石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奠定，德国和法国紧随其后：

大量企业家涌现，他们享有持有财产和发展商业的权利，可以冲破政府的制约，还拥有合同法提供的保护。这些企业家在他们创建的公司或经济实体中积极尝试新工艺、构思新产品。银行很少向缺乏信用记录的企业家贷款或投资，所以经常需要家庭成员和朋友扮演天使投资人的角色，使企业家们的项目得以起步。为寻求扩张，许多新企业必须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在英格兰，乡村银行可以向企业家提供短期贷款，受托代理人从客户那里吸收存款，然后为企业家提供长期贷款。有时，某些个人会成为企业的合伙人，共同出资购买专利权。少数银行会加入产业发展——南德意志地区的福格尔家族在几个世纪前已经开展类似业务，有些会给整个产业发展提供建议和投资。在美国，乡村银行的创业精神通常更强，新英格兰地区的企业从事银行业务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也会为了自身项目的发展而出售银行股份。还有在家庭和朋友之间提供贷款的银行。与今天的风险投资公司不同，在企业家创建可发行股份的公司之前，当时的许多早期风险资本家并不能占有股份。

现代经济可以被视为一个规模庞大、永不停歇的工程，构想、开发和检测新创意，搜寻可行的办法和人们的需求，这对职业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其前身的商业社会提供的工作岗位很少，工作岗位除工资外也很少能给人们带来其他方面的收获。这些职业或许可以把人们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但相当枯燥乏味。而在现代经济体中，从事某种职业几乎是普遍的生活状态，经济包容度远远超过商业时代。现代社会的职业在人们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居于核心位置，塑造了其发展轨迹。因此，现代经济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进入高潮的经济制度之间的激烈斗争，都关系到现代经济所带来的个人生活体验，以及因此丧失的传统的生活体验。

社会制度

大多数创意都着眼于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不仅是出于构思者或企业家的喜好。在任何时点上，都有大量的创业项目在同时开展。现代经济的大部分动力（以及高度复杂性）都源于这是个社会性环境，而非个人生活的孤岛。相互独立的经济参与者的多样性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不确定性。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认为，抛投一枚熟悉的硬币代表“已知的风险”，例如其概率通常是一半对一半，而抛投一枚未知的硬币则代表“未知的风险”，这才叫“不确定性”。奈特认为商业生活中充满了这种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并似乎已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体的标志之一。

企业家的新产品开发项目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部分来自微观层面，例如终端客户是否足够喜欢、愿意购买。企业家还会担心，终端客户虽然喜欢自己的新产品，但可能更喜欢其他人开发的另一种新产品。他们不像独自漂流的鲁滨孙，只需要关心自己喜不喜欢即可。其他企业家的项目结果也会对自己的项目产生影响。例如，开发中的新产品能否被接受的微观不确定性会增加经济中产出和收入能否维持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宏观的不确定性，它关系到新产品的终端客户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因此就像凯恩斯最早发现的那样，现代经济的创新项目的不协调性使未来的发展出现非常不确定的方式和规模。在一定时期之后的未来，基本上会变得不可预知。凯恩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未来的情况。在短短一代人的间隔之后，经济面貌对上一代人来说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想象。

对凯恩斯和哈耶克而言，新创意是经济史的推动力，这是他们的思想基石，与托马斯·霍布斯或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凯恩斯和哈耶克很清楚，新创意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可以预见，就不可能是新的），因此对历史发展产生着独立的影响。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使今天的创意开发的结果更加不确定，所以不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进行任何可靠的预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可能预测进化的路径一样。不过，通过研究知识增长和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相。失败的创意也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它们可以指明哪些方向不需要再继续尝试。取得成功的创意（也就是创新）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形成无限的良性循环。原创性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将未来推往不可知的方向，产生新的未知和新的错误，从而给原创制造更大的空间。分析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沃土，我们将获益良多。

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其创新倾向或经济活力）显然与潜在创意者的背景、环境和个性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音乐产业，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此外，一个社会的活力还取决于金融家的观点的多样性。创意得到的评估机会（遇到可能欣赏它的人）越多，好的创意遭到拒绝的概率就越小。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的创新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除其他因素外，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以便从中找到最合拍、最有条件将新创意融入可行的工艺和产品的人。当然，找出终端客户的特性同样重要，如果视所有客户为完全一样的个体，那么找到他们都喜欢的创新简直比登天还难。

如果以上的所有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我们之前避而不答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在历史上，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动知识和创新增长的体制只能在私营部门爆发，而非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内部，类似的促进知识和创新的体制能实现良性运转吗？如果投资人、经理人和消费者的特性的确很重要，公共部门的有效创新体制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套创新制度的成功还取决于内部的相互作用。构思新产品的项目通常要先组建一个有创造力的团队，商业化生产和推广新产品的项目往往需要首先设立一家由若干人组成的公司。任何有团队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团队产生新创意的能力远远超过单独的个人。某些社会评论家认为在家办公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发展，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其他人的观念和问题的冲击带来的价值，尤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信任的人。有人认为，公司可以让很多员工在各自独立的地点（如家里）开展工作，并不会影响创新，但他们忽略了在饮水机旁或午餐时漫不经心的交流的重要性。

交流还可以增强个人实力。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圆号乐手曾因为高超技艺受到称颂，他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没有与同乐团其他人的交流，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无论如何，一个有效运转的团队不仅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通过天赋互补发挥效率，还能像管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位团队成员都能通过共同探索、携手进步、彼此激励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可以获得“超级效率”，这是管理哲学家埃萨·萨里宁强调的内容。

另外还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社会上的各种创意产生合并和增长。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有人提出，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要实现最大的繁荣，必须保持农业状态，而非走向城市化，因为其自然优势在于饲养绵羊。但这种论点忽略了农村生活不适合智力进步和广泛交流的现实，而这些因素对创造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持各种诉求的人在城市中的广泛参与和巨大融合极大地增强了经济体制的创造力。

本章分析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的现代经济的结构和运转特征。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参与者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新体制的因素已经出现并迅速扩展，但随着他们对周围的现代制度的认识逐渐增加，人们普遍感受到新制度正在打开更多神奇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两章将介绍大家很少关注的现代经济制度给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巨大提高（物质方面的收益），以及在职业性质和生活意义方面的积极影响。 7BLDB//F0Qzvgwvtrih5xX2/F5G94e4KclD/LHmDoYcIWNe5aUMGXs7/pfhta5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