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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7岁奋起

1212年1月,奥托终于离开意大利返回德意志,此时从德意志又来了一拨人造访腓特烈。这些人是反奥托派的,他们请求腓特烈去德意志。反奥托派的诸侯们聚首纽伦堡,选腓特烈做自己的皇帝。这拨人此行便是请腓特烈接受并去德意志落实此事。

奥托以萨克森为根据地,地盘在德意志北部,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地盘则位于德意志的西南部。与其说是南德向北德造反,不如说是德意志西南部从一开始就不适应奥托粗暴的高压统治。他们起来造反,还选腓特烈替代奥托当皇帝,请他出山做自己的领袖。

腓特烈的祖父、父亲都是皇帝,都死在皇帝的位上。对腓特烈来说,继位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但他没有立即答应,是因为前面还有诸多障碍。

首先,当初要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直接统治一事一直没有进展。

这里的原因在于,封建诸侯的本意只是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奥托南下给了他们最好的理由,让他们把防卫自己的领地放在了首位。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响应腓特烈的命令归还城寨。

第二,尽管实现国王直接统治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腓特烈一无钱二无兵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妻子带来当嫁妆的500名骑士由于水土不服,任务繁重,不少人染上疾病,大部分已经死亡。

然而,不接受或拖延接受德意志的请求也有相当大的弊端。

第一,奥托尽管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又遭到了诸侯们的反对,处于守势,但他很年轻,才30岁。如果腓特烈推迟前往德意志,奥托极有可能在此期间挽回颓势。

第二,腓特烈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能否毅然前往德意志是个问题。不过,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的直接统治,必然导致与既得利益阶级的激烈冲突。这项艰难事业何时才能实现尚难预料。

17岁的腓特烈做出了决定。他也许不想先立稳脚跟,再迈出脚步,而是考虑先迈出脚步,成功后再回头解决脚跟的问题。17岁的年轻人决定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冒险之行。不过,在出发前他要先做好一些事情。

教皇英诺森三世

17岁的腓特烈想展翅高飞了。在这个时期,下面四个人是他无法忽视的。

萨克森公爵奥托 30岁

教皇英诺森 52岁

英国国王约翰 45岁

法兰西王腓力 47岁

教皇英诺森开除了奥托的教籍,所以奥托是教皇的敌人。奥托与他的伯父英王约翰有着同盟关系。约翰与法兰西王腓力因英王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问题一直处于敌对关系之中。法兰西王领土的东侧即与腓特烈在德意志西南部的地盘接壤。因此在逻辑上,执意要把英国势力驱逐出去的法兰西王与开除同英王结盟的奥托教籍的教皇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他们是“伙伴”。

腓特烈此行德意志的目的在于夯实德意志诸侯送给他的帝位。为此,恢复掌握霍亨斯陶芬家族广布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土便不可或缺。他需要与紧邻西边的法兰西搞好关系。教皇已经表示换马,用腓特烈取代奥托。17岁的腓特烈决定优先考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不过腓特烈懂得,同一个君主统治位于北方的德意志和位于南方的西西里王国,这可是历代罗马教皇的梦魇。教皇为避免这种情况无所不用其极。如今,自己身为西西里国王,却准备接受德意志诸侯的邀请前去落实帝位。腓特烈只有做好一件事,才能让罗马教皇消除疑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接见德意志来使两个月以后,在巴勒莫的主教堂,父亲腓特烈和母亲康斯坦丝出席了他们刚满一岁、名字用德语念作亨利的嫡子恩里克登基成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仪式。这样在形式上,皇帝和国王就分别由两人担任了。腓特烈任命妻子康斯坦丝摄政,代一岁的国王统治国家,并安排好了辅佐她的政府阵容。儿子的登基典礼是这一系列事前准备工作的最后仪式。登基典礼两个星期以后,腓特烈登上了北上之船。

这是一次一无所有的旅程,尽管是去接受帝位,他的随员还是少得惊人。算上德意志来的使节,再加上大主教贝拉尔德,总共才有七人。另外还有两人随行,但他们的工作包揽了秘书、书记员等一应杂事,不能算作随员。我本来认为无论如何腓特烈会带上卫兵,但当时的所有记录都未提及此事,怕是卫兵人数少得不值一记。

而且,载着腓特烈北上的也不是自家的船只。这一时期,西西里王国连商船队都还没有,遑论海军。他们只能乘坐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的船。

这时的热那亚与同属海洋城邦国家的比萨处于战争状态。热那亚船的船长知道搭载的是腓特烈及其一行,却说不能到腓特烈所希望去的罗马。船长让他们在加埃塔的港口下船,请他们从那里再由陆路去罗马。船长说,从罗马近海到比萨之间的海域的制海权掌握在比萨海军手里,热那亚船无法保证乘客的安全。

就这样,腓特烈半道在加埃塔下了船。所幸加埃塔居民对西西里王国抱有善意,腓特烈一行得以乘坐他们提供的船只来到罗马的外港奥斯蒂亚,从而避开了强盗出没的陆路。4月,在离开西西里两个星期之后,腓特烈一行来到罗马。尽管年轻的腓特烈只带区区数人进城,罗马民众还是用欢呼声迎接了他。

复活节当天,腓特烈实现了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第一次会晤。14年前腓特烈的母亲去世时,教皇就成了他的监护人。这是52岁的教皇第一次见到自己代行父母职责的孤儿长大后的样子。

双方印象似乎非常好。腓特烈有才华,能使每个见他的人瞬间倾倒。教皇英诺森三世虽是中世纪的权力象征,却对能看见时代未来的年轻人格外敏感。

正是这位英诺森教皇,两年前承认了28岁的方济各所领导的修道会。阿西西的方济各鼓吹爱与贫,与当时的基督教会背道而驰。如果被罗马教皇断定为反天主教者,方济各和追随他的年轻人或许会被判处火刑。然而,当时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者却正式承认了这个年轻人的团体。这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圣方济各修道会以后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都是生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却都因得到了感觉像是代表了中世纪的这位教皇的认可而抓住了腾飞的机会。这事非常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英诺森给予17岁腓特烈的援助和他给予方济各的一样,也是年轻人眼下最需要的。教皇给予腓特烈的支持是把自己对腓特烈的强烈支持写成公文发给各国君主和各地大主教,并在金钱上给了一无所有的17岁的腓特烈最难得的援助。

教皇不但为腓特烈提供了他们在罗马期间的费用,还提供了他们离开罗马直到进入德意志以前所需要的所有盘缠。不过,教廷似乎把给钱援助与收回借款分得很清,要求腓特烈支付他到成年为止10年期间的监护费。这笔费用高达318公斤黄金,腓特烈用自己国内的一块领地丰迪做交换,了结了此事。这是腓特烈第一次遇到人生重大的胜败关头,但他用谈判还款的方式避免了行动受阻。

即使这样,教皇英诺森三世对17岁的腓特烈也算是照顾有加了。教皇同意搭载腓特烈的热那亚船悬挂教皇旗帜从罗马航行到意大利北方。这就使与热那亚水火不容的比萨下不了手,使腓特烈得以在比萨的领海内安全航行,并抵达热那亚港登陆。

从热那亚只有陆路去德意志。途中的障碍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北方。障碍也并不是盗贼团伙之流,而是散布在意大利北方、打着“commune”即自治体旗号的各个城邦。

前往德意志

“comune”原本只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法兰西人引进了这个词,读作“commune”。之所以这个词到了中世纪变成了“自治城邦”的意思,是因为地方自治体规模的城镇也都打出了“居民自治”旗号的缘故。他们对自治有着旺盛的热情,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却在于不愿意受任何人的制约,尤其在纳税多寡方面拒绝任何人发号施令。而在法律上,可以对这些事情发号施令的人是拥有意大利北方统治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意大利北方各城邦都成了反皇帝派。

这些反皇帝派成为教皇派,并不是因为这些城邦中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居民有着多么笃深的信仰。相反,因为是经济人,他们属于信仰不深的一类人。他们拥护教皇派,个中原因是由于罗马教皇讨厌皇帝在意大利北方确立自己的势力,而不惜在背地里支持他们。而且,教廷不是经纪人的聚集地,没有能力对经济说三道四。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自称教皇派并不吃亏。

这些意大利北方的城邦有一个总称叫“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仅代表性城邦就能列出以下这些:

米兰、克雷莫纳、帕尔玛、博洛尼亚、费拉拉、维罗纳、布雷西亚。

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是海洋城邦国家,主要和海外通商,与正在靠手工业和金融业发展经济的“伦巴第同盟”各城邦不能相提并论,自治城邦也不把它们视为同类。

如果这些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总是团结和步调一致倒也挺好。如果只有一个指挥系统,对话也只跟一个人进行,相向而行的路也还是可以开通的。然而,“伦巴第同盟”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比萨和热那亚虽然位置靠近,却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热那亚与威尼斯也总处于对抗之中。与此类似,米兰与克雷莫纳总是交恶,克雷莫纳与博洛尼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好过。在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视附近的阿雷佐为眼中钉,阿雷佐则与佛罗伦萨附近的锡耶纳结好。

自称教皇派的城邦总是教皇派,而皇帝派的城邦却未必总是皇帝派。这就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即使在同一个自治城邦即同一个城市之内也要分出敌友,相互伺机打击对方,这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描述一模一样。罗密欧所属的蒙太古家族是皇帝派,而朱丽叶所属的凯普莱特家族属于教皇派,这一点千真万确。结果,如果蒙太古家族掌权统治,维罗纳就是皇帝派;相反,如果凯普莱特家族掌权,维罗纳就会变为教皇派。

人们无法用确切的形状在地图上表示出这个地方的皇帝派和教皇派,其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不穿过这片意大利北方的土地就去不了德意志。腓特烈那年只是途径意大利北方的这片土地,然而就连单纯的通过也不容易,其中原因也在于此。他得挑那些铁杆儿皇帝派的城邦走。

米兰是一贯的反皇帝派,是自认和公认的“伦巴第同盟”领袖。米兰过去曾被外号“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皇帝打得落花流水,还不得不忍受“红胡子”的儿子亨利与诺曼王朝继承人康斯坦丝在米兰主教堂举行婚礼。这让米兰对这次失败刻骨铭心。米兰人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怨念颇深。腓特烈是“红胡子”的孙子,亨利的儿子。因而,腓特烈要在1212年横穿意大利北方也并非易事。

从热那亚前往德意志最近的路是北去,取道米兰,渡过米兰北部的科莫湖,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腓特烈不能走这条路。他和人数不多的几个随员先从热那亚去了帕维亚。这时期的帕维亚还是皇帝派,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然后,他们躲着北面的米兰取道向东,前往的确属于皇帝派的克雷莫纳。他们一路小心翼翼,不让米兰发觉。米兰一直在追踪从热那亚登陆的腓特烈一行的动向。腓特烈一行在远离米兰也远离克雷莫纳的地方遭到了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

阿尔卑斯山脉及意大利北方周边

腓特烈一行加上他才10个人。大家快马加鞭,一溜烟儿逃脱了。米兰方面安排在这里袭击腓特烈,是想绑架这个年轻人及其一行。一旦他们进了克雷莫纳就绑架不成了。不过要去克雷莫纳,必须渡过波河的一条支流兰布罗河。

兰布罗河横在了一路逃来的腓特烈面前。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这反映出了米兰和克雷莫纳之间的关系。17岁的腓特烈骑着马就下了河。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以及其他人也都跟着下了河。幸亏是夏季,水量较少,只有马和骑马人的上半身露在水面上。他们成功地甩掉了追击。

腓特烈及其一行全身透湿地行进在去往克雷莫纳的路上,没多久就和克雷莫纳方向过来的一队士兵相遇。米兰在追踪年轻皇帝的行踪,克雷莫纳也在追踪。得知腓特烈靠近的消息后,克雷莫纳方面立即派出了警卫队,遇上了刚渡过兰布罗河的腓特烈。两天后,腓特烈在克雷莫纳受到了全城居民的热烈欢迎。

离开克雷莫纳以后,他们途径曼托瓦、维罗纳,到达了特伦托,途中没有遇到障碍,一路安全。因为一路上挑选的都是皇帝派的城邦。他们一行从特伦托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只要越过头顶上的布伦纳山口,便到了德意志。然而,在特伦托期间,腓特烈接到报告,说德意志境内的教皇派在布伦纳山口设下了埋伏。

在这里,他们再次开始了躲避的行程。腓特烈没有走古罗马时代留下的翻越布伦纳山口的大路,而是绕了个大圈子,像走私者,或是像21世纪的非法入境者一样,沿着森林里的羊肠小道前行,爬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这事发生在8月份,连学者们也称此次旅行是“大胆无比的冒险之旅”。但17岁的腓特烈完成了这次旅行,或许他并未感到多少辛苦。他们离开西西里后已经过去了6个月。

“普利亚少年”

追溯到800年前,腓特烈领国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出产一种葡萄酒,名字叫“Puer Apriae”。与法兰西波尔多产的高级酒相比,这种红酒只能算是本地酒。这种酒丰润而浓烈,喝惯了莫泽尔白葡萄酒的人甚至担心喝了它会脚下踩棉花。

800年前的德意志人说起普利亚就是指意大利南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腓特烈虽然身上流淌着德意志人的血,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普利亚少年”。

在此以前,萨克森公爵奥托并没有把腓特烈的存在当回事。但是,这位奥托不得不睁开眼睛了。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正因为如此,他对年轻的对手来到德意志不得不紧张起来。奥托得知在布伦纳山口的阻击失败后,认为腓特烈首先会去康斯坦茨,便决定先赶到康斯坦茨,亲自在那里堵住腓特烈。

然而,17岁的少年快了他一步。只差两小时,奥托迟了一步,只能在城外看着腓特烈早一步进城。“普利亚少年”让人在奥托面前关上了城门,把是使用武力攻城还是撤退的问题摆到了奥托的面前。奥托只能撤退。

腓特烈似乎没有考虑过要在康斯坦茨恢复冒险旅程的疲劳,过几天眺望眼前美丽湖景的日子。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后,情况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允许他坐等诸侯来访。为了落实这些诸侯对他的支持,腓特烈必须主动去找他们。他去巴塞尔,也是为了落实领有莱茵河上游的诸侯们的支持。

这个“策略”成功了。“普利亚少年”的品位和举止与继承皇统的年轻人的身份十分相称,迷倒了德意志的实力人物。他们再次想起了,眼前这位17岁少年是22年前在十字军远征中死于东方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嫡孙。对德意志人来说,他们想起这位以爱称“红胡子”为人所尊敬的皇帝就感到骄傲,他是最有魅力的皇帝。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时的腓特烈还不具备祖父所具有的力量,他还必须广纳支持者。这时的腓特烈尚无军事背景,这反过来让德意志的实力人物看到,腓特烈是一位纵使没有军事力量也能恢复秩序的领袖。

在这点上,同行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发挥了巨大能量。大主教到处强调罗马教皇对腓特烈的支持和好意,向德意志的实力人物力陈腓特烈的教养之高和对公正统治的愿望。这很自然地就让实力人物们联想到了奥托的粗鲁、高压。且不说表明教养程度的拉丁语,就连德语他都驾驭不了。

此外,尽管腓特烈仍处于缺钱的状态,但遇事他都会表态,给予比收税更重要。这与只管以收税的形式巧取豪夺的奥托正相反。总之,腓特烈非常慷慨地认可了他们一直享受的既得权利。尤其在德意志,封建诸侯也好,大主教也好,都是拥有领地的领主。正因为如此,“普利亚少年”表现出的宽容路线自然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就这样,腓特烈一行在巴塞尔完成了这件重要工作后沿着莱茵河北上了。12月初,他们进入了法兰克福。在这里,腓特烈见到了身为高级神职人员却一贯反对教皇派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4天以后,在美因茨的主教堂,腓特烈从这位大主教手中接过了皇冠。西格弗里德大主教身穿礼服,一边用庄严洪亮的拉丁语宣布“腓特烈因上帝的恩宠而为皇帝,同时成为西西里王”,一边把皇冠戴在了身着皇帝礼服、双膝跪地的腓特烈头上。

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归到同一个君主手上更大的噩梦了。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怕会当场晕倒。不过,以那个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这个消息从德意志到意大利也得需要一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可以拿出使教皇不致晕倒的对策。

对美因茨加冕典礼最早反应的是法兰西王。美因茨到巴黎的距离比到罗马近,消息也传得快。不过,法兰西王最先反应却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那时47岁。他15岁就登上了法兰西王位,这时已是一位老到的政治家,有着敏锐的政治感觉。

然而,腓力的军事才能低下,好像与他的政治才能恰成反比。因为这个原因,在才能出众的武将理查当英国国王的时代,法兰西一直是英国的手下败将。不过,号称“狮心王”的理查3年前战死。约翰继承了英国王位。他虽是理查的弟弟,但军事能力还不如这方面一塌糊涂的腓力。

老辣的腓力认为,眼下正是扫除法兰西境内英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他的第六感完全正确。但他放心不下的一点是军事能力非凡的奥托跟着约翰。现在,腓特烈争取支持者的工作在德意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腓力眼里,这正是削弱奥托势力的良机。

腓特烈也希望与法兰西王并肩战斗。法兰西王派长子路易 来与腓特烈谈判。通过与路易的谈判,德意志与法兰西建立了同盟。这让腓特烈得以专心对付奥托。

有意思的是,腓力是位现实的政治家,他似乎了解腓特烈缺钱,于是送给他2万马克银币,感觉像是在给同盟伙伴准备金。不过,腓特烈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创建自己的军队,而是用在了收买封建诸侯上。光说空话是得不到他们实实在在支持的。腓特烈这样做还强化了年轻皇帝爱好和平的印象。较之奥托的贪婪,腓特烈的大气被广为传颂。“普利亚少年”虽然只有17岁,却似乎已经懂得了广告宣传的重要性。

决定离开西西里前往德意志的时候,腓特烈的脑子里有三个想法。

第一,路过罗马,落实教皇英诺森三世对他的支持;

第二,遍访因反奥托而皇帝派占据了优势的德意志西南部,落实当地封建诸侯、大主教等实力人物的支持;

第三,与法兰西王结成伙伴关系。法兰西不仅与这里接壤,狮心王理查死后法兰西王正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力量。

从1212年3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里,腓特烈就实现了这三个想法。尽管遇到了诸多障碍,但他还是在自己18岁生日来临之前完成了这些任务。

不过,开辟出来的只是路而已,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路的功能,还需要铺好路。这铺路就成了他今后的工作。在这层意义上说,做好铺路工程本身直接与推翻敌人奥托密切相关。

距莱茵河上游最重要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北30公里处,有一座德语叫作哈根瑙(Haguenau)的城市。它位于阿尔萨斯北部,17世纪以后成为法国领土,从此地名也按法语念成了“阿格诺”。但这地方在中世纪时代还是德意志领土,是以皇帝的居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

这个城市离莱茵河大约20公里,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在它边上流过。城市在一片平原之上,周围环绕着大片森林,丘陵点缀其间,是享受狩猎的最佳之地。这里100年前就已经成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红胡子”皇帝时代又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

不过,普通人也把哈根瑙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居城,却是因为腓特烈。他改造了这里,把统治机构全部搬了进来,并让这些机构充分发挥作用。这里成了一座不单纯以狩猎为目的的城市。当然,他从小就非常热衷于狩猎。哈根瑙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可以纵情释放狩猎热情的地方。腓特烈在哈根瑙迎来了18岁生日。

中世纪也是这样的时代,统治者要巡游各地,与当地的权贵和百姓代表见面,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腓特烈喜欢哈根瑙,也把哈根瑙改造得环境舒适,但他却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此后,腓特烈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待不住”,到处巡游,不断召集“dieta”(巡会)。

“Dieta”一词在字典里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议会这一个解释。但与腓特烈在“dieta”上见面的人并不是我们后世所理解的议员,而是当地的封建领主。我们知道,腓特烈18岁以后召集“巡会”的地点还在一点点地逐渐北移。这就是说,腓特烈已经开始采取召开“巡会”的形式,驱逐根据地位于德意志北部萨克森地方的奥托了。

奥托依然主张自己是正式的皇帝,仍旧是腓特烈的头号对手。如果奥托正视自己才31岁的年龄,不急不躁,单靠与腓特烈正面决战一赌胜负,那么对“普利亚少年”来说,问题的解决将会变得遥遥无期。腓特烈一度考虑过派兵进攻奥托的老巢布伦瑞克,但却半途而废。腓特烈还没有一支可以称为军事力量的军队。可是,腓特烈的这个强劲对手开始了自掘坟墓的行动。也是因了未能拒绝自己的伯父、英国国王约翰的缘故,奥托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把法兰西王推到敌人一方,可他还是与约翰结成了同盟。

《大宪章》

1214年7月,英国国王约翰和德意志皇帝奥托的同盟军,与法兰西王腓力在法兰西北部的布汶(Bouvines,现在比利时境内)对决,打了一场会战,结果法方获胜。这场战斗很少能引起军事专家的兴趣,但却是一场在政治上亦即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会战。

约翰战败后逃回英吉利,法兰西王腓力二世成功地了却夙愿,彻底扫除了诺曼底地区的英国势力。另一个败者奥托也只好逃回了萨克森。他原本想使教皇对他做出的开除教籍的处分事实上无效,这个如意算盘也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相反,与法兰西有着同盟关系的腓特烈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却也成了胜者之一。会战结束后,法兰西王甚至对腓特烈予以了热情的关照,把败走的奥托行李中的皇冠送给了他。腓特烈这才拿到了真正的皇冠。当时,由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在美因茨主教堂为腓特烈加冕的皇冠是仿制的代用品,真皇冠还在奥托手中。

这场布汶会战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场会战是《大宪章》(Magna Charta)诞生的起源。约翰失败后逃回了英吉利,等着他的是英国民众即将爆发的不满情绪。他们一直忍受着以与法兰西王打仗为名而征收的高额税赋,但当他们得知这个结果之后,忍耐的限度也就到了尽头。他们纷纷表示没有必要再为这样的国王尽忠,把拒不服从的事实摆在了约翰面前。总之,本该是臣民的诸侯们已经不再信任国王约翰了。

约翰只好在写明缩小王权、扩大诸侯权力的《大宪章》上签字。要是5年前去世的理查还在王位,可能会把这样的要求付诸一笑,而英国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狮心王理查对法兰西王腓力屡战屡胜,持续巩固了英国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而约翰刚当上国王就一转而为屡战屡败,最终被赶出了诺曼底。约翰逃回来后,最先拒绝继续忠于他的就是在诺曼底拥有领地的封建诸侯。

在历史上,《大宪章》被认为是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甚至被说成是英国迈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真相却是,英国民众认为,如果一直让能力如此低劣的人坐在头把交椅上,自己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大宪章》便是民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在大宪章的条款中,当时英国民众最为重视的就是写明以后未经诸侯同意,国王不得提高税赋,不得新增税种的那一条。“迈向民主的第一步”始于金钱问题。这就告诉人们,税收竟是如此重要的政治。

理查被尊称为“狮心王”(Lionheart),而他的弟弟约翰却被冠以“失地王”(Lackland)的绰号。如果那个时期坐在英国王位上的不是“失地王”,那么实现“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也许会更加遥远。

1214年7月27日,布汶战役打响。

12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字。

1216年10月18日,约翰在失意中去世。

拉丁语词语“Magna Charta”在日本直译成“大宪章”。如果采用拉丁语的长女意大利语的发音,应该念成“マニヤ·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nya Karuta)。但这个拉丁语词在日本是按德语的发音固定下来的,所以这里还是要按德语的发音念成“マガナ·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guna Karuta)。《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当时还有一个人一定会对诸侯的这些要求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当年已经20岁的腓特烈。他如此年轻,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皇帝地位的职责。

教皇与皇帝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承认存在两个最高领袖,一个是罗马教皇,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教皇的作用是向信众传达上帝的意旨,是基督教会地位最高的人,因而也是全体基督教徒精神上的领袖。背叛教皇者会被处以开除教籍的处分,这也是因为人们认为背叛教皇即是背叛上帝。所谓“精神上”,在当时就是“宗教上”的意思。

再说皇帝。这里所谓的皇帝跟东方的皇帝不一样,是只存在于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中,皇帝被认为是世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说罗马教皇的职责在于让信众在精神乃至宗教方面平安地度过一生,平静地迎来死亡,那么,皇帝的职责就在于努力让这些信众生活在和平之中,生活得没有贫困之苦。授予这两个人的“权力”,前者的称为“神权”,后者的称为“俗权”。

在中世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不论“神权”还是“俗权”,都是上帝只授予地位最高之人的权力。所以,罗马教皇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好,他们都不能世袭,都需要通过选举选出。

不经身着红衣的枢机主教们投票选举,就不能成为他们中间唯一一个被允许穿白衣的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这样,不经过被称为“选帝侯”的德意志实力诸侯们的选举,也不能把皇冠戴到头上。

这一点是这两个人同其他王侯最大的不同之处。王权是王子与生俱来的世袭权利,而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地位高于他们,却没有世袭权。

腓特烈能当上西西里王国的国王是因为他行使了母系传下来的世袭权。就这一点而言,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也是一样。不过,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凭祖父和父亲都是皇帝是不够的,他需要由选帝侯们选出。

1211年9月已经进行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原因不仅是现任皇帝奥托被教皇开除了教籍,还因为德意志的诸侯们已经厌恶了奥托的恶政,聚集在纽伦堡,选腓特烈为皇帝,取代了奥托。

腓特烈于1212年1月才收到这个消息。这时他才知道只是西西里王国国王的自己,现在已经跟祖父和父亲一样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以,当时才17岁的腓特烈在启程去德意志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当选皇帝了。不过,这个地位不是无所作为就能保得住的,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巩固。因为奥托还在德意志,他根本不想老老实实地把皇位拱手让给腓特烈。

奥托在布汶战败后大大丧失了影响力,但还不至于像盟友英王约翰那样遭受致命的权力失落。从科隆到北莱茵河下游一带,以及祖上传下来的萨克森地区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奥托现在才32岁,很年轻,极有可能卷土重来。

然而,东山再起的才能也许跟年龄没有关系。自从腓特烈进入德意志以后,奥托便一退再退。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 曾经说过,谁握有主动权谁就会在战场上获胜。但不掌握主动权就不能获胜这句话,却不仅仅局限于战场,在外交上也是一样。腓特烈至今没有可以攻打奥托老巢的军事力量。对他而言,眼下只有外交场合是“战场”。

亚琛的誓言

在现代,德国领土的西端非常靠近比利时。从科隆西行70公里左右有一个城市叫亚琛(Aachen)。在中世纪,这个城市用拉丁语称呼,叫作“阿奎斯格拉纳”(Aquisgrana)。它是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徒朝圣地之一,位居耶路撒冷、罗马、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徒皆知的神圣罗马帝国首任皇帝查理大帝 在亚琛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1215年,20岁的腓特烈去了亚琛。7月25日,在以查理大帝墓地为中心建起的亚琛主教堂里,已经成为密友的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亲手为腓特烈戴上了真正的皇冠。很多研究家认为,从戴上真皇冠的这一天开始,腓特烈才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亚琛的加冕典礼立即引起了反响。德意志中部的诸侯纷纷抛弃奥托,站到了腓特烈这边。奥托只得节节后退。

腓特烈到亚琛去举行加冕典礼,目的当然是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宣示,只有他才是查理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正统继承人。不过,这次表演的目的不仅在于激起人们对“遥远过去”的回忆,还在于唤起人们对“最近过去” 的记忆。40年前,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也在亚琛举行了加冕典礼。腓特烈一世皇帝死后,德意志人也一直以他而自豪。对20岁的腓特烈二世来说,宣示自己是他的嫡孙,其效果抵得上千军万马。

也许是这个原因,加冕典礼结束后,腓特烈随即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死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父亲亨利登上西西里王位就立即宣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身穿胸缀红色十字的军装远征东方,仍然像是欧洲诸侯的家业一般,皇帝和国王也不例外。

然而,身在亚琛的腓特烈是一个刚把皇冠戴在头上的20岁青年,并非一定要在这时宣誓。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的条件中没有十字军远征这一条,身在罗马的英诺森三世教皇也没有提这样的要求,是腓特烈自己决定并果断地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的。

如果知道多年以后腓特烈对十字军远征的想法,后世的研究家们当然都会问:腓特烈为什么要在这时宣誓呢?然而,他们给不出答案,只能凭想象。有一位研究家说,在查理大帝的墓前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再稳重也该有与其年龄相符的兴奋。他再早熟,毕竟才20岁。然而,腓特烈还是一个对民众的想法很敏感的君主。

腓特烈在为举行加冕典礼北去亚琛途中的某地,大概跟与他反向南去的一群少男少女擦肩而过。这一时期,先在法兰西,接着在德意志发生了十字军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少年十字军” 事件。在德意志,居住在以科隆为中心的莱茵河沿岸的少男少女们,正在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少年率领下奔赴热那亚。

这次在十字军史上被称为“少年十字军”的事件是少男少女们自发的行动。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乘船去东方,就以悲惨的结果告终。当然,这一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众的想法。

1099年,靠着第一次十字军远征,长期遭受伊斯兰教徒统治的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这一壮举被基督教徒称为从异教徒伊斯兰统治下的“解放”。

但是,在88年后的1187年,伊斯兰方面在萨拉丁 的统率下成功反击,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伊斯兰教徒手中。但基督教徒并没有因此中断朝圣。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重要的朝圣地,无人对此存有异议。萨拉丁是一位现实的统治者,他没有破坏矗立在耶稣基督墓上的圣墓教堂,把它妥善保留下来,并像以前一样认可基督教徒朝圣。不过,朝圣必须得到伊斯兰教徒的许可,并支付参拜费。

然而,十字军运动正是因为不能忍受这种朝拜的条件而兴起的。欧洲世界因圣城耶路撒冷再度落入异教徒之手而愤怒。他们为夺回圣城派去了第三次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之雄萨拉丁与基督教世界之雄狮心王理查之间,被称为“花一般第三次”的壮烈战斗反复进行,但十字军最终没能夺回圣城。

此后,欧洲又以法兰西封建诸侯为主,派出了第四次远征的十字军,但他们并没有去巴勒斯坦,只是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随后解散。

再后来,诸侯和国王们都不再关心解放圣城。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只热衷于在欧洲争夺领土。这期间,基督教徒的圣城耶路撒冷一直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到1215年腓特烈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为止,这种状态持续了28年而毫无改观。

诸侯不管,国王不顾。民众对这样的现状感到不满和愤怒,“少年十字军”便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正因为他们是莽撞的少男少女,这些不满和愤怒才得以爆发出来。

不论怎样早熟,腓特烈毕竟才20岁。他的大叔父康拉德 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也参加过第三次十字军远征。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也许正是由此而生的炽热念头让这位20岁的皇帝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其时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实现远征,这些都可以日后再定。他的一贯做法是先放出风去,到要真做的时候再现实地推进。

他的这一系列行动也是在向远在罗马的教皇发出远程信息。

拉特兰公会议

我想,教皇英诺森三世应该是正确理解了从德意志发来的这个信息。他决定召开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于1215年7月25日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

教皇于同年11月2日召开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召开的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任命教皇的亲弟弟做了位于自己领国内的索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领主。现任教皇的弟弟是家中三子,似乎尚未自立,这样一来,他便成了拥有自己领地的出色领主了。

当时的罗马教皇还不住在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古罗马时代的城中心位于台伯河东岸一带。到了古代末期,才在城中心南面建起了拉特兰圣乔瓦尼大教堂,建设时间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早。所以,历代罗马教皇都把建在圣乔瓦尼教堂边上的拉特兰宫作为自己的日常居所。1215年11月召开的公会议史称“拉特兰公会议”,就是因为会议的会场设在圣乔瓦尼大教堂和旁边教皇公邸的缘故。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出过“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豪言壮语。因为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由他召集,会议开得奢华而庄严,正如编年史作家所评论的那样,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公会议。神职人员的代表络绎不绝地汇集到罗马,不仅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也来自希腊正教徒居住的国家,还有来自地处伊斯兰世界却存在至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十字军国家。到会的有71位大主教、400位主教和800人以上的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据说在全体参会人员中,仅在会场为其准备座席的人数就达到2300人。罗马一定挤满了这些神职人员和与他们有关的人。

虽是教皇召集的公会议,但与会者并不限于神职界人士,法兰西、英国和西班牙的国王都派出代理前来参加会议。这些“代理”的任务是做“院外活动”,把公会议要做的决定引向对本国国王有利的方向。腓特烈这年派去参加拉特兰公会议的是已经成为他头号心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21世纪的今天,罗马教皇也会召集公会议。但召开公会议的理由是调整基督教会内部的各种想法,确定基督教会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在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上又决定了些什么呢?

这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多达71项,其中第一个重要事项是决定了要对异端者采取比以前更为坚决的处置。

“异教徒”指的是信奉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人。而“异端者”则是指基督教徒中被判为信仰方式违反教会规定的那些人。当时,法兰西南部有清洁派(即卡特里派) ,而韦尔多教派(亦称里昂穷人派) 的信徒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看来,他们这些异端对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就是反体制派。

实际上在7年以前,教廷就组织了十字军,动用军事力量剿灭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者,把法兰西南部化为了战场。这就是史上称为“阿尔比十字军”的运动。拉特兰公会议的异端弹劾决议是天主教会的正式檄文,宣布今后将把阿尔比十字军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正是因为英诺森三世强制推行这个运动,但却没有一人一地提出异议,他才被认为是最大限度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权威和权力的教皇。

拉特兰公会议的第二项重要决议是再次形成决议,把已经被开除教籍的奥托再次开除出教。同时,在基督教会最正式的场合公会议上承认腓特烈就任皇帝。英诺森三世3年前在罗马会见过腓特烈,还向腓特烈提供了资金援助,把他送到了德意志。这次,英诺森三世正式认可了这3年来腓特烈所取得的成果。奥托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他于3年后去世,死时只有36岁。

邂逅赫尔曼

就这样,腓特烈得到了他希望在德意志得到的一切。腓特烈除了派巴勒莫大主教去参加这次公会议以外,还派去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名叫赫尔曼·冯·萨尔察(Herman von Salza)。这个名字显示他出身于德意志贵族。他这年35岁,比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小两岁,比腓特烈大15岁,是只有德意志贵族才有资格入团的条顿骑士团 的团长。

赫尔曼把一生献给了腓特烈,比贝拉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腓特烈知道自己有时行事会玩些鬼点子,但处在自己这样的位置上又绝对无法采取行动,而赫尔曼自打辅佐了腓特烈以后,就成了一位娴于外交的人,可以去将腓特烈的想法付诸实践,令人不由得佩服竟有这样的德意志人。有时教皇生腓特烈的气了,腓特烈就派赫尔曼去见教皇。他巧舌如簧,说皇帝是这样说过,但本意却不是这样,直说的罗马教皇怒火平息。条顿宗教骑士团是为保护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而设立的,赫尔曼是这个骑士团的头儿。这也是一张与教皇搞外交的有效“名片”。

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两人是腓特烈得力的“外务大臣”,这也是研究家们的一致见解。年轻的君主不爱妥协,自尊心强,而这两个人帮助了他规避无谓冲突,实现自己的意向。腓特烈身上流着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血,他的两位“外务大臣”也恰好是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德意志人。

在这个时期,腓特烈二世皇帝已经得到了两个比他年长15岁以上的绝好帮手。一个不满20岁的人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这两个人跟着腓特烈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是吃亏的。但这两人却一辈子都站在了腓特烈一边。也许,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一样,都在“普利亚少年”身上找到了与自己梦想相同,因而生存价值相同的伙伴。贝拉尔德是这样,而赫尔曼的舍命相助则完全超越了自己所属骑士团的利益范围。人们甚至感到,条顿骑士团的最大目的是实现腓特烈之所想,自身反倒是第二位的。

这两个人如此献身,除了他们与腓特烈同有一个梦想即理想外,也许还在于腓特烈对他们的“使用”。

腓特烈对这两位年长者做到了彻底放手。这是一种彻底的信赖,彻底的放手。这甚至让我浮想,莫非基于彻底信任的彻底放手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愉悦,尤其对拥有理想、一直冷静洞察现实、出类拔萃的男子汉来说更是如此?

这样的助手也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提供者。不满20岁的腓特烈似乎已经懂得收集准确客观情报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用好情报是极其重要之事。

教皇英诺森三世行使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和权力,他甚至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要从太阳那里才能得到光辉”。宣示这一切的拉特兰公会议成功后,教皇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他这年56岁,38岁即位教皇以来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

中世纪时,体力充沛的人也难耐罗马的夏天,这里不光气温高,还不卫生。上水道和下水道在古代曾经充分发挥过作用。可是到了中世纪,连维护保养机构都没有了,卫生状况已极度恶化。

而且中世纪的基督教轻视,应该是蔑视保持身体清洁的观念。他们认为,沐浴是使人忘记信仰的古罗马人的恶癖。结果,就连在教皇的居住地因而也该是全体基督教世界首都的罗马,夏天也成了瘟疫流行的同义词。

在罗马,就算住在拉特兰宫里也不安全。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整个教廷每年夏季都要去避暑地,这已经成为惯例,目的在于躲避瘟疫。1216年夏天,英诺森三世教皇避暑的地方是意大利中部的山城佩鲁贾。教皇在这里收到了腓特烈从德意志寄来的一封信。

腓特烈在给教皇的信中写了这样几件事。罗马加冕后,自己一直遵守着以前和教皇的约定,由儿子亨利担任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德意志和意大利由同一君主统治,从而可以夹击教皇居住地罗马更大的噩梦了。21岁的腓特烈向56岁的教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即使在罗马教皇为自己举行了加冕典礼以后,亦即自己无可辩驳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后,自己作为皇帝也没有兼任过西西里国王。这是教皇英诺森三世自从为4岁就成为孤儿的腓特烈做监护人时起就一直担心的事情。许是收到21岁年轻人寄来的“保证”放下了这颗心,两个星期后,56岁的教皇去世了。

教皇洪诺留三世

教廷全体人员这时正在佩鲁贾避暑。在那个时代,有权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只有十多人,这些人也都在佩鲁贾。前教皇去世两天后,他们便选出了下任教皇。新教皇出身于罗马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当选教皇后的名字为洪诺留三世。他已是88岁的老人,以为人稳重著称。新教皇对教义争论完全没有兴趣,与前教皇的类型正相反。不过,他是自己志愿进入神职界的,信仰笃深,只希望死前看到两件事。第一是消灭异端派,这正在法兰西南部进行中。第二是圣城耶路撒冷再度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在这方面,国王和诸侯们不顾“少年十字军”反映出的民众的不满,根本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毫无疑问,腓特烈一定充分获得了新即位教皇洪诺留的有关信息。他使用了前教皇英诺森在任时他从未尝试过的办法去面对洪诺留。换句话说,他不再客客气气了。

腓特烈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了西西里。

正式的理由是把他4年前来德意志时留在西西里的妻子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亨利接到身边来。不过,为这个理由派去两个心腹中的心腹,这也太夸张了。如果罗马教廷的情报收集能力不像为人稳重的现任教皇这么稳健,教廷里的警报器单为这一件事就应该闪亮起来。

人们认为时年37岁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是腓特烈的第一心腹,35岁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是第二心腹,但这只是因为这两人结识腓特烈的时间,前者早而后者晚几年。对当时21岁的腓特烈而言,这两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不能以第一第二来划分的。按日本流传的说法“右近之橘,左近之樱” 去看待方才恰当。

这两人都比腓特烈年长15岁以上,都是神职界人士。前者是大主教,自然属于神职界,而后者也位居宗教骑士团团长。宗教骑士团已经有先起步的“医院骑士团” 和“圣殿骑士团” 。“条顿(德意志)骑士团”也和它们一样,一旦加入骑士团,任何人都要抛弃所有俗界的地位和头衔,没有什么公爵、伯爵,全都是“修道士”。他们与关在修道院里,整天祈祷和劳动的修道僧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手执长剑,保护去朝圣的基督教徒。他们虽然武装了起来,但还是修道僧的身份,被禁止拥有妻小。

腓特烈用好了这两个人。他不仅任命他们担任特命全权大使,还让他们担任外交以及外交以外其他领域的顾问,在真正意义上把他们作为重臣。他们活跃的领域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应对罗马教皇方面,或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神职界人士的缘故吧。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见识之高、教养之深,即使在精英云集的教廷也受到尊敬。条顿骑士团团长在巴勒斯坦同异教徒作战,奋不顾身地保护朝圣者,教廷里谁都得礼让三分。

贝拉尔德是意大利人,赫尔曼是德意志人,而腓特烈的领国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腓特烈有8年时间不在意大利南方,但西西里王国却国泰民安。而在这8年间,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不知多少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奔波于德意志和南意大利之间,功劳之大,有目共睹。

如果对手是德意志人,赫尔曼就会发挥威力。德意志的封建诸侯一直把和自己同属一个阶级却投身宗教骑士团的赫尔曼·冯·萨尔察视为德意志骑士的一面镜子。这样,贝拉尔德负责意大利南方,而德意志就由赫尔曼负责了。

这次,腓特烈把这样两个人同时派去了西西里。这不可能只是命令他们去做接家人的旅行随从。以性格迥异于前教皇的新教皇登基为契机,腓特烈迈出了他国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

奸猾的25岁

1216年的深秋,皇后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西西里王亨利——一行来到德意志。他们华丽的派头立即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传遍了整个德意志。这不单是因为豪华,还因为他们是带着“右近之橘,左近之樱”来到德意志的。如果只是向民众做宣传,豪华就足够了,但腓特烈的工作对象是封建诸侯。而这个时期,腓特烈还没有足以让诸侯服从的军事力量。

这一家人在纽伦堡实现了4年以来的第一次“家庭团聚”。腓特烈已经把这座城市定为召集所有德意志诸侯参加“巡会”的地点。“巡会”完全不是后代的议会,而是统治者召集手下诸侯,向他们传达自己想要决定的事情,征得他们赞同的会议。1216年冬纽伦堡“巡会”决定,把5岁的亨利封为施瓦本公爵。

亨利已经是“西西里国王”(Rex Sicilie)了。这样一来,他等于又兼任了“施瓦本公爵”(Dux Svevie)。

施瓦本公爵领地东邻拜仁,历史上也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现代,这一带地处瑞士、法国和德国三国接壤之地,主要城市有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康斯坦茨。也许是因为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发源地集中于此的缘故,这里可谓是森林与湖泊之乡,既有以霍亨斯陶芬命名的城市,又有腓特烈在德意志的居城哈根瑙(法语念作阿格诺)。虽然还是个5岁的幼儿,只要他身上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血统,即使成了领主,谁也无法抱怨,因为这不过是行使世袭权而已。腓特烈在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谋略,问题只是以后如何推进。

纽伦堡“巡会”之后,在必须签上儿子名字的所有公文文件上,腓特烈都让人写上“西西里国王”和“施瓦本公爵”,但后来却渐渐不再写“西西里国王”了。如果罗马教廷没有疏于监视腓特烈的言行,他们应该会将此视为这个刚满22岁的年轻人正在逐步把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合二为一的“西西里王国”夺回到自己手中的征兆。

不管怎么说,教廷领土所在的意大利中部受到南北夹攻是罗马教皇的噩梦。如果以德意志为根据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西里的国王,那么,这个噩梦就有变为现实之虞。所以,前教皇英诺森有事没事就让腓特烈发誓不造成这样的事态。

神圣罗马帝国

不管对罗马教皇而言这是否是个噩梦,腓特烈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西西里王国”的想法。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腓特烈的领土横跨阿尔卑斯山脉南北两侧。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他的领土北侧,也就是德国、瑞士和法国的东南部,显然在地理上地域辽阔,经济强大。然而在800年前的13世纪,位于南侧的意大利半岛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格外富足。而且,从衡量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人口密度来看,阿尔卑斯山脉的南侧也绝对高于北侧。另外,西西里还是腓特烈度过童年时期的地方。放下这段怀乡情感不说,中世纪的意大利南方也是“柠檬花开的南国” ,不会不激起阿尔卑斯山北面君侯们的欲望。在柠檬的芬芳里长大的腓特烈,不会没有对南国的甜美回忆。

但是,腓特烈发过誓,不会同时领有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所以,一旦他违背了自己与前任教皇立下的誓言,现任教皇洪诺留三世是可以谴责他的。但这位88岁的教皇心里只想着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十字军远征。

当然,教皇也把压力加到了腓特烈身上,命他率领十字军远征东方。教皇的理由是,你不是在亚琛查理大帝墓前向十字架起过誓吗?在那个时代,“向十字架起誓”和“同十字军远征”是同义词。

然而,腓特烈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22岁的腓特烈没有简单地用语言搪塞躲避来自88岁教皇的压力,相反,他选择了利用这个压力的办法。下面我用编年史的写法罗列腓特烈的做法。腓特烈早在1216年就已开始实施他的策略了。

1216年7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去世后,洪诺留三世当选为新教皇。腓特烈立即去信祝贺。洪诺留在复信中写道,如果腓特烈有率领十字军远征的计划,教皇将予以全面支持。

不过在这个阶段,这种要求对腓特烈还没有形成压力。尽管前皇帝奥托已经被赶回自己的老巢萨克森地区,但他才34岁,仍在苟延残喘。即使教皇也不能要求腓特烈放着这个对手不管而去东方。

当时,教皇洪诺留对由教廷主导派遣十字军仍存自信。上一回第四次远征的十字军虽然网罗了法兰西的封建诸侯,但被威尼斯共和国所利用,结果占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希腊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首都。罗马教皇不满意这个事实。这次,教皇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自己主导并组织的十字军派到东方,去打击伊斯兰势力。

这为腓特烈赢得了短暂的时间,但由神职者主导的军事行动很难有什么像样的结果。我在《十字军的故事》一书第三册第三章《罗马教廷与第五次十字军》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在“没有像样结果”被证明之后,教皇要求腓特烈进行十字军远征便转变成为“压力”。恰在此时,奥托在失意中自然死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让腓特烈失去了一个转移教皇压力的理由。

时间已接近1218年底。这时已经清楚知道第五次远征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达米埃塔登陆,开始了苦战。正在法兰克福逗留的腓特烈收到了罗马教皇写来的信。信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想要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率领十字军去埃及吧。

腓特烈写了回信,让我们归纳一下信的内容。

他在信中写道,要想远征,准备工作要做到来年1219年的3月才能结束,6月方可出发远征,但客观情况不允许这样做。他接着写道,自己还没有在罗马加冕皇帝,没有足够的力量率领自己的军队,缺少手下诸侯们的参加。一句话,腓特烈是在敷衍躲避,年长腓特烈60多岁的洪诺留不知不觉地上了圈套。

老教皇沉默了。这回轮到腓特烈给洪诺留写信了。腓特烈在信中说,原先所说1219年6月的远征要延期到9月底,愿教皇同意,原因是需要说服诸侯。这样一来,教皇也只能同意。

同样是说服,可腓特烈没有把时间用于说服诸侯进行十字军远征,而是用在了说服他们同意让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亨利做德意志国王。

腓特烈这个时期在给教皇的信中用了“说服”一词。但如果想逼近真实,用辞典意义为“拥入怀中使其驯服”的“怀柔”一词则更为合适。

到了德意志后,腓特烈了解了不同于西西里王国的德意志的社会结构。他已懂得,从当时情况来看,德意志——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帝国领土全境,在这个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社会里,所谓“封建诸侯”实际上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封建诸侯的名义继承并统治某位祖先凭实力获得的领土的那些人。历史上称这些人为“世俗君主”。

第二种是历史上称为“神职君主”的那些人。他们原来是被任命为大主教来统治某个教区的,但后来他们在那里盘踞下来成为领主,实际上与世俗君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话虽如此,在这些大主教的上司罗马教皇的眼中看来,他们现在像领主一样弄来的领地归根结底还是“教区”,统治这里的人就是“神职人员”。所以,同“世俗君主”相比,很难说这些“神职君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很稳固的。

“世俗君主”自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时代以来一直就是“皇帝派”,腓特烈没有施展什么特别的策略便成功地巩固了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然而,“神职君主”出于神职人员的立场理所当然的是“教皇派”。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腓特烈就无法在德意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权力。

于是,腓特烈制定了法律来消除“神职君主”的不安。

这项法律的拉丁语原题是“privilegium in favorem principum ecclesiasticorum”。原题很坦率,赤裸裸地告诉人们这是一部“神职君主优待”法。也就是说,腓特烈采取承认既得权力的办法保证了“神职君主”享有与“世俗君主”同等的权力。

对腓特烈来说,这部法律产生于需求。但由于这部法律的制定,德意志迈出了走向联邦制的第一步。也许腓特烈认为,阿尔卑斯山北侧与意大利南方不一样,更适合使用地方分权制度这样和缓的统治方法。不知为什么,现代的德国也是联邦制国家。

1220年4月,响应腓特烈的邀请,可以用“封建诸侯”这个词来概括的“世俗君主”和“神职君主”们统统来到了法兰克福。这群人按照腓特烈的要求,一致选举他的儿子亨利为德意志国王。这一幕从头至尾都没有通知身在罗马的教皇。

教皇洪诺留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质问。腓特烈回信答复道,一旦十字军出发远征就无法保证一定生还,既然如此,事先确定好把留下的领国交给谁去统治便是统治者的责任。对此,教皇只能再次沉默。

只有25岁的腓特烈竟有如此点子,不能不让人佩服。1220年4月的法兰克福决议对腓特烈的计划来说是一个重大节点。

第一,他让不满9岁的儿子进入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等待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坐上了“候补席”。

第二,他用让儿子亨利成为接班人的形式使罗马教皇承认了由同一位君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事实。

如此一来,他与前教皇英诺森的誓约,即不让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归同一君主所领有的誓约,便成了一张废纸。

当然,教皇洪诺留并非以接受来承认此事的。教皇满脑子充斥着要派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的想法。沉默,就是不情愿地接受。而且,腓特烈已经让教皇意识到,要想派遣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出征,就只能在罗马为他加冕。腓特烈虽然只有25岁,点子却是超一流的。

儿子的登基典礼结束后,腓特烈仍然没有离开法兰克福。教皇派来特使见他。特使带来了教皇洪诺留三世给腓特烈的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加冕典礼。 HKKBAuid5/Te53YcYhC8YEYzuSeuMOOrMoH/nsnO1CDVRxBIdb7p8K3qDg47L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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