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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中国文化自成一系，始终以独特的方式蜕变。但是，这种方式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鸦片战争前后，国本动摇、国力衰弱，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1965年，考古学家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命名为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的证据。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历史，也就有了文化。
中国文化的发生，一开始即呈现出多元状态。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东北、西北地区，都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基于考古史迹，学者们提出了中国文化多元发生的观点。据研究，中国人的远祖主要由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族群组成，经连年征战，华夏族群取得最终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国民族大家庭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主流地位，华夏文化由此得名。
夏、商、周三代，奠定中国文化的原初性格。夏文化尚忠，近人事而远鬼神。商文化带有浓郁的宗教气质，有尊神、事鬼、敬天之习。《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化以人为本，取代以神为本的殷商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意义。周人以殷亡为鉴，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文化的“德治”、“民本”、“天人合一”等传统，皆开启于此。周人建立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度，以“尊尊亲亲”为原则，把伦常秩序与国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宗法特征，即肇始于此。尤为重要的是，周代以“礼”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
以礼义、礼制、礼仪、礼俗、礼治为具体内涵的礼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在规定性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剧变激发了思想家的创造活力，诸子蜂起，学派林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把周代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以“仁”、“礼”学说为核心，重视道德修养和伦理秩序，设计出一套修身治国的方案，成为当时的“显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尚“清静”、“自然”，主张在政治上“无为而无不为”，与儒家相辅相成，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人生态度和政治哲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墨家主张“尚同”、“兼爱”、“节用”，也是当时的显学。此外，还有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这些学派议论纵横八极，绚烂多姿，极大地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沉。由诸子百家言论结集而成的诸子之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著作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秦皇汉武以前无古人的开拓进取精神，通过惨烈的战争建立起世界性的帝国。战争对文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秦汉统治者建立的一统帝国，以及他们所实行的系列文化一统政策，意在专制，客观上却增进了版图内各地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交流、认同和融合。无论是君主专制主义，还是大一统思想，都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自汉代起，中国文化进入经学时代。董仲舒抛弃李斯“以吏为师”的主张，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找到了儒学这一便于实行君主专制、稳固宗法社会的文化形态。董仲舒提出的尊奉儒学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典籍《诗》、《书》、《礼》、《易》、《春秋》被正式尊为“五经”。到了东汉，增加《孝经》、《论语》，变成“七经”。汉代“以经取士”，立“五经博士”，传经、注经、解经成为专门学问，自此，经学长期作为官方哲学。
在汉代，经学内部因学派不同，而有今、古文经之分。所谓“今文经”，即搜集私淑口口相授的儒家著作而写成的定本。由于这些经书多是使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或小篆）记录而成，遂称之为“今文经”。所谓“古文经”，系从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处发现的经书。因这些经书多用古籀文写成，遂称之为“古文经”。今古文经在文字、篇数、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今文经学在西汉被立为官学正统。西汉末年开始，今古文经学派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展开了激烈争论。粗略地说，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学，重在发挥微言大义，羼杂阴阳、谶纬学说。古文经学近于历史学，偏于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重视挖掘经书文本的含义。王莽改立新朝，曾借助古文经学。进入东汉后，古文经学取得长足发展，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今文经学衰落，知名者仅有何休等数人。
东汉末年，外戚专政、宦官当权轮番上演，中国进入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在武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沦为繁琐而枯燥的学问。中国文化再次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玄学一度活跃，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勃然兴起，佛教由南亚传入中国。儒、玄、佛、道二学二教，加上胡、汉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焕发出一股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
隋唐大帝国的建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广阔舞台。以强盛的国力为物质基础，以朝气蓬勃的士大夫为主体，唐文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势。孔颖达的经学，玄奘的佛学，李白、杜甫的诗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宫廷的乐舞，一时间宽容、开放、热烈、浪漫，光彩熠熠，风情万千。
继博大、开放的盛唐文化，精致、内省的两宋文化悄然兴起。婉约高雅的词、瘦劲冷香的诗，细腻恬静的画，神韵超然的瓷，显示出宋代贵族文化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张择端的杰作《清明上河图》，则揭示了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市民文化场景。文化的繁盛伴随科学技术的显达，创造出一批技术性成果，如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李唐、赵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时期。
宋代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理学的诞生。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急于重整纲常，建立统一、稳定的社会秩序。为解决人口繁衍与财富不足的矛盾，以及辽、夏、金等北方民族屡屡入侵的问题，统治者既要唤起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斗志，又要加强民众的道德自律，防止内乱、变节。以此为背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一反汉唐经学末流的空疏、琐碎之风，以《四书》为核心，吸收道、释二家而创成了新儒学。新儒学多以阐释义理、天道、心性为主，故称理学（又常被人称作“宋学”、“道学”、“义理之学”）。在修养方法上，理学创制出一套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致学说，其实质是要通过道德的自律和人格的完善，实现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理论体系，影响至深至巨。从科举考试到人伦日用，无不以理学为价值评判的准绳。理学家标榜的“存理去欲”、“重义轻利”等文化观念，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的文化传统，也含有束缚人的个性、轻视功利的一面。
明清两代，中国文化依然达到相当的高度。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等的编纂完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成熟的重要表征。《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问世，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建立起“致良知”的心学体系，使宋明理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怀民族之大义，潜心学术，不忘经世。他们的学问、人格、思想深为后世所敬重。乾嘉年间，惠栋、戴震、钱大昕等学术大师，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体而言，到明清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盛极而衰。王阳明提出的“人人同具良知”、“满街都是圣人”等说法，客观上否定了经典和权威，远离了他成贤成圣的人生理想和明德亲民的政治信念，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阳明心学得不到时人的理解和认同，不少人视之为异端邪说，甚至视之为明朝灭亡的祸首，排斥打击不遗余力。程朱理学被明清统治者立为正统，推为至尊。实际上，他们剔除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思辨，只讲纲常名教，完全使之沦为了钳制思想、统治民众的工具。明清统治者厉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制造恐怖，剪除异端，严重束缚了中国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与西方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于明朝后期（16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早已进入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正高歌猛进，如火如荼。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揭橥人文主义旗帜，空前地张扬了人的个性，解放了人的思想，激发了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科学实验精神。它被看作是继希腊、罗马之后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代表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就是在这样一个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大时代，欧洲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客观地说，来华的耶稣会士并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促动下，16世纪的新教改革家通过对基督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对天主教会土地和财产的没收，打破了教皇、教会在欧洲的精神独裁和对于世俗权力的控制。代之而起的是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教会。为了与新教抗衡，争取信众，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派遣博学的传教士远赴美洲、非洲和亚洲发展势力。1552年，沙勿略由印度来到广东上川岛，不久病死，这是西洋教士直接进入中国的开始。155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建立传教据点。此后，耶稣会士龙华民、高一志、艾儒略、毕方济、庞迪我、汤若望、邓玉涵、南怀仁等联袂东来。耶稣会是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主要传教团体，直到1775年，在中国接获教皇指令正式解散。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为了在中国传教，采取“合儒”策略，主动顺应中国礼俗，“儒服华冠”，学习汉文，尽可能避免引起中西文化的正面冲突。为了叩开中国之门，他们推行“学术传教”，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方豪称：“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
耶稣会士来华，虽意在传教，却带来了比宗教更为先进的欧洲文化。在天文学方面，利玛窦的《乾坤体义》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理论；《西洋新法历书》（即《崇祯历书》，清入关后改为《新法历书》）从实践上说明，西洋历法优于中国旧历。数学方面，利玛窦编述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著作，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闻的知识，促进了中国历法的修订；《律历渊学》集西方数学之成，被中国人称为“从古未有之书”。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的“万国舆图”，引进了地圆的概念，并以经纬度划分球面，在中国先后被翻刻12次之多；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地理和风俗，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形成了猛烈冲击。邓玉函口授、王徵笔录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第一部向中国介绍西方物理学的著作。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哲学也被系统地传入了中国。同时，西方的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三棱镜，也被他们带到了中国，扩大了中国士大夫的见闻。
传教士来华与西学的输入，吸引了部分士人的兴趣。明代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山东佥事王徵等深为西学的务实精神和科技水平之高所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介绍和学习西方文化的风气。入清以后，顺治帝赞同借鉴和运用西洋的天文历算之学。康熙帝也积极引进西学。他曾专门派耶稣会士白晋远赴西洋，引进科学家和科技书籍。他还把传教士召进宫中，专门讲授几何、测量、天文、物理、乐理、解剖学等方面的知识。受康熙帝影响，士大夫中一度出现了附庸西学之风，并涌现出梅文鼎那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个别好学深思之士已敏感地领悟到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循着这样的思路，在当时中西双方政治地位对等的条件下，中国存在着更为广泛地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化的可能。
然而，中西之间存在一条难以消弭的巨大鸿沟。利玛窦等人来华的任务在于传播宗教。他们借助于“合儒”策略和西方科技，博得了中国士大夫的信赖，也扩大了在华的传教规模。明末清初五十多年中，天主教广泛吸收信徒，人数快速增加。据统计，明末全国十五省除云南、贵州外，都有传教士和信徒。天主教信徒人数，1664年达到16.4万人。而清朝皇帝和臣子们所信仰的是程朱理学及纲常名教，他们所优容的，仅仅是西方的“器”、“术”，充其量可用作挽救时艰、富国强兵的手段。作为文化信仰，程朱理学与天主教义没有差别，都具有排他性。作为政治文化，中国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君权独尊”与“神权至上”互不相容，皇权绝不允许教权凌驾在上。因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可想而知。进入18世纪后，利玛窦所制定的天主教中国化策略被教廷否定。1704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禁止中国教区的教徒敬天、祀孔、祭祖，并要求中国政府服从。康熙帝得知后十分反感，专门派耶稣会士到教廷，要求教皇收回成命，遭到否决。1717年，清政府正式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了天主教在华陷入绝境，而对于中国来说，则失去了一次与西方平等交往的机会，尤其是民族觉醒和文化自觉的时机。
中西文化相遇，意义非凡。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西方文化为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较比西方，中国文化在明清时期进展迟缓。14—19世纪，西方相继进行了文艺复兴运动、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伟大的飞跃；而此期的中国人依然自以为是“天朝上国”，鹅行鸭步，田园牧歌。即便同样付出血与火的代价，性质也截然不同。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宣布登极，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发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之下，克伦威尔的革命不是因饥寒交迫而起，也不是为了争夺王位，而是要改变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权的国家。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党人攻克巴士底狱，通过《人权宣言》，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精神而赴汤蹈火。此时中国的白莲教徒，却念着“反清复明”的咒语，与清政府顽抗。由此观之，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声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妙”，乾隆的臣子、著名学者俞正燮以“翻夷书，剌夷情”为“坐以通番”，视西方科技为“鬼工”，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因，而是果，是中国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总爆发。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自汉代确立了独尊地位后，一直是中国的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国人用力最深的学问。两千多年间，虽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多次顿挫，但最终都化险为夷，渡过了难关。魏晋时期，雄居两汉达四百年的经学变得专断、繁琐、僵化，玄学、佛教、道教乘虚而入，儒家学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它并没有沉沦下去，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吸收道、佛二家之说，更生创化，至宋朝又形成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理学。就其神髓、特点和社会地位而言，理学与经学别无二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文化性质。明、清易主，汉族士大夫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交织在了一起。但这种文化危机感不是出于对儒学价值的怀疑，而是源自对文化落后民族的恐惧，因此，随着清政府儒化政策的推行，文化危机感也就不复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儒学本位主义。事实上也是如此，面对满洲“外夷”，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遗民”，他们的儒学优越感和对儒家文化的信念从未丧失过。他们对圣人之道笃信不疑，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地落实儒家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圣人那里找到解决方案。随着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儒学也就愈能自圆其说。这样，儒学又有陷入相对封闭和自我满足的可能。简言之，儒家文化自身难以产生否定自我的新文化。
历史表明，鸦片战争前后，面对社会弊窦丛生和严峻的民族危机，儒家士大夫智慧匮乏，根本拿不出什么好的救时良策。
“康乾盛世”过后，清朝统治由盛而衰。嘉道时期，官僚体制已腐败不堪。当时几乎到了无官不贿、无官不贪的地步，廉与不廉的区别仅仅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正所谓“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朘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脂膏，破家荡产”
。贪墨之风，直接导致政务废弛。作为清代三大要政的漕运、盐政、河工，弊端重重。钱粮的亏空与积欠，全国各地比比皆是。1839年，全国田赋税课的积欠已达2940余万两之多，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田赋收入总额。
嘉道年间，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依旧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人口的快速增长使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化。据资料显示，1741年，清朝人口约为1.4亿，但到1834年就超过4亿。至道光年间，每年粮食缺额都在1000多万石，几乎是储藏额的一半。粮食的短缺，流民的增加，加大了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难度，整个社会日趋动荡。从1796年至1840年的45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1813年，天理教在河南滑县起义，一度打进北京的皇宫。
更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在1800—1821年，外国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入鸦片4000多箱。到1838年，年输入则高达3.5万箱。1835年前后，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之众，“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
。面对鸦片巨祸大患，清政府虽连年“严禁”，但根本拿不出好的计策。由于政治的腐败，本来正义的虎门销烟，却成为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社会陷入危机，儒家士大夫义当挺身而出，再图振作。事实却适得其反，占据要津的各级官员，多“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却被称作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无德无能，照理说是儒家的败类，却引领士林，可见儒家文化的衰落。
因此，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强势的西方文化冲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自足性，中国文化已无法按照原来的轨道行进，被迫发生转变。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蜕变与新生并存的近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