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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作为专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以1826—1956年间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重在考察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阐述近代新文化生长和嬗变的轨迹，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通过认识过去，以把握现在、启发未来。
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专史，其最为核心的概念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人们经常采取广、狭两种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的全部成果，既有精神成果，又含物质成果。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成果，也就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本书不可能囊括近代中国所有的文化事象，从历史研究的实际出发，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相对普遍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思想、道德、知识、艺术、生活习性、风俗习惯等的整合体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价值层面，诸如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宗教等；二是知识层面，诸如文字、历史、科学等；三是制度层面，诸如教育、法律、政策等。其中，价值观念居于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知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制度体现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多面一体，突显文化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文化是复杂的统一的整体，很难分割，把文化划分为具体的时段、领域和层次不过是出于认识和研究的需要。
“近代”一词也具有多重内涵
。本书首先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使用的，指继古代（或传统）文化之后的时段，即1826—1956年。就内在属性而言，“近代”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关联，表征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等社会结构特质。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基础，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普遍价值，以获取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和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为最高理想。简言之，即以自由、民主、科学为理性追求。
“中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属于文化范畴。近代以来，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有所萎缩。据《清史稿·地理志》，清代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鸦片战争以降，国力衰落，领土领海屡遭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邦签订边界条约，至此，中国的疆域基本稳定。
作为文化范畴的中国，其主体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由于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国境内各族增进和强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意识，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境内全体民族的共同称谓。在世界范围内，“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强敌入侵的境遇下进行文化更新的产物，凝结着全体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近代文化史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近代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各种文化，一是指现代性新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之别于古代文化，在于文化性质的不同，在于它的现代性。因此，本书所界定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以前者立根基，以后者为主干，着重阐述近代新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而这恰恰切合新史学的使命，美国史家巴恩斯指出：“新史学的主要任务有二：（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原；（2）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古今中西文化空前交汇，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类型、文化流派、文化思潮、文化运动，竞相登场。其中，既有君主专制主义旧文化，又有资本主义新文化；既有本土的民族文化，又有舶来的西洋文化；既有上层的精英文化，又有中下层的市井文化；既有城市的摩登文化，又有农村的乡土文化；既有偏重历史传承的民俗文化，又有伴随新式工商业产生的报刊、电影等大众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内容丰富、多样、驳杂，缺乏条理，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从不同角度回答一个根本性命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显然，自由、民主、科学代表了时代前进方向，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代表了近代国人的崇高理想和价值选择。因此，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理应成为本书着力表达的主题。
撰述中国近代文化史，应该力求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整体与具体兼顾。在体裁上，可以采取纵断的专题式，也可以采取横断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古代文化而言，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短，变化快，没有形成稳定、统一的形态。鉴于近代文化史的实际，本书以动态、历史地展示为主，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突出不同时段文化的变化和特色。
本书把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视作由旧趋新的历史过程，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一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播植和生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线索如同双螺旋般地相互缠绕为一体，不能绝对分离，从而共同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主脉。换言之，本书以传统文化的蜕变为基础，重在探讨中国近代新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史的分期既要考虑文化自身的发展变化，又要参酌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史虽不是政治史，但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谈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而言，尤其如此。政治性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政治范畴，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由是，诸如大规模战争、政权更替、政治运动等，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近代文化史分期的界标。
根据近代文化的历史特点，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6年到1895年，传统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变器不变道”，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准备期；第二阶段，从1895年到1927年，传统文化急速衰退，道器皆变，“民主”与“科学”成为旗帜，是为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第三阶段，从1927年到1956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期，各种类型的新文化有合作也有竞争。先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并取得一定成绩；经过抗战，中国文化困厄更生，强化了新文化的民族性，提升了民族文化精神；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取得了在全国的主导地位。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新民主主义文化退出历史舞台，近代文化史结束。这三个阶段具体化作九章。
第一章“传统与求变”，阐述19世纪20—50年代的中国文化。这一段起自道光初年，迄于咸丰末年。历史是连续的，历史分期是出于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中国近代文化史从何时开始？我们赞同，鸦片战争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从消极方面说，鸦片战争前后西力东来，近代殖民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古老的中国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结构和性质；从积极方面说，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始主动认识和学习西方近代文化。自此，中国文化的环境、构成、性质、趋向等逐渐发生明显变化。进而考虑到，道光初年是传统文化递嬗的一大节点。传统学术自身已有较大调整，经世学风兴起，汉学有所衰落，宋学、今文经学出现复兴之势。传统思想内部已激荡着一股经世致用、寻求变革的思潮，中国文化仍有一定活力。而且，任何历史事件都绝不会是无因之果，鸦片战争前后文化的变动，近代新文化的生成，与经世思潮的兴起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本书将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上溯至道光初年，具体以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作为起点。
第二章“中西体用之间”，阐述19世纪60—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这一段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终于甲午战争。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进入低潮，清政府得以重整文化秩序，加强文化专制，程朱理学呈现“复兴”局面。另一方面，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变革之法，学习西方，兴办洋务运动。于是，“中体西用”渐成思潮，清政府开始兴办近代新式学堂，并派学生出洋留学。就整个近代文化的演变历程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占据主导的仍是传统文化，近代新文化尚处于准备阶段。
第三章“戊戌新文化”，阐述1895—1900年间的中国文化。甲午战败，创巨痛深，一些士大夫醒悟过来，开始奋起学习西方，试图较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从而出现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已涉及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变革，因此也可视作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自此，资本主义新文化在中国正式生根发芽，呈现不可阻挡之势。戊戌维新，恰似清末十年新政的揭幕或预演，这两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连贯性，可合而观之。
第四章“清末十年的文化变局”，阐述1900—1912年间的中国文化。1900年以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戊戌时期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主张，化为普通民众的文化观念；大规模的盲目排外运动从此终结，天朝上国意识被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所取代；文化论争虽在继续，但权势转移，抱残守阙的守旧心理为人不齿，如何变法、如何学习西方成为论争的主题。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倡导游学，从文化制度上为新旧时代划了一个界限。文化人的主体开始由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过渡，知识分子群体走向独立、形成阶层。清末新政，既是新文化激荡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新文化的传播。报刊、学校、社团大量涌现，文明开化成为不可阻抑的潮流。
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阐述1912—1927年间的中国文化。中华民国建立，《临时约法》颁布，“帝制”转为“民治”，这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至少从制度上，民主共和已具有合法性，此后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已无力改变近代文化前进的大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全面觉醒。“外争国权”的民族独立意识，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借运动的东风，深入人心。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新式教育改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族的思维方式。科学与玄学之争，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已触及现代哲学的前沿。
第六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运动”，阐述1927—1937年的中国文化。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实现国家的统一，它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和举措，诸如三民主义教育、新生活运动、科学化运动等，改变了国人固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而高等院校的发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为中国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学者。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从文化上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第七章“抗战时期的文化”，阐述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极大地破坏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延缓了中国近代文化前进的步伐。空前的灾难激发了中国人的斗志，促进了民族团结，焕发了民族精神。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知识界掀起民族文化救国思潮，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搞得红红火火。高等院校西迁，文艺社团壮大，文化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显示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抗日战争强化了近代新文化的民族性。
第八章“新民主主义文化”，专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近代新文化的历史归宿和最后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为中国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以中国的革命实践为基础，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系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指引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通过文化论战、整风运动、政策引导等方式，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确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文化上实行的也依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因此，本书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下限定在1956年。
第九章“学术与社会文化”，是前八章的扩展和补充。该章采用专题式，对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予以归纳和提炼，列有“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社会文化”等四节。这些文化事象，各有自己的专属学科，相对独立，但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提玄钩要，殿于最后。
还需稍作说明，前八章采取历史叙述的方式，起伏变化，但变中有常，各章论题大体一致，包括文化政策、文化改革、文化思潮、文化运动、文化教育、文化论争等方面。之所以如此裁决，第一，是从一般文化的概念出发，考虑到文化的整体性和群体性，试图予以整合，尽可能避免丛脞破碎，把文化史割裂为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民俗史等更为细化的专史。因为，文化史绝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相加。第二，文化史是类文化的历史，以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为主体。官方的文化政策、文化改革属于制度层面，借助国家权力，直接影响民众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潮、文化教育也具有群体性特征，而且对近代民族文化的培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最具特色、最有效力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文化论争虽限于知识精英，但往往能从理论上回应时代课题，或为文化发展指明方向，可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群体智慧的浓缩。第三，文化并非仅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非仅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简单呈现。文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社会，以及对人自身进行反思性批判，从而推动社会前进。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富有创造、生机勃勃，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不断进步。与传统文化不同，中国近代新文化的火种由知识精英采集自西方，由上而下播撒到神州大地。在这一过程中，士人、学者、思想家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前赴后继，顽强求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主角，堪称民族的脊梁。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志士仁人反对外来侵略和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的奋斗史。他们的思想、学说和事迹，理应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重点展示的对象。
作为史学门类之一，文化史在中国的历史并不太长。20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新史学的东来，文化史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人已不罕见，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钱穆等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他们的文化史著作，以中国古代史为主，有的已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近代文化。
1949年之后的30年间，中国内地的文化史教学和研究，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起，被强行中止。尽管文化史的相关学科——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进展，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能代替文化史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增多，深刻认识中外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文化史研究再度兴起。1978年冬，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次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置文化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规模虽小，但却从组织上为专门研究文化史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化史的复兴，直接带动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展。
1983年5月，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明确把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纳入议事日程，并议定分别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地位，并对全国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4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与教学全面铺开。北京市史学会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中华书局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先后付梓。11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范围，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全国的展开。同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这是全国高等院校成立的首家专门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列为大学必修课程，并招收以近代文化为方向的研究生。
1986年1月，首届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中国近代文化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学者提交的论文中，近代文化史占据相当大比例。1987年，华中地区召开“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同年，“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湖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长沙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文化热”，学界围绕中国文化危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西方的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大量输入中国，活跃了学术气氛。不少学者主张不能仅以政治标准研究近代文化，还应当充分注意文化的特性。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庞朴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等，结合文化的结构、性质来研究近代历史，拓宽了学术路径，有力地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批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史著作，如龚书铎著《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侃著《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等，相继问世。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史学、佛学、科技、教育等近代文化研究各领域。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儒学热”等说法，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整体说，有几个大的变化。
首先是研究取向有所调整。确如学者所说：“大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
不少学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冲击—反应”等说法提出质疑，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认同的成分增多。与此相应，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学术史研究重新进入主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与近代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相关的思潮、学派、人物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
其次，在理论方法上，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史对近代文化史研究影响明显，社会中下层的思想文化受到重视，社会思潮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高潮。其中，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作为思想史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写法上颇有特色。他认为，过去的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而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在真正地起着作用。一些学者还把社会思潮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提出文化思潮史的概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思潮与学派的关系切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不限于精英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而在文化史、社会史、学术史之间寻找契合点。在社会文化史方面，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召开“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就社会文化史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刘志琴主持编写了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采用编年方式，就1840—1921年的社会文化做史料整理和简要评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拓宽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道路。
进入21世纪后，学科建设明显增强，学科规划、学术交流受到重视。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并邀请在京近代文化史专家学者50余人，举行“中国近代文化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积极谋划今后文化史学科的发展问题。2007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全国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70余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继长沙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会议，反映了学界最新研究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发起成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等系列学术会议，推动了思想文化史研究。为方便学术交流，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学术专刊《近代文化研究》。
21世纪的文化史研究表现出多元发展取向和强烈的求新意识。
研究领域多样，学术史、思想史、观念史、知识史、社会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异彩纷呈。学术史方面，龚书铎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首次就清代理学做专门系统研究，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对政治学、社会学等近代新学科的知识脉络作了认真分梳。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切实推进了20世纪前期的思想观念史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把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基本的考察时段，强调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关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
理论方法推陈出新，一些学者注意借鉴海外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更新治史理念，丰富研究手段。欧美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等人的著作受到不少年轻学者青睐。相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稍迟，此期也受到一帮年轻学者的热议。知识考古、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建构论、话语分析方法等治史理念和方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史诸问题。
以此来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与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有人说，在历史的长河里，过去不是已经彻底消逝的东西，而是依然生存于现在和未来之中。这句话对于近代文化史而言，尤具适用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并不遥远，它是推动当代文化建设、激励国人奋进的一种力量，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力量。
1.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原载《学灯》1922年12月9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
2.梁启超：《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2.［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
4.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什么是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