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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和认识西方的趋向。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较系统地对西方社会予以关注和研究。
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西方世界没有多少了解。虽然当时在沿海地区，已经有少数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并留下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的著述，如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颜斯综的《海防余论》、谢清高的《海录》、萧令裕的《记英吉利》、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王大海的《海岛逸志》、汤彝的《英吉利兵船记》、何大庚的《英吉利说》等。但总体上看，这些记载对西方世界的介绍仍然是零散而模糊的。
从18世纪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并向全球扩张，拓展了资本市场。受“天朝上国”观念和闭关自守政策的影响，清政府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清楚。即便西方国家纷纷来华要求扩大贸易时，清政府仍然显示出不以为然的虚骄状态和对世界大势的无知。
1793年和1816年，英国先后派出马嘎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提出允许英国使臣进驻北京、开辟通商口岸、割让岛屿等要求，被清政府拒绝。在清政府看来，中国并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正如乾隆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清朝官员以为，外国之所以要求贸易，是因为大黄、茶叶等货物乃是外国必不可少之物，缺少了就无以为命。于是他们把终止大黄、茶叶贸易看成是给英国照会中最有威慑力的措辞。当鸦片战争打响时，还有大臣顽固地坚持“严断茶黄”的对策，主张用“封关禁海”的办法断绝中外贸易，以此来制服外国。
严酷的现实成了最好的教科书。通过与外国打交道，使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开始意识到，西方殖民者绝不是朝贡体系下的蛮夷小邦。第一次鸦片战争过程中凸显的双方实力的差距，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割地赔款，丧失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这些残酷的现实刺激着一批有识之士以经世的眼光考量中外关系，积极主张“洞悉夷情”，迈出了近代中国认识和了解西方的第一步。
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对西方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窄到宽的过程。为了更好地执行禁烟，林则徐初到广东任上，就立即着手“细察夷情”，这相对于当时朝中大多数颟顸大臣来说，已经是相当明智、积极之举了。但即使如此，这时候的林则徐对于英国还是存在着很多道听途说的错误认识。他以为英国人离开同中国的贸易就会断绝生计；相信英国兵腿脚僵直，不善陆战；也相信美国没有国主，只是在全国分置了二十四位头人，等等。但是，在不断搜集西方情报过程中，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也不断深入。在广东禁烟期间，林则徐打破清政府高级官员不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直接与外国人接触，通过他们认识西方世界。1839年6月15日，虎门销烟过程中，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请求见林则徐，林则徐当即应允，并询问他为什么英国人全都离开了内河？同英国女王通讯以什么方式最好？林则徐还询问了各种鸦片的名称与价格、英国汽船与海军情况。林则徐在广州亲眼目睹了英国舰只的快速与灵活，深感中国水师的落后，设想建立一支“船炮水师”，即一支由军舰和新式火炮武装起来的近代海军，以此来抵御外国侵略，保卫海疆。为此，他开始留心收集各种类型的外国船只资料。
为了解夷情，掌握侵略者动态，他在梁廷枏等人的协助下，组织人力，探访夷情，翻译书报，举凡新闻动态、对华评论、历史地理、经济律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无不在搜求编译之列。他还专门组织人员编译了《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各国律例》和《四洲志》（即英国人穆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四洲志》。该书简要介绍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比此前刊刻的《海录》等书的内容更丰富，介绍的国家更多，被梁启超称作“新地志之嚆矢”。《四洲志》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英、美等国的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制，令人耳目一新。后来，林则徐将《四洲志》抄本及有关资料转交给好友魏源，为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供了方便。
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屈辱结局，使有识之士看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为抵御外辱，“洞悉夷情”成为共识。魏源在《圣武记》中强调说：“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并且提出了设馆“专译夷书夷史”的主张
。在台湾亲自主持过抗击英军侵略的姚莹，力陈必须改变“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
[32]
的风气，否则将以拘迂之见，贻误天下国家。继林则徐《四洲志》之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
纪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著作相继问世，反复阐述了解西方的重要性。
迫于情势，清政府也开始注意搜求了解“夷情”之人。1842年，清廷在一份廷寄中，就著令两广总督等各就所属文武弁员中访察“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
。
《海国图志》
魏源是接续林则徐并光大其事业的第一人。在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曾经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后退而著述。1841年，他接受已被贬黜的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中外资料，于次年冬写成著名的《海国图志》50卷。后又不断修订、增补，扩充到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魏源在序言中直陈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要了解夷情。在内容上，《海国图志》首列《筹海篇》，从防守、议和、贸易、外交等方面探讨制敌之策。该书用大量篇幅对各国地理、历史、政情、风俗做了介绍，其中对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等欧美强国的介绍最为详细。《海国图志》还附有大量的图表，主要涉及世界及各大洲地图、西洋各种船、炮、枪械的制造图说及中西历法、纪年对照表，为开拓人们眼界提供了直观资料。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能代表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他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洞悉夷情”，了解世界，承认西方国家有值得中国学习的“长技”。他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在《筹海篇·议战》中，他建议在广东虎门的沙角和大角两处设造船厂和火器局，请美国和法国工匠技师教造船只、炮械及行船、演炮之法，同时选送福建、广东两省的工匠和士兵学习西方的铸造、驾驶、作战等技术。这样，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中国人就逐渐掌握了造船等技术。他还建议广译西书，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培养新式人材。他期待这样可以使西方“长技”尽为中国所得。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对西方民主政体表现出一定的向往。在《外大西洋墨里加洲总叙》中，他认为美国总统制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甚为公正；议院“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对于瑞士的议会制，魏源也赞叹不已，称瑞士为“西土桃花源”。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当时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著名学者陈澧虽认为此书一些策略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仍认为它是一本“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的奇书。而姚莹则盛赞此书有助于了解各国情势，也是对西方“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的回击。随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深入，洋务派、维新派的很多代表人物都高度评价魏源和《海国图志》。张之洞认为：“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中肯地评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创意义：“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后来《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在1854—1856年间竟然有20多种翻刻本，成为日本了解外国的重要媒介。
魏源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国图志》。
（选自魏源：《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页）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鸦片战争前后，徐继畬先后任福建延津邵道和汀漳龙道道台、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亲自参与了抵御英军侵略的厦门防御战，主持处理战后福建地区通商事务，对中外情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瀛环志略》
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徐继畬在福建布政使任内即开始留心外务，收集资料。与魏源不同，徐继畬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帮助，得以对资料进行反复考证。在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传教士及驻福州领事李太郭、英国外交官阿礼国等人的交往过程中，徐继畬始终保持着对域外新知的渴求。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记述成书过程说：“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1848年，《瀛环志略》在福州完成初刻版。
《瀛环志略》全书共10卷，约25万字，图42幅。它概述了地球形状、经纬度划分、两半球、南北极等知识，按照五大洲分别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人口状况、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宗教等情况。全书近一半的篇幅叙及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殖民情况。其中，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以及对华盛顿的评论，尤其引人瞩目。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对西方的称呼不再是“夷”，而是“泰西”，这体现了由“华夷之辨”到中外平等观念的转变。
《瀛环志略》作为完整、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大势、探求域外新知的著作，在近代之初具有重要意义。王韬对《瀛环志略》评价很高，认为该书“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
但是，由于徐继畬在处理英国人进入福州城事件中受到攻击，《瀛环志略》中有一些称颂西人的语句，致使该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直到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才为世人所重。从对西方介绍的详细及精确度来讲，该书的价值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美国学者德雷克将徐继畬誉为“东方的伽利略”，认为他“由于履行公职之故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这大海上，吹来了信息与思想的新风。正像近年来首次从太空俯瞰地球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一样，徐继畬用西方的地图，使他对世界的看法得到根本改变。对新世界的接受和如实的记载，使徐继畬成为19世纪第一批引进西方知识的中国人之一。”
徐继畬
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外国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各有佐属襄助。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又英国听讼之制，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
（选自徐继畬：《瀛环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
此外，时任粤海关志局总纂的梁廷枏对西方也有一定的了解。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发愤著述，先后撰成《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仑偶说》，并于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其中，《合省国说》三卷，可谓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尤其注重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介绍了耶稣教的教义、教规、教史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分析了耶稣教不可能取代儒学地位的原因；《粤道贡国说》六卷，介绍了暹罗、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及各国的历史、民情和风俗，实为1840年以前的中外贸易志；《兰仑偶说》四卷，介绍了英国一千余年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及各种制度，并述及中英贸易关系及鸦片问题。
据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到1861年的20年间，中国人至少编写了22部介绍世界各地情况的著作
。这些著作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技术、历史、地理、人口、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对于国人认识和学习西方，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近代认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洪仁玕和他所著的《资政新篇》占据一席之地。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之一。1847年随洪秀全到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义。回乡后习医，到清远教书。金田起义后，洪仁玕未能赶上起义军队伍，转至香港，结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并接受了洗礼，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唯一接受过西方牧师洗礼的基督教徒。在香港，洪仁玕接触并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通过香港这扇窗口，加深了对世界大势的认识。1858年，他辗转到达天京，被洪秀全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1859年，洪仁玕提出了一个带有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印迹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获得洪秀全批准，于当年刊刻颁布。
《资政新篇》分为四个部分，即“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在政治方面，针对天朝当时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现象，《资政新篇》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盟连党”，要求统一号令，加强中央集权，并强调“用人之得其当”。为了清明政治，建议设立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新闻馆。在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制造轮船；允许民间雇工开矿，奖励发明创造；主张兴办银行，发行纸币等。在文化方面，力主破除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办学馆、医院、跛盲聋院、育婴堂和鳏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事业，禁庙宇寺观及买卖人口、溺女婴、贩卖和吸食鸦片。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在外交关系中禁止使用“鬼子”、“夷狄”等侮蔑性字眼。
《资政新篇》在批评中国社会弊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具有进步意义。由于《资政新篇》设计的方案脱离了太平天国的实际环境，并不能被洪秀全等人真正理解，从而限制了这套方案在近代学习西方的历史实践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32]
姚莹：《外夷留心中国文字》，《康
纪行》卷12，《康
纪行·东槎纪略》，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