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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世思潮

道咸年间,清朝进入衰乱之世。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连樯东进。一些有识之士不甘沉沦,主张学以致用,倡导经世入世,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到鸦片战争前后,倡导经世思想者大为增多,从而演变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

一、经世思潮的兴起

所谓“经世”,大意在关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深究古今治乱得失,探寻家国天下治安之计,从而达到济世利民的目的。“经世”,又有“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明体达用”、“经邦济世”等不同表述。

具体说来,“经世”一词,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在价值取向上,直面社会人生,反对避世、逃世。在政治上,追求经邦治国,建功立业,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和表现手段。在学术上,注重经世之学的研究与实践。

经世观念由来已久。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观念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数千年来,经世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只是随历史条件变化略有起伏而已。一般来讲,在社会面临变革的关键时刻,经世思想往往一时凸显,而社会承平稳定之时,经世思想往往表现得比较内敛。清初,受明清鼎革的强烈刺激,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怀着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深刻反思明末以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从政治到学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促发了清初经世思想的勃发。康乾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加上文网严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潜心名物训诂、典章考据,经世意识逐渐淡薄。而嘉、道、咸时期,受王朝由盛转衰和外敌侵略的刺激,经世思想再次活跃。

《皇朝经世文编》

晚清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是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该书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完成。此书仿《明经世文编》和清中期陆燿的《切问斋文钞》,明确表明经世宗旨。该书自叙全书编辑原则有四:一曰“事必本夫心”,二曰“法必本夫人”,三曰“今必本夫古”,四曰“物必本夫我” 。可见,崇尚实用、实功并服务现实,是《皇朝经世文编》的核心理念。

《皇朝经世文编》凡140卷,前6卷论学术,次8卷讲治体,其余106卷,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全书汇编了从清初到道光初年凡702人共计2236篇文章。魏源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依据经世致用的标准,无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凡符合要求者一律选录。全书正文之前,列有《姓名总目》,分别介绍作者700多人的简历和专集,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前后多次翻印。可以说,《皇朝经世文编》是鸦片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

道咸时期,经世思潮蔚为壮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李兆洛、陈寿祺、包世臣、陶澍、徐松、张穆、贺长龄、林则徐、姚莹、周济、龚自珍、黄爵滋、金应麟、魏源、陈庆镛、徐继畬、梁廷枏、沈垚、张际亮、夏燮、汤鹏、陈金城、吴嘉宾、鲁一同、何秋涛、杨士达、林昌彝等 。这些人士身份复杂,地位不等,既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有寄人篱下的幕僚;学术派别不拘一格,他们或宗汉,或宗宋,或治今文经学;他们具体的思想主张也多有不同,或侧重于抨击时弊,或极力倡言变革,或积极施行实政,或注重边疆史地研究,或关注夷情、倡导西学;他们付诸实践的程度也不一样,或重于言,或重于行,但都没有超越“治国”“平天下”的范围,都以匡济时艰为职志。参与人员成分复杂,表现形式多样,体现了经世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说明在当时保守、窳败的大氛围下自我调节、自我拯救渐已成为潮流和趋势。

二、经世思潮的内容

道、咸时期经世思潮内容广泛,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批判现实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深度、广度和历史影响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学术风气等,都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剖析。

政治上,经世派严厉声讨吏风败坏,抨击官场盛行的贪赃枉法、投机钻营、结党营私、阿谀逢迎等丑恶行径,斥责那些当权官僚士大夫都是习于媮、谄、媚的无耻之流。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他们粉饰太平,征逐歌舞,却不关心水旱灾害下百姓的死活,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经世派还把矛头指向专制统治。龚自珍揭发专制帝王利用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以达到“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独断统治。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才被摧锄殆尽,整个官僚政治体制毫无生气。经济上,经世派指出,由于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不均日益严重,“无田者半天下”。“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太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 ,可清政府还不断地开捐加赋,真无异于自啖己肉,自取灭亡。文化教育方面,经世学者将抨击的矛头集中在科举制度上。他们认为科举文章千篇一律,毫无用处,仅仅成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工具,由此造成了人才匮乏。

可以说,经世派以忧国忧民之情,对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积弊沉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深刻揭露了吏治败坏、经济凋零、军备废弛、道德沦丧的黑暗现实。他们指出,道光时期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张穆更把当时的社会比成五官犹存而官窍不灵的垂危病人,指出“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 [22] 总体上看,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仅全面而且尖锐深刻,他们希望藉此唤醒统治者,促成社会变革。

2.改革弊政

经世派积极探讨解决弊政的方法和途径。他们根据传统的变易观念,主张通过“变法”来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龚自珍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经世派的改革主张,首先集中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际政务,特别是问题较为严重的漕运、盐法、河工、农业诸大政身上。

清代的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来进行南粮北运。由于负责漕运的各级机构在征收、运输和入库等各个环节上反复转手,层层盘剥,使南粮北运耗费惊人,成为清代的一大苛政。经世派为了改变漕运的种种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来代替河运。早在嘉庆末年,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一文中就曾提出,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并主张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中也主张在直隶推广水稻,从根本上杜绝漕弊。182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再次提出海运之议。魏源在1825年和1827年先后写成《筹漕篇上》和《筹漕篇下》,并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撰写《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说》、《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复蒋中堂论南漕书》等文,积极赞成海运。后来,清政府根据这些建议,改河运为海运,大大地节省了清政府的财政开支。

清代盐法承袭明制,食盐由政府和专利商人共同经营。由于盐业有大利可图,结果盐官和盐商互相勾结,一面哄抬盐价盘剥民众,一面以私盐逃避缴税,使国家盐税锐减。鉴于此,经世派纷纷著书立说,倡言改革办法。其主要措施是:取消盐引法,实行盐票法,认票不认商,打破世袭盐商垄断;实行食盐自由运销,政府从中抽税。其中,魏源不仅撰写了《筹鹾篇》等多篇文章,揭露盐引法的弊端,阐述盐票法的好处,而且还协助两江总督陶澍在两淮地区实行盐法改革,以手续简便的“票盐”代替“引盐”,结果,盐价逐渐下降,盐政弊端减少,方便了百姓,也使清政府增加了收入。

河工主要是针对治理黄河而言。如何治理黄河,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棘手问题。为治理黄河,清政府每年都拨出巨额银两,但收效甚微。针对这一问题,经世派认为,是官僚们的贪赃和愚蠢致使黄河水害愈演愈烈,难以治理。他们主张以治为主,以防为辅,提出了御坝、浚淤并举的办法。魏源还主张黄河应改行北道,从大清河入海,并预言“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1855年,黄河自行改道,从大清河入海,证明了魏源的远见。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问题复杂。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家们倡言变革,也多带有重农倾向。包世臣深研“农家利病”,反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业的道理,认为“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地方长官的职责就是“兴利除弊,劝课农桑” 。魏源指出,由于政府对农民的过度征税,致使农田荒废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减轻人民负担。龚自珍的《农宗》、《平均篇》,吴铤的《因时论》,汤鹏的《浮邱子·医贫》等,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均田”、“限田”主张,以期缓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龚自珍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来分配土地,以解决耕者无田的问题;同时,建议“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 ,把内地无田之民集中到西域拓荒。他认为此举既可解决农民无地之苦,又可开发边远地区,实乃一举两得之好办法。

改变吏风士习,造就有用人才,也是经世派的重要主张。经世派认为,士习衰恶,吏风不正,廉耻颓丧,人才危机是清朝面临的严重问题。为改变吏风士习,造就人才,他们普遍主张正人心,挽风俗,明乎义利之辨,提倡廉耻之心。魏源将“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视为官僚士大夫中的两大弊病,提出以去伪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除“寐”,以实事和实功互相关联以去“虚”。龚自珍更是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姚莹也认为得人之法,重点在于因材善使,不拘常理和小节。

为了培养和选拔有用的人才,经世派还主张对书院和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他们强调,书院诸生除了读经史外,还要兼习天文律例和诸子百家学说,并能征诸实用。科举考试要重新制定取士的方法,废除八股文,试以经义、史论和时务策,使士子不再以八股、楷法为进身之阶,而以能明儒家经义,熟悉历代治乱得失,通于时务为尚。

综上,经世派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体现出他们敢于面对现实,积极入世、经世的精神。

3.研究边疆史地

随着俄罗斯逐渐强大,西北边疆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为了寻求安定边疆的计策,从嘉庆年间起,怀抱经世志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地,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对边疆史地、特别是对西北史地造诣较深的学者涌现出来,他们撰写了一大批富有学术价值的边疆史地著作,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西垂要略》、《西域释地》,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新疆识略》,沈垚的《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西北地名杂考》、《元史西北地蠡测》、《水经注地名释》,姚莹的《康 纪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校正元圣武帝亲征录》、《朔方备乘》等,数量可观。

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姚莹颇具代表。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领导当地军民抗击英军侵略,取得过辉煌战果。《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受诬陷被贬四川,后又发往西藏。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他以满腔爱国热忱,致力于对西南边疆史地的考察,写成《康 纪行》一书。此书记述了西藏的山川地势、宗教源流、民俗世风,考录了英国、俄国、印度和尼泊尔诸国情形,对西南边防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蒙古史地研究方面,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最有代表性。该书根据蒙古族“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特点,考虑到历来“译语多歧,无从考证”,在撰写体例上突破一般方志的局限,采取“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28] 的方法。这部书较详实地考证了蒙古地区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记载了各部落的历史发展,研究了各蒙旗、各部落的分别、成因、相互关系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说做到了“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面向现实、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在北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最为著名。该书并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史地,而是北至与俄罗斯接壤各地,叙及东北边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各地俱有考证,对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清初中俄交涉均有记述。作者在该书凡例中明确指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 可见,作者编著此书的主要意图是通过称颂清初诸帝武功,激励统治者认清边疆形势,以总结经验教训,抵御外来侵略。

龚自珍对边疆史地也提出了不少卓见。他先后撰写了《蒙古水地志序》、《青海志序》、《乌梁海志序》等文,整理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等边疆史地资料,并着手撰写《蒙古图志》。1820年,他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加强管理,移民实边,促进开发。这一主张当时未被采纳,但却具有重要意义。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

此外,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深,东南沿海门户被逐步打开,经世派人士对世界史地的认知和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 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其代表性著作。

4.纂修当代史

经世派坚持史学经世的取向,力图改变当时专注于考证古史的学风,注重编纂和总结当代历史。这一时期,关于当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源的《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梁松年的《英夷人粤纪略》等。

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为纠正当时士大夫疏于掌故、贻误家国的现状,写成《圣武记》一书。该书成于1842年,采用纪事本末体。前十卷叙事,分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绥服蒙古、勘定回疆、抚绥西藏、勘定金川等历史事件的始末,后四卷议论,探讨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等。魏源希望通过此书激发统治者振作起来,加强武备,改进军队管理方法。

《道光洋艘征抚记》刊刻于1846年,分为上下两篇,主要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经过。书中揭露了英国走私鸦片、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赞扬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坚决抵抗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对清廷昏聩、官兵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割地赔款、卑怯求和的丑行,也依据事实,秉笔直书。该书不仅较详细地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历史,而且积极推动了当代历史的纂修。

经世派纂修当代史,涉及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的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面对现实的经世取向。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时期经世思潮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将在下一节讨论。

经世思潮是基于传统思维框架下的一种观念形态,其目标在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道咸时期,由于所处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其自身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经世思潮以“求变”、“务实”为特征,具有进步性。道咸时期,大多数经世学者的救国治国方案,目的是要解决当时的漕、河、盐、农诸大政以及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其最大特点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范围,但它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批判顽固守旧、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宣扬变易进化思想,倡言“更法”与“改革”,对处于专制主义禁锢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思想启发意义。

其次,在经世观念导引下,“师夷制夷”思想成为西学传入中国的中介和桥梁,进而扩大了士人的眼界,追求西学、追求新知的新学风在士人中兴起。面对西方的入侵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经世思想家们能够正视现实,破除夷夏观念的束缚,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的办法,从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随即,中国知识界就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著作,逐渐汇集成了学习西方的潮流。

鸦片战争后,经世思潮并没有衰落下去。同光时期,一些学者仿照贺长龄、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的体例,陆续编辑出版了《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新续编等,继续探寻经邦济世之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经世思潮的延续和发展。

[22] 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斋文集》卷二,咸丰八年刻本。

[28] 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 斋文集》卷三,咸丰八年刻本。 7In3odP2OGi4Cn9Tz1MP0fCSYQ7hU8b+mPDnndh4E66j5wUjVqvwh7ZRp3xhf3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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