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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年间，清朝进入衰乱之世。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连樯东进。一些有识之士不甘沉沦，主张学以致用，倡导经世入世，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到鸦片战争前后，倡导经世思想者大为增多，从而演变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
所谓“经世”，大意在关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深究古今治乱得失，探寻家国天下治安之计，从而达到济世利民的目的。“经世”，又有“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明体达用”、“经邦济世”等不同表述。
具体说来，“经世”一词，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在价值取向上，直面社会人生，反对避世、逃世。在政治上，追求经邦治国，建功立业，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和表现手段。在学术上，注重经世之学的研究与实践。
经世观念由来已久。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观念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数千年来，经世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只是随历史条件变化略有起伏而已。一般来讲，在社会面临变革的关键时刻，经世思想往往一时凸显，而社会承平稳定之时，经世思想往往表现得比较内敛。清初，受明清鼎革的强烈刺激，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怀着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深刻反思明末以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从政治到学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促发了清初经世思想的勃发。康乾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加上文网严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潜心名物训诂、典章考据，经世意识逐渐淡薄。而嘉、道、咸时期，受王朝由盛转衰和外敌侵略的刺激，经世思想再次活跃。
《皇朝经世文编》
晚清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是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该书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完成。此书仿《明经世文编》和清中期陆燿的《切问斋文钞》，明确表明经世宗旨。该书自叙全书编辑原则有四：一曰“事必本夫心”，二曰“法必本夫人”，三曰“今必本夫古”，四曰“物必本夫我”
。可见，崇尚实用、实功并服务现实，是《皇朝经世文编》的核心理念。
《皇朝经世文编》凡140卷，前6卷论学术，次8卷讲治体，其余106卷，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全书汇编了从清初到道光初年凡702人共计2236篇文章。魏源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依据经世致用的标准，无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凡符合要求者一律选录。全书正文之前，列有《姓名总目》，分别介绍作者700多人的简历和专集，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前后多次翻印。可以说，《皇朝经世文编》是鸦片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
道咸时期，经世思潮蔚为壮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李兆洛、陈寿祺、包世臣、陶澍、徐松、张穆、贺长龄、林则徐、姚莹、周济、龚自珍、黄爵滋、金应麟、魏源、陈庆镛、徐继畬、梁廷枏、沈垚、张际亮、夏燮、汤鹏、陈金城、吴嘉宾、鲁一同、何秋涛、杨士达、林昌彝等
。这些人士身份复杂，地位不等，既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有寄人篱下的幕僚；学术派别不拘一格，他们或宗汉，或宗宋，或治今文经学；他们具体的思想主张也多有不同，或侧重于抨击时弊，或极力倡言变革，或积极施行实政，或注重边疆史地研究，或关注夷情、倡导西学；他们付诸实践的程度也不一样，或重于言，或重于行，但都没有超越“治国”“平天下”的范围，都以匡济时艰为职志。参与人员成分复杂，表现形式多样，体现了经世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说明在当时保守、窳败的大氛围下自我调节、自我拯救渐已成为潮流和趋势。
道、咸时期经世思潮内容广泛，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深度、广度和历史影响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学术风气等，都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剖析。
政治上，经世派严厉声讨吏风败坏，抨击官场盛行的贪赃枉法、投机钻营、结党营私、阿谀逢迎等丑恶行径，斥责那些当权官僚士大夫都是习于媮、谄、媚的无耻之流。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他们粉饰太平，征逐歌舞，却不关心水旱灾害下百姓的死活，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经世派还把矛头指向专制统治。龚自珍揭发专制帝王利用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以达到“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独断统治。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才被摧锄殆尽，整个官僚政治体制毫无生气。经济上，经世派指出，由于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不均日益严重，“无田者半天下”。“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太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
，可清政府还不断地开捐加赋，真无异于自啖己肉，自取灭亡。文化教育方面，经世学者将抨击的矛头集中在科举制度上。他们认为科举文章千篇一律，毫无用处，仅仅成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工具，由此造成了人才匮乏。
可以说，经世派以忧国忧民之情，对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积弊沉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深刻揭露了吏治败坏、经济凋零、军备废弛、道德沦丧的黑暗现实。他们指出，道光时期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张穆更把当时的社会比成五官犹存而官窍不灵的垂危病人，指出“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 [22] 总体上看，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仅全面而且尖锐深刻，他们希望藉此唤醒统治者，促成社会变革。
经世派积极探讨解决弊政的方法和途径。他们根据传统的变易观念，主张通过“变法”来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龚自珍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经世派的改革主张，首先集中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际政务，特别是问题较为严重的漕运、盐法、河工、农业诸大政身上。
清代的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来进行南粮北运。由于负责漕运的各级机构在征收、运输和入库等各个环节上反复转手，层层盘剥，使南粮北运耗费惊人，成为清代的一大苛政。经世派为了改变漕运的种种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来代替河运。早在嘉庆末年，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一文中就曾提出，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并主张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中也主张在直隶推广水稻，从根本上杜绝漕弊。182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再次提出海运之议。魏源在1825年和1827年先后写成《筹漕篇上》和《筹漕篇下》，并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撰写《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说》、《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复蒋中堂论南漕书》等文，积极赞成海运。后来，清政府根据这些建议，改河运为海运，大大地节省了清政府的财政开支。
清代盐法承袭明制，食盐由政府和专利商人共同经营。由于盐业有大利可图，结果盐官和盐商互相勾结，一面哄抬盐价盘剥民众，一面以私盐逃避缴税，使国家盐税锐减。鉴于此，经世派纷纷著书立说，倡言改革办法。其主要措施是：取消盐引法，实行盐票法，认票不认商，打破世袭盐商垄断；实行食盐自由运销，政府从中抽税。其中，魏源不仅撰写了《筹鹾篇》等多篇文章，揭露盐引法的弊端，阐述盐票法的好处，而且还协助两江总督陶澍在两淮地区实行盐法改革，以手续简便的“票盐”代替“引盐”，结果，盐价逐渐下降，盐政弊端减少，方便了百姓，也使清政府增加了收入。
河工主要是针对治理黄河而言。如何治理黄河，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棘手问题。为治理黄河，清政府每年都拨出巨额银两，但收效甚微。针对这一问题，经世派认为，是官僚们的贪赃和愚蠢致使黄河水害愈演愈烈，难以治理。他们主张以治为主，以防为辅，提出了御坝、浚淤并举的办法。魏源还主张黄河应改行北道，从大清河入海，并预言“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1855年，黄河自行改道，从大清河入海，证明了魏源的远见。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问题复杂。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家们倡言变革，也多带有重农倾向。包世臣深研“农家利病”，反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业的道理，认为“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地方长官的职责就是“兴利除弊，劝课农桑”
。魏源指出，由于政府对农民的过度征税，致使农田荒废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减轻人民负担。龚自珍的《农宗》、《平均篇》，吴铤的《因时论》，汤鹏的《浮邱子·医贫》等，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均田”、“限田”主张，以期缓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龚自珍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来分配土地，以解决耕者无田的问题；同时，建议“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
，把内地无田之民集中到西域拓荒。他认为此举既可解决农民无地之苦，又可开发边远地区，实乃一举两得之好办法。
改变吏风士习，造就有用人才，也是经世派的重要主张。经世派认为，士习衰恶，吏风不正，廉耻颓丧，人才危机是清朝面临的严重问题。为改变吏风士习，造就人才，他们普遍主张正人心，挽风俗，明乎义利之辨，提倡廉耻之心。魏源将“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视为官僚士大夫中的两大弊病，提出以去伪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除“寐”，以实事和实功互相关联以去“虚”。龚自珍更是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姚莹也认为得人之法，重点在于因材善使，不拘常理和小节。
为了培养和选拔有用的人才，经世派还主张对书院和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他们强调，书院诸生除了读经史外，还要兼习天文律例和诸子百家学说，并能征诸实用。科举考试要重新制定取士的方法，废除八股文，试以经义、史论和时务策，使士子不再以八股、楷法为进身之阶，而以能明儒家经义，熟悉历代治乱得失，通于时务为尚。
综上，经世派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体现出他们敢于面对现实，积极入世、经世的精神。
随着俄罗斯逐渐强大，西北边疆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为了寻求安定边疆的计策，从嘉庆年间起，怀抱经世志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地，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对边疆史地、特别是对西北史地造诣较深的学者涌现出来，他们撰写了一大批富有学术价值的边疆史地著作，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西垂要略》、《西域释地》，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新疆识略》，沈垚的《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西北地名杂考》、《元史西北地蠡测》、《水经注地名释》，姚莹的《康
纪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校正元圣武帝亲征录》、《朔方备乘》等，数量可观。
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姚莹颇具代表。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领导当地军民抗击英军侵略，取得过辉煌战果。《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受诬陷被贬四川，后又发往西藏。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他以满腔爱国热忱，致力于对西南边疆史地的考察，写成《康
纪行》一书。此书记述了西藏的山川地势、宗教源流、民俗世风，考录了英国、俄国、印度和尼泊尔诸国情形，对西南边防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蒙古史地研究方面，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最有代表性。该书根据蒙古族“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特点，考虑到历来“译语多歧，无从考证”，在撰写体例上突破一般方志的局限，采取“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28] 的方法。这部书较详实地考证了蒙古地区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记载了各部落的历史发展，研究了各蒙旗、各部落的分别、成因、相互关系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说做到了“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面向现实、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在北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最为著名。该书并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史地，而是北至与俄罗斯接壤各地，叙及东北边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各地俱有考证，对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清初中俄交涉均有记述。作者在该书凡例中明确指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
可见，作者编著此书的主要意图是通过称颂清初诸帝武功，激励统治者认清边疆形势，以总结经验教训，抵御外来侵略。
龚自珍对边疆史地也提出了不少卓见。他先后撰写了《蒙古水地志序》、《青海志序》、《乌梁海志序》等文，整理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等边疆史地资料，并着手撰写《蒙古图志》。1820年，他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加强管理，移民实边，促进开发。这一主张当时未被采纳，但却具有重要意义。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
此外，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深，东南沿海门户被逐步打开，经世派人士对世界史地的认知和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
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其代表性著作。
经世派坚持史学经世的取向，力图改变当时专注于考证古史的学风，注重编纂和总结当代历史。这一时期，关于当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源的《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梁松年的《英夷人粤纪略》等。
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为纠正当时士大夫疏于掌故、贻误家国的现状，写成《圣武记》一书。该书成于1842年，采用纪事本末体。前十卷叙事，分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绥服蒙古、勘定回疆、抚绥西藏、勘定金川等历史事件的始末，后四卷议论，探讨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等。魏源希望通过此书激发统治者振作起来，加强武备，改进军队管理方法。
《道光洋艘征抚记》刊刻于1846年，分为上下两篇，主要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经过。书中揭露了英国走私鸦片、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赞扬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坚决抵抗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对清廷昏聩、官兵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割地赔款、卑怯求和的丑行，也依据事实，秉笔直书。该书不仅较详细地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历史，而且积极推动了当代历史的纂修。
经世派纂修当代史，涉及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的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面对现实的经世取向。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时期经世思潮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将在下一节讨论。
经世思潮是基于传统思维框架下的一种观念形态，其目标在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道咸时期，由于所处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其自身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经世思潮以“求变”、“务实”为特征，具有进步性。道咸时期，大多数经世学者的救国治国方案，目的是要解决当时的漕、河、盐、农诸大政以及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其最大特点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范围，但它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批判顽固守旧、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宣扬变易进化思想，倡言“更法”与“改革”，对处于专制主义禁锢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思想启发意义。
其次，在经世观念导引下，“师夷制夷”思想成为西学传入中国的中介和桥梁，进而扩大了士人的眼界，追求西学、追求新知的新学风在士人中兴起。面对西方的入侵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经世思想家们能够正视现实，破除夷夏观念的束缚，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的办法，从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随即，中国知识界就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著作，逐渐汇集成了学习西方的潮流。
鸦片战争后，经世思潮并没有衰落下去。同光时期，一些学者仿照贺长龄、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的体例，陆续编辑出版了《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新续编等，继续探寻经邦济世之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经世思潮的延续和发展。
[22]
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斋文集》卷二，咸丰八年刻本。
[28]
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
斋文集》卷三，咸丰八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