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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在《心的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心’是人生价值的根源，这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所独有的特性。”
中国古人一直认为，人的一切思想、行为皆由心起，所以心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折或医家、兵家、法家等，都非常重视“心”。在他们看来，人心虽天然具有强大的认知力、丰富的感受力、准确的判断力、深刻的反思力等，但因为外在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人体感官欲望的误导、自身年龄与经验阅历等的制约等，心不仅常常被遮蔽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经常会产生错误的观念和结果。因此，必须对心进行修养。所以儒家讲“正心”、道家讲“静心”、佛家讲“明心”、中医讲“养心”，都把“心”作为养成人格、和谐身心、寻找幸福，乃至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源头和核心。
中国古人认为，心具有三重含义：觉知、主宰和道德。
觉知之义，是心的第一个含义。所谓觉知，在传统中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为“知”，即认知、认识，这是一种知识性的心。这种意义上的心，虽然也为人所重视，但并不特别突出。然而在西方哲学家那里，这成为他们最重视的心，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理性的认识之心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
第二层为“觉”，这是传统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观念。觉即觉悟，这里所谓的觉悟并不是政治觉悟、思想觉悟等当代含义，而是指古人对天地间至真、至大、至诚的大道的觉悟。这种觉悟，当然可以有宏阔的对宇宙生生不息的感悟，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对精微之物所蕴含的道的体察。对此，宋明心学家有深入的阐发。对于“何谓心”这个问题，王阳明说“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此处之“心”，与第一层认识之心的内涵相去甚远。王阳明所指的这个心，是“如耳目之知试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也就是第二层的觉悟之心。在王阳明看来，世界再大，也需要通过心来感知，而心是人觉知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媒介和通道。陆九渊也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著》）整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行，其实都是要由心来感知的，否则它们便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集·年谱》）。从主观积极的层面看，心其实决定了人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可能与结果，所以有的人的心可以容纳宇宙，有的人的心只能容下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王文成公全书·答季明德》）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心”，绝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心，而是觉悟意义上的心。由这个意义上的心，人可以超越个体而达到对天地万物的觉知。
心是一身之主宰，这是心的第二个含义。正因为人心能认识规律法则，能觉知天地之道，所以它能够也应当来主宰人。朱熹说：“心，主宰之谓也。”（《朱子语类·性理二》）又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朱子语类·论语二》）在中国古人看来，心是一身之主，它能够统御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如耳、目、鼻、舌、身等。宋明理学家则进一步认为，心不仅为一身之主宰，而且为万事万物之主宰。朱熹说：“人心至灵，主宰万变，而非物所能宰。”（《朱子晚年全论》卷二《答潘权度》）又说：“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朱子语类·学六》）如何理解心为一身和万事万物的主宰呢？《传习录》中陆澄与王阳明的一段对话，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从师徒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待客、好色、好货，都是对外物的一种喜爱，心在此，不能称之为主一，主一就是一心在天理上。即心为主宰就是要专注一个天理，也就是由心内在的、原来就有的良知、天理来做主，这就是心为一身之主宰。在宋明理学家的认识中，万事万物固然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仅仅客观而不与人发生关系，则并不能产生真实的意义；只有真切地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所以，心通过这种真切的关系对万事万物有主宰作用。就像王阳明南镇观花那个故事所表明的，万物当然客观存在，但是当人不出现的时候，并不能显现出它的意义来，而只有当人观花的时候，花的美艳才真实发生。也就是说，心的主宰不是统治性的主宰，而是觉知的、赋予意义与价值的主宰。
道德之义，是心的第三个含义。其实，这个含义正是从以上两个含义衍化来的，因为心能觉知道德、主宰身体，所以心具有道德判断力，而对人的道德行为负责。孟子云：“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被孟子称为“四端”，“四端”皆本心之发用，是天赋的道德，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如草木有本，而茎叶由此而生，人有此心，则具万理，孝悌忠恕，均由此发展而来。本心即道德之心，亦即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是人先天就具有的道德能力，是人内在的价值系统，也是人之为人的良知与底线。只要不断地扩充本心、自觉实践，就能实现道德修养的目标，正如孟子所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同时用否定的方式告诉人们：“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之间的那一点差别就在于道德之心，而能否彰显内在的本心、良知、道德，则是君子和小人的差别。所以人应当扩充和发扬道德之心，如此则人人都可以趋向于尧舜，从而使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落实为不断趋近的现实性。彰显本心、良知，发用“四端”，人才能具有仁义礼智“四德”，而这离不开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实践。
综上所述，心具有三义，分别是觉知之义、一身之主宰之义和道德之义。所以，理解我们的心，找到我们的心，进而启动人心具的这些功能，就能使我们践行道德、把握自身、觉知大道。在这三种含义的心中，古人认为前两种心其实都要落实到道德之心上，所以通过“正心”来改善心，是古人对心理解的关键。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格养成来说，彰显“正心”所蕴含的对道德之心的重视，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道德之心作为人内在的价值体系，是人生价值的根源，是确保人生的方向不出偏差的关键。
心既然具有觉知、主宰和道德三义，所以在中国古人看来，学之道的载体和完成者就是心。而对于这颗心，古人不是像现代人那样从生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思索。这种思索的大背景，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共识，其中老子的说法颇具代表性。老子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具有心的人是宇宙“四大”之一。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道、天、地、人组成了一个彼此作用的整体。那么，作为宇宙中的“一大”，人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效法这个自然而然的宇宙世界呢？
《周易》中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古代圣贤从天上日月星辰周流不殆中，观察宇宙自然变化的规律；从人伦日用中“观物取象”、“类比取象”，来达到对世界的具体和抽象的丰富认识。
由此，《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发现万事万物分为有形之先和有形之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道”，后一个阶段是“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说法。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是彻底超绝和绝对理念化的，而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则仅是超越形体和具体的，并不能说是纯粹理念化的。那么怎样才能通“道”达“器”或由“器”达“道”呢？其切入点是什么？徐复观先生说：“形而中者谓之心。”
心是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键与枢纽。心可以向上达“道”，向下通“器”，容纳万物。形而上者是经由人的觉知显现出来的，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只有动植物而无人类的世界，则形而上者根本不存在；形而下者是经由人的主宰才具有真实价值的，否则这世界就只是个物质材料的冷冰冰的世界，而不会有任何温度。所以心的作用正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枢纽，它的“中”不仅是中介，更是创造性的力量。因此，天人合一必须要落实在人心上，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纯粹客观的天人合一，是缺乏活泼和具体意义的。而经由天人合一视野下的心，则不仅仅是一颗生理的心，而是一颗赋予万事万物价值与意义的心。也正因如此，为学要落实到心上。如此认识“心”，在“心”上下功夫，就如同找到了按钮与关键。黄梨洲在《明儒学案序》中有言：“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只要心的功夫到家，就能身临其境地体悟到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陆九渊在年幼时，不理解“思天地何所穷际（而）不得”。当他十三岁时，读古书读到“宇宙”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这才有了后来那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先圣留下的经典，指引着后人修身成道，只要勤而行之，终有一天会突然顿悟，豁然贯通。王阳明被贬龙场，在一个洞穴中潜心思考，忽然有一天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一》）“龙场悟道”确立了王阳明一生学问的宗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其实，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关于圣人以心入道的记载：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相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心法传给了舜，并谆谆嘱咐舜要用“中道”治国，管理好世道人心。中道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根本的实践原则。当舜传位于禹时，在“允执厥中”四个字之上，又加上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十二个字。可以说，这十六个字是“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庸章句序》），是道学传承之关键。子思作《中庸》也是传承上古圣人的“道统”。“中”是“天地所以立”的内在依据，是宇宙间的基本原则。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中”不仅可以作为帝王“治天下”的大纲，也是修身的关键。无论是儒家讲的“中庸”，还是道家讲的“守中”，佛家讲的“空中”，都是教导人们用“中道”为人处世。“中道”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足见其寓意深刻，意义非凡。而“中道”的根本就在于人心的不偏不倚、合时合宜。
朱熹言：“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朱子语类·尚书一》）心只是一个，它顺人身体，觉知到耳目之欲上去，就是人心；它虚灵明觉，觉知到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道心的差别就在于觉知的内容不同：觉知饥食渴饮等耳目口舌之欲望，则是人心；没有私欲掺杂的状态，则称为道心。所以，人心危而又危，道心微而愈微，要把持人心、彰显道心，需要通过后天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一系列的修养功夫来完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心并不一定就是恶的，理学承认人自然欲望的正当性，但同时认为，这种欲望如果放任不管而任由其恣肆发展，便会趋向于恶，如由自然的好美色导致淫乱，由自然的恶恶嗅导致奢侈，所以人心是可能向恶的，而正是这种危险性，导致了必须要严格区分人心、道心。区分人心、道心，其最终目的是让道心做一身之主宰，正如王阳明所说：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传习录》）
道心是人原本就有的良知、良能，是道德之心，这个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人心则是丧失了本来端正的道心，而让自然之心被私欲所遮蔽、暗而不明，从而成为一己私利之人心。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但被后天各种过度的需求、私欲所遮蔽，所以暗而不明。如果任由欲望发展，就会以自我为中心，最后沦为欲望的奴隶而不自知。其实古人讲修行、修身，都是为了彰显、重现光明的本心、道德之心，是为了养得正念，由心入道。道在心中，一以贯之，所以要彰显道德之心，约束私心人欲。
让道心统驭人心，离不开“惟精惟一”的功夫。“惟精”是辨之明，“惟一”是持守不离、择善固执。“精”是动察的功夫，察识于心之已发，精明于心之发是本心良知还是物欲私心；而“一”则是静养的功夫，涵养于心之未发，守一于心的静默安然而使其不胡乱放纵。故“精”、“一”即静养动察的功夫。在道德实践上，道心与人心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夹杂，两者必须加以精细区分。故“惟精”就是要能对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精审之、明辨之；“惟一”就是要对天理、道心持守不二、择善固执。若能如此，即能达到复其本初之性的“允执厥中”的境界与状态。
“允执厥中”作为道德实践之原理，本是无形无相的，但它又无时无刻不体现于人的现实生活中。它的显现，首先是从人心切入，依赖人的道德实践而由形而上显化为形而下；其次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为“中庸”的合时、合地、合宜的行为；最后，这种行为会导致合乎道义的优良结果。所以这种“用中”之道，贯穿于公私两个领域。正如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允执厥中”不仅是帝王“治天下”之本，也是个人心性修养、治心之本。圣人传道必以心，圣学之道只是学此道理，故孔子云：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
舜好问、好察，隐恶而扬善，执两用中，用合宜的方式服务百姓，这是一种大智慧，也是舜之所以成为圣王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又是人心的问题。因为人的心思千变万化，其关键是用中道来把握好人心与道心之间的平衡。
上至尧、舜、禹、孔子、孟子，下至“二程”、朱熹、王阳明，皆以“心”为学。“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找到本心、良知，就是成人之学问的根本，因为“心”正是沟通“道”、“器”的枢纽。
“圣人之学，心学也。”（《陆九渊集》王守仁序）这是王阳明对传统成圣成贤学问的精要概括。在王阳明看来，一切事物都因人心而发生意义，所以学问的根本就在于心的学问。而“圣人之传道必以心”（《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心是道的载体与显现主体，所以学问之成立不是依靠别的什么，就是依靠此心。也就是说，正心的学问是自尧、舜、禹代代相传而来的圣人之学的根本。王阳明在讲学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子：“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传习录》）立成圣成贤的心是为学的关键，如果不立成圣成贤的心，则只能浑浑噩噩度日，最终浪费此生。
在《传习录》中，徐爱对“圣凡之心”是这样描述的：“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心犹如镜子，圣人心似明镜，能精微清明地照察一切；常人心似昏镜，不能清楚明白地照察内外。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如何使心恢复其本来的清明状态，是心之学问的关键。对此，儒、释、道皆有很多论述，无论是“明明德”、“致良知”、“涤除玄览”（《道德经》十章），还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庄子·人间世》），都是让人来发现本心的。此“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自性圆满、晶莹无滞，是觉察万象的主人。找到此“心”，让其重现光明，是传统教育中修身、修行的第一关。孔子说这个心“一以贯之”，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始终是这个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这个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这个心；这个心“须臾不离”、“不生不灭”、永恒当下；这个心“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它是德性修养、人格养成、“修齐治平”的本源与关键，所以，王阳明将从心念上为善去恶的过程，看作是“致良知”的步骤，并用四句话表示：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
这四句话，是王阳明心学的最高概括，凝结了心学最精华的智慧。良知就是道，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心、道德之心、是非之心。良知的本体原本是纯洁无瑕的，因而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它是无善恶之限定的；但这种无善恶一旦落实到现实，当然以善为更接近其本来面貌，而恶则越来越偏离其真相，所以要以善为根本。因此，找到了良知，守住了道德之心，就守住了心的根本，也就可以日益恢复人本来拥有的安宁、自由、完善。而要找到和持守本心，则需要对心下功夫，这功夫就是“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