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沉睡在报刊书页里的电影历史文献是中国电影界一笔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电影文化经年积淀的厚实家底，亟待我们深入挖掘整理。

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史著述有两种，即1934年版《中国电影年鉴》刊载的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以及1936年版《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收入的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两位著者在这个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其目力笔力所及，止于中国电影初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影史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程季华主编两卷本《中国电影发展史》。该书于1950年开始酝酿，从全国各地搜寻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报刊、说明书、剧照和海报，1958年正式立项投入写作，1962年修改定稿。当时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以“初稿”方式出版，1963年首次开印4200册，很快销售一空。三位编著者当初面对中国电影史研究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四处搜集，积微成著，整合的资源殊为可观——正文片名索引达1336部（次），影人人名索引985人（次），刊发图片和剧照819幅；附录中还提供1905年至1949年间出品的国产片目录，程季华称这部书稿为“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电影发展史》存在不少偏颇，但让编著者引以为荣的是，在史料搜集这一点上赢得了海内外专业人士的普遍认可，如1986年版《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强调说，“这部两卷本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前辈治中国电影史的艰辛过程，凸显了研究资源匮乏这一瓶颈问题。就挖掘早期电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可以从影片资料、文献资料两方面加以考察。

1980年陈荒煤在重版序言中披露，《中国电影发展史》面世后遭遇“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冲击，结果被诬为“大毒草”，随后“纸型被毁掉，所有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中国电影历史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分未能查明下落）。”陈荒煤对此痛心疾首：“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批影片资料被毁灭，有些影片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已经无法保存，难以恢复原来的真面目，根本不能上映了。”编著者李少白也回顾说：“照理是最不应成为问题的影片拷贝，由于旧中国经年战乱的特殊历史条件，致使至今保存下来的还不足全部出品的十分之一。这样就不得不借助第二手材料，如影片说明书、报刊宣传图片、文字、影片评价和新闻报道、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等等。”无独有偶，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时境遇相似，他感慨道：“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理论著述，无论专著或零散篇什，历经战乱散失殆尽，极难搜寻。我们只能从某些电影史论的转述中，略见梗概或窥其一鳞半爪。几乎要像考古学家发掘历史文物那样从残缺不全的泛黄的书刊报纸中去淘金。”

作为影片拷贝替代物，195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整理出版两卷本《“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选入1931年到1949年间保存下来的16部优秀电影剧本。此外，卷帙浩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从第二辑起增设电影卷，收入1927-1937年间19部电影剧本；第三辑又编选了1937-1949年间27部电影剧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早期影片的文字文本。令人难忘的是，198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灵分别举办规模空前的“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集中展映馆藏的44部影片（最早一部为1922年摄制的《劳工之爱情》），中外电影学者共同萌发了“终识庐山真面目”的惊喜之情。

感谢VCD、DVD带来音像制品大普及时代，使得个人收藏中国早期影片的奢望一下子成为现实。当年坊间淘碟所见包括三个系列，其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片源并监制的“300部馆藏精品”系列；其二是广州俏佳人公司“早期中国电影经典收藏”系列；第三套是峨眉电影厂发行的“中国世纪经典影片”系列。一碟在手，为研究者提供了接触影像的极大便利。沪上还流传一则佳话，郑君里导演于1939-1943年抗战期间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在“失踪”66年之后，终于在海峡对岸的“中影公司”片库里找到下落，郑君里亲属喜获对方赠送的录像带拷贝。然而从总体上看，存世的中国老电影拷贝数量有限，毕竟电影胶片先天具有易毁性，目前已不大可能出现增量的“出土文物”了。

纸质文献又作别论，可以说，不患寡而患挖掘不足。首先要提到整理出版的早期电影评论，尤其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评备受重视，如陈播主编的《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1994年出版）。后来选家的视野更为开阔，罗艺军主编两册《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出版），丁亚平主编三册《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出版）。1996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率先启动“中国电影文献资料丛书”编纂工程，首批出版的有《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收录650部默片资料和80多幅剧照；戴小兰编选的《中国无声电影》逾1600页，按电影事业、创作谈、理论与批评、史学与史料等四个大类，收录馆藏文献资料509篇共计180万字，为建构中国电影史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年来，多家出版社又策划推出原始出版物影印版，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的《中国电影年鉴·193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冯沛龄编的《电通半月画报·193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谢其章和杨小洲编的《电影杂志1947—1949》（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北京电影学院受北京市重点培育学科资助，2015年推出由钟大丰、吴冠平担任主编的“中国电影史料影印本丛书”，目前出版了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版）、上海影戏年鉴社编《影戏年鉴》（1936年版）等。这种出版形式堪称“新瓶装陈酒”，供研究者品读并珍藏。

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也是电影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为电影这一舶来品提供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自19世纪末以来，“西洋影戏”在这个娱乐需求极为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80%以上出自上海，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业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与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值得强调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出版物的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电影文献的镇馆之宝。此后近三十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然而，“文革”前夕江青意欲掩盖30年代她涉足沪上电影圈的图文报道，几乎所有老电影刊物统统被封藏起来。柯灵曾提及：“有一张可以看作是灾祸记号的历史插图，那就是江青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这三对新婚夫妇和证婚人沈钧儒的合影。‘文革’中江青为了消灭她30年代的陈迹，曾使多少电影界老艺术家遭受残酷的折磨，而这张图片，还是保留下来了。”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后，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报刊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埋首泛黄的故纸堆，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掩埋已久的富矿”，她据此深入探究银幕影像之外另一条存在于纸质媒介的中国电影之路，撰写成硕士学位论文《1930-1938联华画报初探》。

对电影人物的研究构成电影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电影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事件、重要活动、重要现象以及影片的创作生产，实际上同电影人的具体作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为深入了解他（她）们的心路历程与亲历见闻，我们多方搜集那些以往修正史时容易被忽略的资料，尤其是出自前辈影人笔下的感性篇什。这就是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也以此呼应郑洞天教授提出“需要一部感性电影史”的倡议，为热爱民族电影的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电影历史沧桑的读本，让读者感受到电影史是有温度的，有鲜活细节的，有历史现场感的。

《昨夜星路》全书收入72篇记述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珍贵轶文，分成“演艺明星篇”和“幕后星辰篇”两大板块。从写作者身份来看，其中有15篇自述，有27篇出自直系亲属或电影圈同仁零距离叙述或追忆，还有30篇为当年影刊记者采访所记。之所以作这番统计，意在强调编选本书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以人为本”，透过每一篇轶文（尤其是亲历者）所记述的电影史上发生过的大小事件、真实细节和当时当地的语境，为后人探求电影历史提供知人论世的重要参考。我们的用心之处在于，资料来源除了民国时期熟知的电影报刊，如《明星半月刊》《明星月报》《银星》《电声》《电影周刊》《新影坛》《青青电影》《中国影讯》之外，还从普通报刊里爬罗剔抉，在《申报》《晨报》《大晚报》《时报》《社会日报》《艺声》《文选》《文章》《乐观》《清明》《幸福世界》《人物杂志》等的版面中屡有意外发现，搜寻出一篇篇湮没半个多世纪以上的珍贵文献。

仰望昨夜星空，银坛群星璀璨。本书特意选择的压轴篇，是黄宗英女士那篇读来声情并茂的《想你，阿胡子》，这也是本书唯一的一位“无名氏”。阿胡子是电影摄影场上一名普通场工，“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确确凿凿的有功之臣”。令人欣慰的是，在彭小莲导演的影片《上海伦巴》中，崔杰成功地演绎了阿胡子的银幕形象，表达了我们对所有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辈电影人的敬意。

我们编选《昨夜星路》，在资料搜集方面得到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支持，得到曾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黄爱玲女士的热心帮助。在编辑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研究生朱倩、曹渊杰、马琳琳、惠慧、冯琛、杨英蕾、方舒瑶、陈静、童蔚闻、黄心湉和本科生马右文等同学积极承担相关工作，对年轻学子来说，有机会亲身参与中国电影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具有历史传承意义。

有位学者曾呼吁：“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遗忘历史，更没有太多的理由任银幕文化遗存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手中消失。时至今日，这些银幕文化遗存中的胶片部分，已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大量佚亡；但文图典籍部分，却仍然在佚亡的危险中等待我们去唤起新的生命。重视史料建设，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对此，我们深有同感。

我们期望本书能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者高引用率文献图书之一。

李亦中
2018年6月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