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献斋先生的从影史

王　薇

《上海影坛》的编辑先生叫我写一篇关于舞台生活的文章，当时我一再推诿，终于却不了他的真挚的情意，便贸然答应下来。不过我执笔之时，却又惶惶然，不寒而栗了。我从事舞台生活至今仅短短数年，压根儿不配写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出来，一定也是幼稚肤浅见不得人的。然而笔债不能不了，我想了又想，还是把我父亲——王献斋生前琐事，以其印象极深，记忆所及，拉杂的写来。既可以应编辑之邀，又可以纪念亡父在天之灵。

我父亲在银幕上专扮坏蛋，而私底下却是一个道地的好好先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故意颠倒是非，硬说他慈祥和蔼。其实和他相交有素的人，都是深知熟悉的。远在二十年前，电影事业还是刚兴未艾，他就毅然地参加××公司，开始过他水银灯下的生活。那时做戏子是很被人轻视的，认为是很不体面的事情。他初拍影戏的时候还瞒住家里，后来给祖母知道非常地生气，常常指着父亲的脸，疾言厉色地责备他一番。而父亲终是嬉皮笑脸的，逆来顺受一言不发。一直等到祖母说得累了，气也平了的时候，他倒了茶给她老人家，丝藕百连的央求她，而她直叹气，也就算暂时皇恩大赦，告一段落。她自始至终是不赞成他去拍电影的，后来虽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了，但是他的片子她一张也没有看过。

我当时亦说不出所以然来，到底还是喜欢他拍电影呢，还是不喜欢？我只觉得他拍电影于我是一种方便，我可以常有电影看，而终是比别人先看，因为我看的是试片。别人尚未熟悉的故事情节，我已能分场别幕地陈述了。于是我便在邻居小孩或同学面前神气十足的炫耀一番。我见了他们嫉妒的神气，心里便暗暗地喜欢。我觉得很高兴我有一个做电影明星的爸爸。可是有时候，那些受我揶揄的孩子却有意无意地问我：“你爸扮的是好人坏人？”出其不意的，我问住了。起先我支吾其词，后来问急了，终于滋红了脸说：“好人，怎么样？”其实那时的我，好像一个打了过多的气的小橡皮球，正是有气没有地方出哩。于是我又悔恨为什么有一个做这样电影的爸爸呢？我有时堵着气，拉住了父亲的衣角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的拍一部影戏，却去做什么叫人笑话的坏人。他尴尬地笑了一笑，拍拍我的小脑袋说：“爸爸不喜欢你这样说。你还不懂。”接着他买了几块糖给我，叫我不要跟祖母说起。其实我心里并不要他糖，我要的是他下次演个好人；我还想假使他果真演个好人，我情愿买糖给他吃。但是我终于受了他的贿赂，我答应他不和祖母说起，事实上，我也不愿让父亲受祖母谴责。然而，我也曾经多次要挟他不许再演坏人，否则我要向祖母告发的。

明星公司草创之初，他便加入。其后历经兴衰，他始终不曾决然而去。他刚参加明星公司，是以客串姿态演出的。不过他终始瞒住家里，说是每月可以有若干元的进款。他对电影事业之热衷，真是令人不能置信。他既然不取薪，而且还为了公司搬用家里的陈设去做道具。他做反派角色亦不是偶然的事。有一次那是很早以前，他演了一张《孤儿救祖记》，他扮的是一个坏蛋，演出成绩据说非常优美，大家都认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性演员，以后反派角色终是非他莫属的了。听说现代戏剧大家曾专为他演了一本戏哩。不过他也曾经做了一次“好人”，就是在《玉梨魂》里，他演的角色我已记不清。一直到战事发生，他参加那时的“影人剧团”到各处演戏，暂时算脱离影圈，不过依然是撑了影人的旗帜。他返沪之后，艺华公司曾一度邀他加入，可是始终因为故人情重还是回到明星公司。明星改叫做“××”，他还是逗留着。后来张善琨先生出组“国联公司”，他乃被罗致。不幸在十二月八日之前，他便撒手常眠了。他从一个热心电影的人，客串拍戏起，而个性演员，而坏蛋明星，前后所摄之胶片约有三百万尺之多，假使用普通照相机摄影，五分钟摄一张，差不多要费二十年才能完竣哩！我上次在大华大戏院看了一张《中国映画史》，其中有一段《孤儿救祖记》，恰有我父亲的镜头，因为默片时代，摄影技巧尚差，片中人物都是跳跳踪踪，于是逗得哄堂大笑。然而那时的我见了父亲的影子，非常心酸。

我演话剧以来，得力于我父亲指导者不少。我记得首次演的戏是在中青剧团，戏目是《狄四娘》，我演的是××。那时我拿到了剧本，心扑扑地的跳，排戏的时候手足无措，自己也像考试时答不上试题一样的难过，几乎要哭出来。于是饭也不想吃了，整天担着心事。父亲看我这十分可怜样子，就问我。我就把抑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说了出来。他一面安慰我，一面鼓励我，教怎样读台词，怎样做动作。我就努力的照他的话做，一试之下，果然有些成效。于是再不用愁了，饭也吃得下了。假使没有他的指导，戏未演之前我一定急得一场大病，至少要形成消化不良，神经衰弱。那天公演的时候，我的妆也是他化的。我在台上格外卖力，戏完后，他餐请了我一顿精美的晚夜。此后我有什么难题也是他替我解决。

他演舞台剧亦是很出色的。他曾经应各剧团之请参加多次公演。有一次他在中旅剧团的《雷雨》里演鲁贵，因为演四凤的病了，临时叫我代戏。我非常高兴，因我可以和父亲同台演戏。我记得第一幕第一场是鲁贵和其女四凤说鬼，恰巧我们本来是父女，而他又是一个善于说鬼的人。在暗绿的灯光底下，他以他精湛的演技，和说鬼故事的天才，指东划西的，疑神疑鬼的，念了一段很长的“说鬼”的台词。我胆子就小，平时听了故事就害怕地紧靠着他。这次把我骇得什么似的，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偎在他的身旁，差点儿就尖声的叫喊起来。下戏之后，人人称誉说我们父女这台戏合作甚佳，简直是无懈可击。过后我愉快的对父亲说起这件事，暗笑了很久。后来我正式参加职业演出，每晚等夜场散后十二点左右，终是一个人回去的。我的胆子小，加之我住的那条弄堂又深又黑，益使阴森可怕，而我无可奈何老是在弄口掩上眼，拔着脚像跑百米似的直奔进去。父亲听见我的急促踏步声，他知道我害怕，就是在睡中亦必开了窗户，喊道：“王薇，回家咧！”我听了这声音无形中得了一点力量，有了凭持，脚步逐渐的缓慢下来了。我现在夜里回来，想到他对我的爱护之细微，常常潸然泪下的。

他的死，疾病袭击果然是一个理由，而过度加紧张的工作亦未始不无其因。他的病起初也是不十分剧烈的，只要能静静的休养数天，就能恢复健康的。但是那时他事实上工作很忙，没有闲空，遑论休息。又何况他做事认真，肯负责任呢？同时拍两部戏，每天有拍戏通知单送来，他从×厂到×厂往来奔跑，从黄昏至天暗辛苦工作，于是病上加忙，便一发不能支持，一天一天的加重了。我记得每天拍影戏回来，他脸色苍白，怪怕人的。回了家便倒在床上，便睡得像死去一般。——其实说“睡”，毋宁说“昏”来得恰切些。后来戏是拍完了，而病也就深入膏肓，以至于长眠不起。每思及此，欲搁笔再三。说些风趣的事吧！我父亲患近视，每次拍片的时候，他总是在水银灯打了，而导演说“开麦拉”之前，才慢条斯理的脱了下来。别人每次为这件事担忧，然而他没有一次忘记脱下眼镜，而糟掉胶片过。这岂不是一件奇事？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打住了。不过我意犹未尽。我从前演戏时不喜欢人家提起“王薇是王献斋的女儿”。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若能略博微名，应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不应靠先人之余荫。可是上次我到苏州去演戏，把我的这点私见全盘推翻。有一天，在苏州戏完之后我正在闲逸地荡马路，偶然听到有两人絮絮私语：“王薇就是王献斋的女儿。”一个说。

“是电影明星王献斋的女儿吗？”另一个问。

“是的！”一个说，“可惜这样好的人才竟然死去！”

“他的演技不比好莱坞约翰巴利马弱呀！”另一个说。

他们的谈话的中心本来是我，一转而至我父亲。想不到我的父亲死后尚能赢得人家的惋惜、留恋，更想不到我的名字与我父亲有这么大的联系性。所以，此后我并不反对人家提起这句话，相反的是十分欢迎。我在艺术上必须更加努力，若是稍有成就，亦可使天下人士注意，而更以我的名字转到我父亲。父亲假使泉下有知，亦当含笑了。

我曾经想搜集一本我父亲演的片子，以为永久纪念，最好是他生前得意之作。假使我父亲生前友好看了这篇东西，千祈能不吝见告。或者，在我搜集之时给我一些便利。我在此致最诚意之敬礼。

（原载《上海影坛》第一卷第7期，1944年4月）

* * * * * * * * *

王献斋（1900—1942）　演员。原籍山东，生于海参崴。

主要作品《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张欣生》（1922）、《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火烧红莲寺》（多集）、《狂流》（1933）、《盐潮》（1933）、《新旧上海》（1936）、《压岁钱》（19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