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之死

费　穆

玲玉女士的猝然之死，曾引起全国的震疑，而推测她死因的人，大都是结论于婚姻的纠纷而把责任归之于“人言可畏”，换言之，即是社会要对她负责任。

在我，实不忍苛责社会，因为，被社会葬送的人不止阮女士一个；而社会对于人类罪恶生活应负的责任，也不仅是葬送了几个人物而已。

为纪念阮之死，我以为应该在责任问题以外的方面，研究一下阮玲玉究竟为什么要死。我以为应该把阮女士生前个人的修养、思想和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把她身后的功罪是非作为评判的根据。

就我所知道：阮女士是一个对于人生抱悲观的女子，并且，她的确早存了厌世的心。

至于她为什么对人生悲观，为什么要厌世，那就成了问题。

我曾与阮女士合作过三部作品，但从没有问过她私人方面的事，也从没有向别人打听过，偶然听到一些，也不加注意。只有她这件“婚姻”的纠纷，却曾引起了我的杞忧。因那个时候，我已观察到阮女士是吃不起这一个打击了。然而，这仍是“果”，而不是“因”。婚姻纠纷可以促阮之死，而阮之死志，已至少决定在几年之前。

我对于阮女士之早年生活，一无所知；而在她的“晚年”，也只有一种简单的认识，这种认识我至今认为是十分正确。那就是：

一，早年的教育不够而在经历方面得到过非常的教训，尤其是在最后三年的演员生活中，使她的思想境界获得莫大的进展。

二，对于私人生活已没有奢望，只求平静安定，反之，在艺术生活的一方面，却有着极高的自期。

阮时常对人说：“做女人太苦”，又常说：“一个女人活过三十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差不多的女子都会这样说。至于第二句，却有着她特殊的感觉了。

然而，阮演过很多的戏，她对自己主演的戏，必然比别人得到更多。她的思想无疑是颇受自己的作品的影响，因此她更发现了自己生活上的矛盾。

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她自己解嘲的话——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她的自杀的念头有意无意地存在于这种挣扎斗争的搏荡之中。

阮的身世，谁都知道是甚为凄凉。她第一次的爱情给了某先生，而未被某先生所珍视。她见过多少人生悲剧，她尝过多少生活的苦味，以她这样一个女子——感情丰富的女子，她必然会对人生失望的。阮又始终不能变成一个冷酷的人物或者是十分乖巧的女子，她把人生看得甚是严肃。她每次饮酒至半醉，常常会对朋友说：“我算不算一个好人？”

因此，每有一件事袭击她的感情，她就立刻悲观起来，她脆弱到毫不能抵抗。

对于自己，她绝对有权利要求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一些家庭的乐趣。她演戏的所得，很可以维持一个中人以上的享受，她所缺的是家庭乐趣，因此她和唐季珊先生燕好。（这是在她演《城市之夜》以后的事，或者稍微早一些）

据我那时的观察，她和唐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是怎样圆满；或者，她已看到更远的未来，而已有所畏惧。但，她却自安于那种生活，她再不愿突破那种环境而憧憬于更理想的生活。因为，那时她的身心两面都已比较安定而平静，这一点点收获是，她自己苦心造成的局面，她决不肯自己来破坏。不然她将重新堕入精神生活的迷渊。

同时，她对于演剧工作，却是更加地勇往迈进，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

联华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艺友”的关系而不是“朋友”，这是一个特点，同时也是缺点。特别是女演员，往往不拍戏就没有见面的机会。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阮的讼事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同事替她策划应付。这件事，我们至今引以为憾。

婚姻的纠纷！它把阮女士的苟安的生活，渴求平静安定的理想打得一个粉碎。甚至于“我算不算一个好人？”的可怜的疑虑也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你不是好人”！于是乎，阮死！

（原载《艺声》第二卷第2期，193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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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1910—1935）　演员。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

主要作品《挂名夫妻》（1926）、《故都春梦》（1929）、《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0）、《桃花泣血记》（1931）、《三个摩登女性》（1932）、《城市之夜》（1932）、《小玩意》、（1933）、《神女》（1934）、《新女性》（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