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砂糖革命

西印度的甘蔗园如何促进了大英帝国的发展

詹姆斯·德拉克斯在巴巴多斯岛上的种植园里举办宴会（17世纪40年代）

詹姆斯·德拉克斯上校是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第一位凭蔗糖而获得男爵头衔的人，他宰了一头牛，想邀请他的种植园主同仁们到巴巴多斯岛上寻欢作乐。理查德·利贡是另一个早期甘蔗种植园的经理人，这种场合他去过一次，并且描述了那场奢华的盛宴。第一道菜就非常铺张，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牛肉菜肴组成的盛会，从煮臀肉、牛骨髓到碎牛百叶做成的馅饼和用芳香料、牛脂、香辛料和黑醋栗调好的牛舌，其中还有一份什锦炖菜，一份味道浓郁的伊比利亚炖牛肉。第二道菜牛肉更多，还有苏格兰风味的猪肉片、煮鸡肉，用百里香装饰的带血羊肩肉和用橙子、青柠一起做的幼牛里脊肉、烤乳猪，加了盐、鼠尾草和肉豆蔻调味的波尔多红酒，还有兔肉、鸽子肉、火鸡肉、阉鸡肉、肥母鸡肉和两只已经用盐和辣椒调制好并且肚子塞满肉片的莫斯科鸭子。

第三道菜是一组进口的佳肴，比如威斯特法利亚火腿、风干的牛舌、腌渍的牡蛎、鱼子酱、凤尾鱼、橄榄、“弗吉尼亚鲔鱼”和鱼子风味品，利贡认为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鱼子。甜点是奶油冻，奶油上面点缀着咸菜，还有用进口的英国面粉做的泡芙。篮子里装满了水果，这也让利贡非常开心，尤其是凤梨，那时在英格兰还不知道这种水果，因此他认为它“比前面那些菜更值”。 这一组菜让人十分困惑，好在还有同样昂贵的酒水弥补：用甜土豆酿造的莫比酒（mobbie）、用木薯做的佩里诺酒（perino）、从法国进口的白兰地、马德拉白葡萄酒、莱茵白葡萄酒和“雪利酒”、酒劲“十分浓烈”的“杀死魔鬼”以及用“煮糖时附在铜锅上的那层浮沫”做成的朗姆酒。

他在种植园里建了一栋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豪宅，住在里面像个王子。身为巴巴多斯最有钱的人，他学着17世纪的贵族那种热情好客和热爱交际的典范花天酒地。但是在一个离伦敦有上万英里的乡间别墅里，他很难向英国贵族看齐。他用来招待客人的欧洲佳肴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旅程才被送到餐桌上：首先要乘船穿过大西洋，然后从布里奇敦港口出发，“在黑人的肩膀上”经过条条街道，直达德拉克斯的内陆种植园，那里走不了马车。而且这些都要在晚上完成，这样太阳的热量才不会损坏食物。 这个岛几乎不吃牛肉，因为牛非常珍贵，都用来耕畜了，只有德拉克斯能养多余的牛用来食用，并保留了牧场，不然那块地已经被用来种植甘蔗了。在巴巴多斯岛上，这场以牛肉为主菜的宴会相当奢靡。

理查德·利贡受到邀请也感到很荣幸，因为他的社会地位非常微妙，介于朋友和社会地位较低的雇员之间。他在邻近的一个甘蔗种植园当秘书、顾问，偶尔也做工头。在英国内战期间，他同园主托马斯·莫迪福德一起加入了保皇派埃克塞特的驻军参与战斗。这座城市落入议会军队之手时，虽然他可以自由出入，但是他发现自己“生活非常困顿”，而且因为英格兰已经成了清教共和国，“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像一个陌生人”。 到了六十岁，利贡年纪太大了，不能开展殖民活动，但是他决定去莫迪福德幸存下来的保皇派军队那里碰碰运气，莫迪福德最先在安提瓜岛上建造了甘蔗种植园。但是因为在航程中失去了一艘舰船，莫迪福德改变了计划，决定停在巴巴多斯。他在那里购买了一座由威廉·希威德少校建好的甘蔗种植园，威廉少校急于转手，因为他要回家“去呼吸英格兰甜美的空气”。

利贡在1647年抵达巴巴多斯，与此同时，这座岛开始从一座平凡无奇的英国殖民地转变成了大英帝国最为富裕的种植园。它使芒斯特种植园看起来逊色太多，后者在17世纪30年代是最富裕的种植园。在他的记录里——《巴巴多斯岛的真实历史》（1657），他在返回英格兰途中于债务人的监狱里写就的——利贡描述了蔗糖的引入如何改变了这座岛。土地价格飙升。莫迪福德上校花了七千英镑获得了希威德五百公顷甘蔗种植园的一半股份，而五六年前只需要四百英镑，那时烟草和棉花是这座岛上的主要作物。利贡直接预测说，一旦所有的二十或者三十公顷的小种植园不够进行资本密集的甘蔗种植项目，就会被合并成大的种植园，这座加勒比小岛，虽然比怀特岛还要小，但会成为“普天之下最富裕的地方”。

1625年，约翰·鲍威尔船长从南美驶回家乡的时候，他代表科尔汀纺织贸易公司宣布这座无人岛是英国的。他插上了一个十字架，并在一棵树上刻上了英国国王的名字。两年后，他得到了威廉·库尔滕的经济资助，又回到了这个地方。随行的还有他的兄弟亨利·鲍威尔，以及五十名满怀希望的移民，其中就有十八岁的詹姆斯·德拉克斯。 这个新殖民地恰好在英国人对帝国的态度发生变化时得到了开垦。到了17世纪20年代，弗吉尼亚每年向英格兰输送二十万磅的烟草。英格兰的烟草市场非常繁荣，一磅烟草可以卖到一英镑。 这证明殖民地依赖农业经济作物是值得的。亨利·鲍威尔离开人群，建造了一个最初的居住地，然后驶向了荷属圭亚那。他从那儿装满食物、烟草作物和种子以及三船阿拉瓦印第安人之后，随即返航。移民们的农业知识全从阿拉瓦人那儿获取，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英国人希望自己能像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们那样获得成功。

其中一位移民是十九岁的亨利·温斯罗普。他在英格兰非常乐观地向自己的父亲约翰许诺，一年后他会带着二到三个仆人和物资回来，还会运五百磅到一千磅烟草回来。但亨利种植的作物让人失望。他父亲抱怨说：“品质很差，恶臭难闻，全是梗，颜色都变了。”每磅只能卖几便士，卖不上几先令。他还警告亨利说，他还得供养其他孩子，不会再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了。等到约翰的这封警告信抵达巴巴多斯的时候，亨利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他准备去另一个殖民地闯荡三年后，他同父亲一起前往马萨诸塞湾。

不像温斯罗普，德拉克斯从烟草里获益颇丰，他可以开始买进更多的土地和仆人用来种植烟草。 但是巴巴多斯的烟草质量实在太差，1630年烟草的市场价不高，即使是质量尚佳的弗吉尼亚烟草也跌到了之前价格的十分之一，显然这种作物不会再给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们带来财富了。他们种上了棉花、生姜、靛蓝和黄颜树（出黄色染料）。德拉克斯、希威德以及第一批移民中的另外一个，詹姆斯·霍尔迪普，把烟草利润用于种植棉花。他们从荷兰人那里获得种子和种植方法。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主导了加勒比的贸易。起初棉花销售不错。新移民们被吸引来到这座岛，岛上的人口增长了七倍。但是在那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棉花和靛蓝的价格下降了，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这三个人在寻找新的作物时，甘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7世纪30年代，巴西的东南沿海是全世界蔗糖生产的中心。中世纪早期，世界的蔗糖制造中心逐渐从印度北部转移到黎凡特，到了15世纪，塞浦路斯和西西里是欧洲的主要供应地。但是葡萄牙人在1427年发现亚速尔群岛、1455年发现马德拉群岛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大西洋群岛的气候比地中海更适合种植甘蔗。于是16世纪40年代他们便登上巴西，把蔗糖生产扩张到了他们的新殖民地。 一百年后，当葡萄牙在欧洲的海上霸主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荷属西印度公司接管了巴西蔗糖生产和葡萄牙在西非沿岸密布的奴隶贸易点。荷兰的大船如今交叉穿过太平洋，把非洲奴隶带到种植园去工作，然后返回卸载大箱大箱的蔗糖，这是安特卫普的精炼厂预订的。德拉克斯和他的同仁们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贸易，据说是一个到巴巴多斯旅游的荷兰人说服他和其他种植园主，去尝试种植这种大有经济潜力的作物。

1640年，德拉克斯造访巴西，几乎已经确定该如何种植并加工甘蔗。然而七年后，当利贡抵达巴巴多斯时，甘蔗种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一开始，德拉克斯、霍尔迪普和希威德加工的甘蔗全是糖浆，价值很低。但是，1650年等到利贡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他们知道应该把甘蔗种得密一些，这样才能抑制藤蔓植物疯长，否则这些藤蔓会爬到甘蔗上，然后缠死它们。 他们已经弄明白，必须等上十五个月而非十二个月，甘蔗才成熟。此外，为了避免挡住去磨坊厂的路，还得实行间作法，这样甘蔗才能周而复始地成熟。因为一旦砍下来，甘蔗只能保存两天，否则会变酸，而且整个汁液会坏掉。

如果纽芬兰的捕鱼业在产业规模和组织上占据了先驱地位，那么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则拥有是世界上第一批农工复合型的工厂，人力需求不如产品需求。富裕的种植园主们没有采用葡萄牙的方式建造蔗糖厂，而是由佃农供应甘蔗，德拉克斯效仿更有效率的荷兰工厂——种植园，从种植到精炼，严格控制着加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甚至还在地里运用了人力分布的工业原则，工人们被分成专门的种植队、除草队和切割队。收获甘蔗和研磨甘蔗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切割队必须与蔗糖厂的工人们同步工作，后者往巨大的碾压机（由五或六头公牛带动）里放甘蔗，榨出甘蔗汁。这个系统让工人沦为大型机器里一个又一个的机械零件。即使是把甘蔗从地里运到碾压机的骡子都成了自动机器人，艰难地往前往后，根本不需要人牵引。

甘蔗汁在烧火房里结晶成蔗糖形状，这些纺织厂的厂房都用了超过一百年了。奴隶们被组织成很多拨人，这样加工过程里没有休息。利贡描述了这个工作如何从“周一子夜一点，直到周六晚上……夜以继日，不断有新的工人、牛和马换岗”。 等到磨碎甘蔗的时候，时间至关重要。一旦挤压了甘蔗，甘蔗汁会流入蓄水池，只能保质一天，否则会变酸。从蓄水池开始，它会经过五个巨大的加热的大锅，一群人围着它们，他们不停地搅拌并撇去沸腾的甘蔗汁上的浮沫。最后四锅里会加上用石灰和水对冲的石灰水来帮助结晶。当蔗糖开始结晶的时候，最后一锅旁边围着的工人娴熟地取出蔗糖。然后他们立马往里面倒上两勺色拉油，匆忙把甘蔗汁舀到冷却的蓄水池里，而不是放到锅子——仍然烧着火——继续烧，好像空的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每一个环节的准确时间的敏感性，要求掌握方法和细心组织，要把田地和工厂安排在同一个地方。实际上，从土地到劳动力，再到加工作物，种植园主拥有所有的固定资产——因此他们可以拿走所有利润——蔗糖种植园彰显了资本主义至今最为贪婪的模样。种植园的农业—工业复合式生产，远比欧洲的农场和工厂要复杂得多。 蔗糖加工过程中排放出的污浊空气预示着，英格兰工业革命笼罩在如魔鬼一样黑暗的磨坊厂上方浓密的毒烟里。

“我喝茶从来不多放糖，因为它是黑奴的血汗。”18世纪末一艘轮船的船长艾伦·托马斯在他的航海日记里写道。 当他的护卫舰参与西印度群岛的远征时，他看到蔗糖生产过程时很是惊讶。但是早期的蔗糖生产，白人付出的血汗不亚于黑人。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们雇用白人临时工，让他们做开荒、种植和收割第一批作物的苦活。

在1530年到1630年间，英格兰大约有一半的农民在农业促进运动中被赶走。 有些农民掌握了新技术，做了手工匠人，其他人就受雇于圈地地主们当苦力。到了17世纪20年代，大量的无地苦力在乡下游荡找工作。 美洲殖民地趁机获得了劳动力，雇用他们到人手不足的种植园工作。英国商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招募年轻的男性和女性，然后跨越大西洋，把他们贩卖给一个种植园主做苦力，时间一般是四到五年。时间到了，他们就能一次性获得十英镑的报酬，用来在新世界自立门户。

鼓励雇佣制见证了它作为一种安全保障，避免了英国乡村那些失业人口进行潜在的叛乱，还让他们开展有用的工作，生产热带农业商品。 雇佣劳力是一种短期奴隶制形式，因为劳力被买卖，他们无力同主人重新协商契约条款，主人还经常滥用权力。 种植园主对工人没有父亲般的责任感，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这改善了英国农业工人的地位。他们把雇佣劳力当作私有财产，实际上更甚的是，他们把这些男女称作“白奴”。 克伦威尔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体系：它让一万二千名爱尔兰叛军和王室成员“巴巴多斯化”了，把他们运往西印度群岛进行奴役，还不允许他们回去。 17世纪的种植园主们没有经历过白人不适合在热带地区干重活的种族幻觉（后来才发展起来）。克伦威尔的政治犯们发现自己“在磨坊做工，在锅炉旁工作，在酷热的地里挖土……砍伐、播种和锄地”。

17世纪40年代，虽然至少有八千名奴隶抵达了巴巴多斯岛，但是劳动密集型的甘蔗种植园仍然急缺工人。1641年，当第一艘奴隶贸易商船造访这座岛，驶入布里奇顿港时，它载着成百上千的西非奴隶，而后他们被富裕的种植园主们急切地买走。很快，更多的奴隶商船接踵而至。 非洲奴隶比雇佣劳力更贵——一个健康的黑奴大约要花二十五英镑至三十英镑，相较之下，一个雇佣劳力只要十二英镑——但是大种植园主的蔗糖利润高到可以让他们对工人长期投资，甚至永远拥有他们。 1645年，在长达五个月的西印度群岛之旅后，一名随行的牧师乔治·唐宁，写信给他的叔叔约翰·温斯罗普（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谈到一个种植园主如何靠雇佣劳力发家，一旦挣了足够的钱，他会在黑奴身上获得非常优厚的回报。“买越多黑奴，他们的购买力就越强，因为在一年半载里，（上帝保佑）他们会把成本全挣回来。” 到了1660年，大约有二万名黑奴在巴巴多斯。 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营养不良和疾病导致了黑奴的高死亡率，以至于1688年，英国蔗糖岛每年需要二万名新的奴隶来维持劳动力的平衡。 甘蔗种植园对于新工人的持续需求刺激了英国黑奴贸易的发展。

久而久之，黑奴成了主流，但是一开始，黑奴和雇佣劳力像齿轮一样在蔗糖机器这个轮子上工作：给地施肥，挖沟修渠，修剪废枝和砍甘蔗，通过磨坊传送以及煮蔗糖。这是一项非常累人且危险的工作。甘蔗叶子让工人们十分痛苦，他们很容易被它划伤；许多人在把甘蔗推向碾压机的时候，意外失去了手脚，或者被沸腾的甘蔗汁烫伤。犯了一点儿小错就要遭受残酷的鞭刑和其他残忍的惩罚，他们过着“精疲力竭且痛苦不堪的生活”。 他们到地里干活，弄得全身汗湿，却没有衣服换，因为每人只发了一套衣服。他们睡在硬木板上，然而他们的主人却正在大快朵颐，吃着牛排和牛骨，雇佣劳力和黑奴把牛皮和牛下水视为最高级的大餐。 他们的主食是煮纽芬兰腌鱼和麦片粥，一种他们非常讨厌的玉米燕麦粥。 如果黑奴偷吃食物，一般的惩罚是把他吊在绞刑架上，头顶上方挂着一块面包，只能看到却摸不着，就这样直到他活活饿死。

与此同时，在黑奴的辛劳背后，种植园主们却越来越富裕。一旦甘蔗汁被传到煮房，它就被倒进圆锥形的锅子，接着在冷却房里放上一个月。液体糖浆流出锅子，剩下的就是软绵的褐色黑糖了。把它包装起来，由骡子运到布里奇顿的储藏室，等待欧洲船只把它带到伦敦的精炼厂去。 种甘蔗需要耐心——从种植到把它变成可以卖的蔗糖需要二十二个月——但这值得等待。德拉克斯算过，他收获的第一批高质量蔗糖，在伦敦市场上售价每英担五英镑，每英亩的收入翻了四倍。 那些在土地、劳力和工具上投资的人跟随德拉克斯的脚步，在几十年间，他们把巴巴多斯的森林全砍光了，取而代之的是只种甘蔗。 甘蔗种植达到了工业经济的规模——当时有人算过，一个种植园主需要种植至少二百英亩的甘蔗才能获得纯利润，之前还必须投入巨资修建磨坊和煮房——因此到了1650年，这座岛上的土地集中在不到三百位种植园主的一小撮精英手里。 在17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两年，巴巴多斯出口了价值超过三百万英镑的蔗糖，一跃成为英格兰最富裕的殖民地，种植园主们富得跟贵族一样。

殖民地贸易——尤其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对于17世纪英格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新世界的商品抵达港口时，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烟草必须烟熏、卷起来，黑糖必须提炼成白砂糖。众所周知的蔗糖精炼厂，在伦敦和全国的港口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到1692年时，伦敦市区有十九家，萨瑟克区有十九家，它们给伦敦带来了浓浓的烟雾。 这些顺应而生的次生工业用铜和煤炭为熔炉提供了动力， 但是英国蔗糖精炼厂对它们的需求与巴巴多斯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这座岛大量砍伐森林，种植甘蔗，意味着熔炉厂用来加热铜所烧的煤都是从英格兰进口的。

托马斯·多尔比想要证明西印度殖民地给英国诸岛带来了经济和商业上的利益，他列出了许多除了种植园主需要的制铜厂和磨坊之外的其他制造厂。“他们所有的火药、大炮、剑、枪、长矛和其他武器……斧子、锄头、锯子、碾压机、铲子、刀子、钉子和其他铁制工具……马鞍、马勒、马车……他们的锡镴、黄铜、紫铜和铁器以及其他工具，他们的帆布和纤绳……都是产自英国并从英国运过来的。” 他说，每一个“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住在甘蔗种植园里，导致我们对本土商品和手工制品的消费是国内的十倍”。 英格兰和爱尔兰给种植园供应了“大量的牛肉、猪肉、狗肉、盐、鱼、黄油、奶酪、玉米、鲜花以及啤酒”。在17世纪80年代，爱尔兰腌牛肉被卖到西印度群岛，每年大约能卖四万五千英镑，占到了出口到蔗糖岛的英国货物总和的百分之四十。 利贡建议说，任何想要在巴巴多斯岛上开辟甘蔗种植园的人都能够通过一艘英国货船让他的投资翻倍。他向潜在的投资者们担保，亚麻衬衣和衬裙、铺床用的爱尔兰毯子、袜子和北安普敦靴子和鞋子的市场已经准备就绪；由于岛上的死亡率很高，黑色缎带的需求也非常大。 多尔比提醒他的读者，所有那些“在国内受雇于手工业的工人”越来越依赖殖民地，他强调了“国内”二字。 他的话一部分是真的。在17世纪80年代，英格兰出口的手工品有大约百分之二十进入了海外的欧洲市场，仅巴巴多斯就消费了伦敦出口到殖民地的商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欧洲贸易仍然是17世纪英国经济的支柱，几乎消费了英国所有的羊毛和毛织品，雅茅斯鲱鱼，铅和锡，同时欧洲还供应了大部分亚麻、铁、原木、沥青和焦油，而这些都是英国的纺织业、钢铁业和造船业所需的。 但是欧洲贸易不太景气，其市场价值每年递增。自从17世纪60年代以后，殖民地的贸易经济充满了活力，其市场价值在17世纪的最后十五年翻了两番。英国向殖民地输送越来越多的货物和商品时，反过来，大量蔗糖和糖浆、烟草、咖啡、大米、胡椒和香料每年也不断涌入英国，直到1700年，英国三分之一的进口商品是热带食物。 这时，英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这些商品的再出口。在欧洲北部的港口，对英国羊毛和鱼的需求非常小，殖民地商品促进了英国贸易赤字的平衡。

在欧洲大陆，印花棉布和烟草是最抢手的殖民地商品，但是在英国，对于甜味的渴求势不可挡。英国人喜爱蔗糖，甚至在殖民地种植甘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位于伊丽莎白时期在英国旅游的德国人注意到，贵族妇女包括女王）的牙齿都烂了，因为她们长期吃蜜饯，佐以糖和酒，甚至还浇在烤肉上面。 当产品被卸载到巴巴多斯时，比以往更多的蔗糖开始抵达伦敦港，其价格减半了，而且在国内的消费量增长了三倍，因为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7世纪90年代，伦敦有四十家糖果店向有钱人售卖果酱、棒棒糖和点心。 以前偶尔才能吃到的糖果，如今熟练的手工艺人花钱也可以买到。经济学家格里高利·金注意到，蔗糖在农村的普及促进了农村的水果和蔬菜的消费。既然苹果、梨、醋栗和红醋栗能消费得起，于是它们经常出现在农家餐桌的馅饼和果酱里。 到了17世纪末，人们不再把糖当作一种调料，而是把它作为越来越多的食谱里的主要原料。短短几十年，它已经成了厨房的核心。

不像亚洲和中东的贸易，这些地方的公司由富有的商人掌控着，而与美洲人做生意的是一群中产阶级。开鞋店的、煮皂工、裁缝和手艺人投资于美国企业。 这些小商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城市群体，在内战早期支持议会。到了1649年英联邦成立时，他们在政府里产生了与其真实的社会、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影响。克伦威尔执政时，对外实行武力政策，促使英国人把兴趣转向了先前的同盟军荷兰（导致了1652年—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而且授权英国第一支由政府领导的远征军去征服它的竞争对手的殖民地：1654年12月，一支舰队驶向了加勒比，第二年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牙买加岛。 此外，克伦威尔政府试图把欧洲排除在殖民贸易之外，好让英国政府独享胜利果实。1651年的《航海法案》规定，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生产的商品只能由英国船只运输。1660年，一条附加法案宣布，所有殖民地的商品的运输都要经过英格兰，即使最终目的地是欧洲，而且即使支付了适当的海关关税，也只能转口运输。同样，所有送往大西洋殖民地的奴隶、食品和手工品都由英国船只装载。反过来，1661年的《关税法》给进入英国的外国蔗糖施加了过高的关税，因此这给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

在蔗糖里，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可以替补他们的殖民地所缺少的银矿的商品。在17世纪末，英国进口了三十二万英担的西印度蔗糖，价值大约六十三万英镑。王室在海关关税里每英担挣二先令八便士。 但是蔗糖贸易的内在价值并不仅仅是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与它本身一样有价值的是在贸易中成长起来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西印度群岛处于第一大英帝国的中心，把所有其他殖民地都联系在一起，构成商品贸易网，这促进了航海技术和知识、工业和金融服务的增长。17世纪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达文南特意识到，有“比（金银）更让一个国家值钱的”。 大英第一帝国促进了种植园主、商人、金融家和工厂主这一新阶层的发展，他们的财富基于贸易而非土地，他们最终获得了足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来挑战有产贵族的统治地位。从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滋生出的大西洋贸易体系使贸易结构发生了改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最终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达到顶峰。 mlYgBBgfuS9ug4htP0gsinALKRT4nNzcEzz3D/osTHiJ1SfLGtNAW9TojGNlq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