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庭农场的转变

英国人是如何追逐自耕农的梦想但最终被迫妥协的

在新英格兰桑德维奇，霍洛韦一家吃的是玉米面包和腌牛肉玉米粥（1647年6月）

1647年6月，约瑟夫·霍洛韦正在和家人一起吃午饭，他整个上午都在测量公路，回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感觉很是惬意。家里只有两把椅子，条凳上铺着一块板子，孩子们站在周围，当这是餐桌。虽然霍洛韦家族是十年前在新英格兰建立桑德维奇移民地的六十一户人家中最富有的一个，但他们现在连一张餐桌也没有。家里的另一把椅子坐着他的妻子罗丝，最大的孩子约瑟夫和莎拉坐在高凳上，他们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两个年纪稍小的女孩子，四岁的玛丽和三岁的伊克斯皮尔伦斯（Experience），坐在树桩上。小婴儿霍普斯提尔（Hopestill）被传来传去，从一个膝头到另一个膝头。

那天早上，罗丝起得很早，她要烤混合了小麦和玉米粉的长条面包，现在正摆在大家前面。英国人偏爱纯麦面包，但是即使是在家，小麦粉也经常要精打细算地掺几把大麦粉或黑麦粉。对于新英格兰人而言，小麦面包尤其奢侈。约瑟夫在自家土地上种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小麦，但是在美洲的这个地区，小麦的收成一般不太好。严酷的冬天冻死了冬小麦，春小麦又饱受疾风的折磨，麦穗表面繁茂，但实际上只有空壳或枯萎不堪，生满了一种锈。玉米是唯一可靠的粮食来源，约瑟夫至少种了五英亩印第安玉米。

美洲这种奇怪的气候让人害怕，它会使得本土美洲人的野蛮状态每况愈下。英国移民坚持认为面包是文明的食物，虽然玉米面无法用来做面包，因为它缺少赋予小麦面包那种口感的麸质——但是他们一直坚持用玉米面做面包。将玉米面掺水打成糊，可以用馅饼盘或者慢慢地一勺一勺地做成一层又一层，放在地板上的热炉子上的橡树底或者圆白菜叶子上，做厚厚的蛋糕似的面包。 当玉米面里加了黑麦粉时，这个面包做得最成功。在欧洲所有的粮食里，黑麦在陌生的气候里生长得最好，“ryeaninjun”面包是新英格兰人经常食用的主食。

面包旁边摆着又大又圆的硬奶酪和一小罐黄油。约瑟夫的十九头牛产奶量很高，几乎大部分新英格兰人都用多余的牛奶做相当基础的软奶酪，富裕的霍洛韦一家有两个腌酪桶和一个压酪机，他们可以做英国风味的硬奶酪。他们的仓库还有腌猪肉、腌牛肉和一桶麦芽。

新英格兰的第一批移民也许不期待能复制他们家乡的宗教文化，但是他们一定想要复制家乡的烹饪法。面包、牛奶、黄油、奶酪、牛肉和一杯好喝的啤酒构成了17世纪英国人饮食的主要部分。 除了面包里的玉米面之外，霍洛韦一家的午饭似乎和英格兰的中产农民并无二致。但是，再仔细一看，那道腌牛肉就暴露了实情，种种迹象说明这家人正坐着吃饭的地方是美洲而不是英格兰。从一大清早以来，罗丝就一直在火上的锅子里煨牛肉。英国厨师会往锅里扔一把干豆、大头菜或胡萝卜，一点儿香菜或百里香——她在菜园里能摘到的无论哪种蔬菜或香草——做一锅炖菜。但是在约瑟夫的地里，没有一排排整齐的胡萝卜和小块香菜地，玉米旁边蔓生着豆子和南瓜。 利马豆、玉米粒和美洲南瓜取代了英国蔬菜占据了霍洛韦的牛肉炖菜，把它变成了美洲本土众所周知的一道名菜，叫豆煮玉米（succotash），这是纳拉甘西特印第安人“sukquttahash”的英语发音。 虽然他们的确还坚持着旧世界的饮食习惯，但当移民们开始用美洲食物代替英国食物，他们的菜式乍看起来和所谓的野蛮的美洲土著没什么两样，令人十分尴尬。

1635年，约瑟夫·霍洛韦乘着“伊丽莎白和安”号驶向马萨诸赛，那年他三十岁。罗丝和他已经结婚七年，也许晚点儿和他会合，因为她不在乘客名单上。 霍洛韦一家是17世纪30年代离开英格兰的一万四千英国清教徒大移民的一部分。北美大陆的第一个移民地是罗诺克，这是用沃尔特·雷利及其合伙人提供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然后是1606年的萨加达霍克，但是这两个移民地都失败了。 早期成功的是詹姆斯镇，1697年由弗吉尼亚公司投资建于切萨皮克湾。早期的美洲种植园投资者希望通过找到丰富的黄金或白银矿藏打败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如果这些没有实现，投资者便着眼于建立永久的英国移民地，作为一系列经济作物的供应商，这些经济作物有比如大麻和亚麻，丝绸和靛蓝，木材、沥青和焦油，当时这些作物英格兰都要从欧洲、非洲和亚洲进口。

经过几百年在饥饿线上挣扎以及和波瓦坦部落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切萨皮克湾的移民们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了烟草生产公司。 1620年，一群清教的异见分子加入了一支移民武装，并从英格兰出发航行，与那上万人会合或者去弗吉尼亚。他们的两艘船中只有“五月花”号一艘成功抵达美洲，在切萨皮克湾东北二百英里的地方登陆。远征队在这里幸存的一百零二人建立了普利茅斯和新英格兰的独立殖民地。 这次冒险给九年后那支伦敦商队以很大信心，他们建立了马萨诸赛湾公司，并雇用了那名萨福克郡的律师约翰·温斯罗普 负责鼓动新移民事宜。他的儿子亨利从他在巴巴多斯投资的蔗糖种植园出发，正好在1630年4月拔锚起航，回到了家，他的父亲在一支载有七百位移民的舰队上于6月在安角登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约每年有一千位移民抵达这个新殖民地，数字不断增长，他们其中就有约瑟夫·霍洛韦和罗丝·霍洛韦。

人们通常认为宗教是促使新英格兰殖民者离开家乡、穿洋过海踏上艰难旅程的主要原因。这当然激发了清教徒们，他们是移民的发起人。他们在查尔斯一世治下的英格兰日渐感觉不安，天主教在那里再次时兴起来。 德文郡一个虔诚家庭的仆人罗杰·克拉普，非常肯定地认为，是神圣的上帝“让我心里倾向于去国外生活”，虽然他“从未怎么听说过新英格兰”，直到当地的一位牧师谈到要移民的想法他才知道这个地方。 他也许感谢了上帝赋予他这次机会，但是一个穷小伙子在英格兰一眼就望到头的未来必定是使得移民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17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动乱而不是宗教召唤促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穿越大西洋。 小块自耕地和公用地被合并到了圈定的土地范围，最小的和最穷的佃农被驱逐出去。当一批贫农被逐出土地的时候，其他旁观的人非常焦虑，害怕他们可能会是下一批被清退的。东南部以纺织贸易为生的中产阶级已经因为英格兰开始流行羊毛物而遭受重创，销售量大幅下滑，如今又受到不良上升率、财产税的影响，被迫为郊区那些需要帮助的和贫困的人提供可怜的救济。萧条的经济通常伴随着个人的精神或经济危机，这促使中产的庄稼人决心离开。这些富裕的移民付得起自己的航海路费，他们选择了新英格兰而非弗吉尼亚作为目的地。

他们被新英格兰这块地方吸引，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实现成为受人尊敬而独立自主的自耕农的愿望。 在英联邦统治期间，农业改革者进言说，一个国家的财富在把土地分散到稳定的自耕农手里时才能最好地得到保证。 因为圈地已经把土地集中到了富人手里，这一想法在国内已难以实现，但是在新英格兰的移民希望实现乌托邦式的共和国，在那里“所有人都是地主”，正如共和党人作者詹姆斯·哈林顿在1656年《海洋公约》中所描述的那样。 新的小镇数量激增，每一个移民家庭都分配有自己的农田。汤顿的二十五位创始人感谢上帝把他们带领“到了这个地方，让我们安家落户，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带给我们金钱……给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子孙孙以财产”。 当霍洛韦一家和他们的邻居在附近建立了桑德维奇时，他们也受到了同一个动因的驱使：确保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以此获得独立自主的生活。

新英格兰移民们坚决不认为他们窃取了他人的土地。第一支移民队伍不是偶然碰见了一个原始的野蛮部落，那块地美洲土著已经经营了几百年。实际上，是帕图西特族人清理了森林，第一支移民在那里种下了第一道作物。在这些作物成熟之前，殖民者们能活下来只是因为在被欧洲的流行病灭绝之前，他们发现了美洲土著在地下储藏的玉米。这些流行病是十四年前由西部地区的人们传染而来的，他们试图建立萨嘎哒霍克移民地。 马萨诸塞湾附近仍然还有许多美洲土著，但是约翰·温斯罗普进行了同样的推理，英国人以前为他们的爱尔兰殖民地狡辩，认为因为他们“没有圈地，既没有建立居住地，也没有通过温顺的牛群改善土地质量”，他们没有获得拥有土地的权利。 他认为，美洲的英国移民要通过驯服美洲人的野性来履行基督徒的义务。温斯罗普有些堂亲或表亲在芒斯特种植园有田地，他曾经于1621年去过爱尔兰，想在那儿定居，他认为芒斯特作为种植园是最终挽回爱尔兰的手段，因此英国自耕农正在把文明带到美洲。 美洲土著被视为另一版野蛮的爱尔兰人，他们因为没能妥善管理土地并实现它的潜力，而放弃了管理国家的权利。 这种分享的精神蕴藏于第一次感恩节大餐里，1621年秋天，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和普利茅斯移民一起庆祝丰收，他们抵抗英国人的入侵，但是很快就和其他印第安族群一样被残酷地征服了。

有关土地拥有者、农业和一个社会获得食物正确且合适的方法的观点是大不列颠第一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爱尔兰的畜牧主义被视为是野蛮人的行动而遭到抵制。英国人不承认美洲土著把森林改造成了农田，但是当新英格兰的移民试图把英国式农业用在美国的土壤上时，他们偶然遭遇了一系列阻碍，因此被迫折中了他们的标准。周边由小的家庭农场包围，新英格兰长期缺少劳动力。这让第一批移民没能充分利用正是他们来美洲所求的东西：充足的土地。只有他们的妻儿帮忙，他们艰难地清理茂密的森林，把它改造成肥沃的田地。把树桩从刚清理出来的土地上挖出来，创造整齐耕作了的适合欧洲谷物生长的田地，既耗时又耗力。而且这项工作几乎不值当，锈病使得大量小麦死掉，连黑麦和豌豆的产量也经常令人失望。这个任务艰巨万分，然而对食物的需求却十分紧急。

罗杰·克拉普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道：“不知道多少次，即使是非常难吃的食物，如果能填饱我的肚子，我都觉得十分美味。” 面包和小麦“非常稀缺”，移民们勉强以海鲜如蛤蜊和淡菜类为生，尽管他们鄙视这些食物，认为只适合给穷人吃，当他们沿着海岸从淤泥里收获这些食物时，他们又累又不情愿。 英国人在指责美洲土著懒惰之后，被迫采用他们的耕作方式和作物，这样可以尽最少力收获尽可能多的粮食。 高产的玉米可以种在刚清理干净地面上的腐烂的树桩旁边，那里的土壤被锄头松动了而非被犁过，而且南瓜和豆子可以在玉米中间生长。 实际上，到了1700年，大多数新英格兰农民已经不再种小麦了。就像约瑟夫·霍洛韦，他们很感激在至少一半培育过的土地上，在散乱的零星长着几个树桩的田地里种上了可靠的本土作物，这样它们看起来和他们不屑一顾的美洲土著菜园一样，每一处都乱七八糟的。

早期移民很担心吃奇怪和陌生的食物，他们起初认为玉米只适合做家畜的饲料。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学着去接受。他们把玉米做成面包，和罗丝·霍洛韦为家人烤的面包类似。他们还用布煮熟玉米面，做一道美洲版的英国布丁。加上蜜糖或糖浆，也许还有一些鸡蛋、黄油和一点儿香料，庆幸的是，玉米面非常适合采用这道英国工序。但是如果把它当作燕麦面来处理，玉米粉放点儿热水搅动，可以做一道硬硬的玉米糊状的粥或者面糊，佐以牛奶或蜜糖食用。 克拉普记得，早些时候，“如果我可以把面粉、水和盐放在一起煮的话，简直是太好了，谁还指望更好的呢？” 他们从美洲土著那里学习了如何把煮过的玉米打成粉，接着加水做成稠面糊，然后把它放在平坦的石头或锄头上上火烤，做成扁面包。各地有不同的叫法，像约翰尼或旅程蛋糕、“匙饼”“锄饼”或者椭圆饼。最后，新英格兰人实在太认同他们的玉米面包、约翰尼饼、布丁和粥，以及他们后来改名叫“炖食”的玉米粥乱炖，以至于这些食物来源于美洲土著这一点都被遗忘了；它们被重新定义为平凡朴实的食物，非常适合它们质朴的口感与实诚的美国人。 到了1869年他们在一次宴会上庆祝第一个普利茅斯祖先节，他们已经彻底给这些食物重新定位了，对它们不再有那种出于生存的必要而折中之后产生的些许丢脸，而是十分自豪。

为了让作物生长，约瑟夫·霍洛韦将给他土地里的大约十英亩围上了栅栏，然后用剩下二十英亩没有围栏的草场、沼泽和林地放牛。 因为没能给大部分土地犁沟，移民者甚至没有适当地管控他们的牛群，让这些动物在乡下随意活动，践踏并偶然闯入美洲土著的菜园吃掉作物，这引发了土著强烈的憎恨。 实际上，这种自由放养的畜牧业发展成了一种征服模式。 进入殖民地的牛群比新移民还要多，而且因为牛群需要更多的土地维持发展，所以移民们搬到了临近的区域，建立小镇，发展了新的殖民地——马里兰、新罕布什尔、罗得岛、纽黑文——把美洲土著赶出了他们的殖民地并统一了欧洲对美洲的统治。 通过采取这种放牧模式，移民们很难说没有食言，没有实现促进土地的计划。

“促进”美洲这个宏大的计划也许并没有实现，但是新英格兰的确让谦逊的人如罗杰·克拉普和约瑟夫·霍洛韦实现了他们成为富裕且独立的自耕农的梦想。罗杰到达殖民地四年之后结了婚，他和妻子共育有十四个孩子。他加入了自卫队，担任殖民议会在多尔切斯特的代表。当约瑟夫·霍洛韦于四十二岁去世时，他拥有一个三十英亩的农场，十九头牛和两匹马。他曾当过警员，还是当地自卫队的成员，1647年被任命为该镇的公路纠察员。他睡的是羽毛褥子，喝的是装在锡制酒杯里的啤酒，吃的是丰富又营养的食物。 在英国的时候，农村的劳力薪水极低，无法圈地养牛，吃不到肉和乳制品；美洲移民能够保证自己吃到理想中的丰富的英国伙食，有牛肉、牛奶、黄油和奶酪。实际上，到了17世纪末，殖民地的美洲人可能是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18世纪50年代，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旅行者指出，“甚至在最卑微或最贫寒的家庭里，没有哪一顿不吃肉；没有哪一个人吃面包不配黄油或奶酪的”。 美洲食物的优越性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士兵的身高上得到了体现，那时他们比对应的英国人平均高出三点五英尺 。

约瑟夫·霍洛韦的地产估值超二百英镑。这基本上大大超出了新英格兰人的平均水平。仅凭放牧他不可能获得这么多财富。在西部地区，他做过水磨匠，可能在新大陆定时做生意，那里需要建造木材厂和水磨坊，以制作木材和磨玉米。 虽然他是一个自耕农，但约瑟夫靠他的勤奋养活自己。同样，新英格兰为它的自给自足感到骄傲，但是它的财富靠的是贸易。到了1700年，这块殖民地上的居民感到，他们已经实现了前人的独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 他们种了足够的玉米、黑麦和燕麦来满足他们对面包制作的需要。苜蓿草和英国蓝草的引入意味着，农民能够制作足够的草料，让他们的牛群足以过冬。黄油、奶酪和牛肉非常多，果菜园提供了充足的蔬菜来储藏过冬。 但是如果他们有足够多的主要食物供自己吃，新英格兰人会是英国制造的食物的贪婪消费者，从实际的工具比如种田工具到休闲好玩的如鹦鹉笼子。 早期的美洲殖民地家庭很少配备家具；即使是最好的也只有一个橱柜、箱子和少量做饭的工具。晚上，每家每户一起挤在地板上的一块旧毯子上。 但是当他们变得更富裕的时候，他们买来羽毛褥子、锡制盘子、银匙和椅子。 在旧大陆，一个农民可能穿着天鹅绒大衣，用锡制高脚杯喝酒，但是他的名声有赖于他土地和牲畜的状况以及他与邻居之间的关系。 在新世界，凌乱的田野和半野性的牛群、财产变成了上流的重要标志。为了买下所有这些商品，新英格兰人需要开源创收。

家庭农场的属地没有什么可以卖的，除了多余的食物，主要是一桶桶腌牛肉。他们把这些卖到了日益繁荣的西印度蔗糖岛。但是人们认为新英格兰的腌牛肉“质量差，颜色深，比爱尔兰的差多了”。一位安提瓜种植园主向供应商抱怨，他送的牛肉“绝不是一种让我们的味觉恢复的意愿；因为如果味道是对的，就太硬太咸了；但是一般来说它会发臭”。 然而，虽然那时爱尔兰还是西印度主要的供应商，但腌牛肉成了新英格兰所有出口物中第二有价值的货物。但是它主要出口的是腌鱼。在17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的捕鱼业方兴未艾，得益于纽芬兰贸易的中断，那时英国内战让许多西部地区的渔民每年无法迁移。新英格兰如今加入了大西洋的三角贸易，把它最上等的产品送往南欧和酒岛，而且每年把超过三千五百桶的次等鱼运往牙买加，给该岛上新建立的蔗糖种植园的黑奴吃。

新英格兰的经济平衡所依赖的商品居然是鱼类，这非常出人意料。这个殖民地沿海的捕鱼群体是移民们刚过来时所拒绝的一切的缩影。因为渔民是人们碰巧被冲向了新英格兰海边并决定定居在此的诸多选择之一。他们对宗教没有兴趣，他们也不奉行许多移民的清教价值。农民们认为捕鱼村是罪孽和醉态的邪恶中心，粗鲁和准备的前哨站打破了新英格兰适当有序的农业社会的和谐。 但是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百分之三十五的出口收入。

供给贸易催生了造船业的发展。农民在开垦土地时，收获了丰富的木材，到了17世纪末，波士顿已经有十五个造船厂，继伦敦之后成了大英帝国第二大造船业中心。新英格兰的各大小镇涌现了一大批造船工人、手工匠人、老船员和商人。到了1700年，美洲商船的货物运送费用可能让新英格兰所挣得的超过了它的出口货物。 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占据主导地位，新英格兰还同蔗糖岛发展了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两个经济体由强有力的贸易关系网联系在一起，罗得岛商人白立格·桑德福德做生意的时候还拿这个举例。

新英格兰的朴次茅斯殖民地创始人的儿子桑德福德，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旅行到了巴巴多斯，在罗得岛商会供职。因为学会了做生意，1666年，他回到罗得岛，在纽波特成了一名独立的商人。他的两个兄弟，威廉和以利沙，仍然留在巴巴多斯做代理。桑德福德进了一些英国的五金商品，比如钉子、刀子、罐子、手枪和硬件，然后在自家商店里卖。他用所得的利润在当地收购加工木材、腌肉、干豆和黄油，寄给在巴巴多斯的两个兄弟。以利沙和威廉把这些美国货物卖掉，然后收购蔗糖运往伦敦，以购买更多的英国干货。他们还把蔗糖、朗姆酒和糖蜜直接从巴巴多斯运往新英格兰。等到1680年，桑德福德被选为罗得岛的长官时，超过一半的船只在波士顿港口来来往往，这些都是与加勒比地区进行贸易的船只，加勒比地区当时正成为大西洋帝国的贸易中心。

新英格兰的第一批移民试图建立一个协会，中产的农民在那里可以享受自由和独立。他们的目标是保证自己过上一种不同于英格兰越来越不安全的生活方式。 他们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赞美自耕农并美化家庭农场。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是哈德逊河谷一名法国移民和乡绅的儿子，1770年，他在写下“这片先前十分蛮荒的土地已经被我父亲改造成了舒适的农场，反过来，它确立了我们的一切权利；我们在这上面确立了我们的阶级，自由和作为公民的权利” 时，表达了这一观点。美国独立之后，这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原则，是政府在保护公民在农庄里过上独立和自足生活的权利。 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在美国共和党人中清晰可见。

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有一个矛盾。虽然新英格兰的很多财富都归功于渔民和牧人，但人们认为捕鱼和家畜养殖是次等职业，远远谈不上高贵。玉米面包和煮过的饭菜被理解为家庭农场的养生食物，但是这些菜来源于美洲土著的农业和饮食习惯。当新英格兰的家庭农场表现得没有使用奴隶时，他们的木材、木瓦、腌牛肉和腌鱼、玉米、马匹、牛群市场在新印度群岛，那里的奴隶生产了蔗糖、糖蜜和朗姆酒，种植园用这些来换商品。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整体，美国人的繁荣依赖于西非奴隶的劳动。 9c1yJo9VS8pL08dRCMJwIz0T80l6ebSpLBtaHm7XvaBbGFJPflKmbiwyUj91ZT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