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种植到游牧

为满足崛起的帝国的需要，英国如何把爱尔兰打造成为供给贸易的中心

约翰·邓顿在康诺特吃黄油燕麦饼和野兔肉（1698年）

康诺特，在约翰·邓顿停留的小木屋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女主人拉了一条长凳到他的灯芯草凳前，然后在上面铺了一条从头上扯下的亚麻方巾，那方巾温热并散发着些许异味。她在邓顿面前放了一份燕麦饼，还有至少三磅新鲜黄油以及一木罐牛奶和水。接着，她女儿又端上了一道野兔肉，野兔是邓顿和男主人昨天打猎得来的，野兔肉“在满是黄油的木碗里游来游去”，它是在黄油里煮熟的。然而，在看到那些家庭妇女们准备饭菜的情景后，邓顿发现自己难以下咽，转而要了一个鸡蛋。

作为一个古怪的伦敦书商和出版商，邓顿在1698年去了爱尔兰，以逃避他那争吵不休的第二任妻子。如果没有向导帮助，他不可能独自冒险进入康诺特的山区，“因为这儿崇山峻岭，没有旅店，甚至没有任何公路”。邓顿在这封信的开头描述了一部分爱尔兰冒险之旅，他说自己打算深入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那儿到处都很“野蛮……把这些都算在内，该地长期饱受此痛，并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在那个下午，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从“看起来很野蛮的人们”那里受到的招待颇有人文气息。向导的亲戚们用乳酒冻迎接他进门，乳酒冻很新鲜，酸酸的，邓顿表示味道“还不错”。接着，他们准备为他做一顿饭。“这家的女主人”坐在地板上一块老旧的马皮上，双腿裸露着，中间放着一个手磨，吭哧吭哧地磨了三配克 燕麦。邓顿平日里不是一个害羞的人，但他却说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因为女主人“肚子以下”是裸露的。她往磨好的燕麦碎里加了一点儿水，揉成一块生面团，然后捏成表面光滑的饼。在生火之前，她先支起了三脚架来烤面包。这女人的母亲负责盯着饼，“与此同时，她打着喷嚏，或是用那只翻了燕麦饼的手去擦鼻涕”。这让邓顿“恶心得一阵翻江倒海”。那女人把搅乳器放在火堆上方，紧紧握着，像握着光溜的双腿之间的手磨一样，用右手而不是搅乳器把新鲜的牛奶搅拌成黄油。她用左手把溅到她腿上的牛奶点一一擦拭干净，并把它们放回锅里。邓顿感叹说，难怪爱尔兰黄油“味道重且难闻……因为这种劳动强度难免会让巧妇们腋下的精华滴到搅乳器上”，野兔肉就是在这种黄油里煮熟的。

这家人在大快朵颐的时候，邓顿自己吃着鸡蛋，喝着牛奶。他把碗凑向嘴边，闭着双眼，“因为害怕在这液体里发现令人讨厌的东西”。他喝下最后一口的时候，发现牙齿里嵌了一根长长的稻草。“你可以猜一猜”，他写道，“这得是什么情况”。向导告诉他这没什么害处，因为它“不过是一根用来过滤的稻草”，他们还给他看了塞满了稻草和青草的圆锥形白桦树皮堆，他们经常从鲜奶里找到头发或脏东西。早在邓顿之前，就有无数的英国游客抱怨说，爱尔兰牛奶里全是脏东西，因为爱尔兰人有这个令人恶心的习惯，从里面“抽不出一根干净的”稻草。这次经历让邓顿确信，康诺特是爱尔兰传统风情的最后一道堡垒，这种风情因为“英国人在这里开垦”而被成功地根除了。

除了把新发现的大陆纳入王室的影响范围内，并给它们命名之外，亨利七世的贡献很少。英国人去那里只是为了开拓海洋，几乎很少与当地的贝奥图克人 来往；贝奥图克人则被这些陌生人吓坏了，于是向内陆撤退。 相比之下，试图将爱尔兰贵族团结在一个共同（最好是英国）的法律中并忠于英国王室的“英联邦”，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1545年，都柏林周边的一小片区域，即众所周知的佩尔地区，直接由英格兰管辖。北部和西部高地由盖尔人酋长统领，他们操着本族语言，按照本族的风俗和法律生活。17世纪早期，蒙特乔伊伯爵的私人秘书法因斯·莫里森正担任英国军队的长官。他抱怨说：“盖尔王们的名字前面所加的宗族姓氏‘奥’（O）或者‘麦克’（Mac） 让人以为住在爱尔兰的都是‘吃人的饕餮而非基督徒’。” 南部的伦斯特和芒斯特由诺曼系英国人统治，他们于12世纪在那里定居，当时亨利二世试图夺回这个小岛，恢复对它的统治。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本土化了：他们通过通婚与盖尔人首领产生联系；他们用爱尔兰人的方式在旷野聚首，共同商讨政治协议；而且他们还定期用爱尔兰的方式加强同盟关系，把孩子送到对方家族抚养。特别让英国人感到烦恼的是，他们家里的侍从还包括盖尔游吟诗人和音乐家，因为爱尔兰人赋予了诗歌一种几近神秘的力量。 各个小部落之间持续冲突，不断偷袭并抢夺牧群，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都不安定，内部斗争激烈。还有，1534年教会分裂之后，身为清教徒的英国君主，很担心爱尔兰天主教会为政治对手提供一个危及他们统治的基地。

据都铎王朝时代的官员们分析，爱尔兰令人难以捉摸的源头是它的牧歌。他们认为，爱尔兰人仍然是野蛮的诺曼人，没有遵循“从森林到田野，从田野到定居，并发展为城市群体”的历史发展道路。 温暖而潮湿的夏天让高地有着丰富的牧场，许多爱尔兰牧民在夏天跟随他们的牧群迁到高处的草场。他们穿着奇怪的直筒裤，敞着外套，与英国人宽大的马裤和西服背心差别很大，但很适合徒步穿越沼泽和把牧群赶向石楠地的这种活动。他们穿的大衣，看起来令人害怕，而且非常肥大，以至于它们可以在森林里当一个逃犯的小屋、一个反叛者的床或一个小偷的斗篷。

自古代以来，安居一方并种植粮食的农民都会认为牧民尚未开化。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看来，运用烹饪术转化原材料是文明的农业人口的标志；野蛮的牧民喝生牛奶，几乎不对肉进行烹饪。 都铎王朝时代的爱尔兰观察家们专心研究古书，每当形容爱尔兰饮食时，他们都会产生这些联想。 爱尔兰人割断奶牛的血管放血，然后混着黄油和盐吃下去，这种做法让他们大为惊骇。他们说，爱尔兰人吃新鲜的内脏，他们“吸着新鲜的味道”，就着“整块肮脏的黄油”，吃着“没有煮过的肉”。 莫里森表示，爱尔兰黄油非常令人恶心，以至于没有英国人会“把嘴巴凑上去，即使饿得半死”。 但是最令英国人恶心的是爱尔兰人视之为上等的“珍馐”：酸酪。隔天早上，那家人用这道酸凝乳招待了约翰·邓顿。因为“这团东西之奇特和烹饪之邋遢”，他连早餐也没吃就向这家人大呼告辞了。

英国人开垦爱尔兰的核心在于，他们对人们培育土地的20正确方法做出了价值判断。英国人了解农业“促进”运动，提升了混合牲畜和可种植的农场的地位，认为这是人类最“自然和神圣的”职业。 亨利八世王朝的改革者们对爱尔兰高产燕麦和大麦，石头建造的碉堡、教堂和城镇视而不见。 同托马斯·莫尔 的乌托邦居民们一样，他们赶走了领土内一切拒绝参与这个让土地更高产的计划的原住民，英国人认为爱尔兰是一片贫瘠而荒芜的土地，原因在于他们并未精心培育这片土地，还在上面开展耕地农业。 改革家们认为，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把英国移民放到“爱尔兰社会的野草丛里”。 英国人把自己代入了“新罗马人”的角色，正如罗马移民给古不列颠这块蛮荒之地带来文明一样，英国人会给爱尔兰带去文明。

移民者改变了地形地貌，让它变得和英国东南部的低地一样。庄园用石头砌成，毗邻的是果园，遍布菜园和鱼塘，佃户生活在井然有序的自然村落，周围都是精心培育的田地。人们认为这种布局是构建稳定社会的根本基础。 如果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有这种良好的农业模式，爱尔兰人一定会被说服，拿起犁，把自己从散漫的掠夺牲畜的部落居民改造成封建村民。他们的“燕麦粥混合物”、燕麦饼、血布丁和酸酪将会由移居的农民所吃的食物所取代：白色的小麦面包和烤带骨肉。 与此同时，这种种植新方法所带来的收益会告诉他们，英国不受长子继承权分割的私有财产的价值。 因此，这些改革家们认为农业是文明的主要代表。

但是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于投资并努力去征服和教化爱尔兰人这件事兴趣不大。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结束服役期的英国士兵获准得到“荒原领”（Pale）周边的土地。他们把英国人的租金用来开垦和置办房屋，这在那片区域的西部边界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缓冲带。玛丽一世统治期间，这种策略正式被扩大到莱伊什、奥法利，它们于1556年被重新命名为皇后郡和国王郡。但是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他们才齐心协力建了一片英国移民的种植园。这项政策的主要发起人来自这样一群人，亨利八世在位时，他们在朝廷上表明了去爱尔兰开垦的想法，爱德华六世及其妹妹当政时，他们一跃而起成了新贵。

把这个移民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于1569年到来，那时爱尔兰副总督的代理人亨利·西德尼爵士，任命汉弗莱·吉尔伯特为芒斯特的军事长官。德斯蒙德伯爵（The Earl of Desmond）起兵反抗英国政治力量的扩张，西德尼和吉尔伯特用恐怖的焦土战争给予回应。据说那些想要在军营里恳求吉尔伯特的爱尔兰人被迫走在一条恐怖的路上，两旁都是他们亲戚的首级。 年轻的沃尔特·雷利是吉尔伯特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参与镇压了第二次叛乱。到1583年，德斯蒙特公爵被处死，芒斯特和伦斯特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杀害，饿死或者死于瘟疫。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也参与了这场战斗，他描述了幸存者们是如何在已成废墟的村庄中，像“死人的尸骨……哭喊着要从坟墓里出来”一样，爬出树林和峡谷，饥饿到“竟然吃腐烂的尸体……如果他们发现了一块水芹菜或者三叶草，一定会聚拢成堆饱餐一顿”。 经过这次叛乱，大约四十万英亩 的土地被充公，雷利和斯宾塞都获得大片土地，就是后来著名的芒斯特种植园。

与此同时，北爱尔兰在蒂龙伯爵休·奥尼尔的统治之下，似乎很安全。蒂龙伯爵是为数不多的深受伊丽莎白信任的爱尔兰领主之一。他三次访问英国王室，双方非常和睦，他采用了英国的习俗和习惯。当他回到邓甘嫩时，随身带着昂贵的英国家具和一名英国厨子。伊丽莎白甚至还特许他进口铅，好造一个新式的屋顶。但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女王明显决定要扼制他的野心，不让他作为“奥尼尔”成为阿尔斯特的最高首领，于是他熔掉铅皮屋顶，做了子弹，穿上克里斯托弗·哈顿伯爵（伊丽莎白的宠臣之一）送给他的盔甲，起兵叛乱，并把叛乱范围扩大到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 这场动乱直到1601年金塞尔之围 之后才得以平息，奥尼尔没能与西班牙军队合力；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生涯结束后，爱尔兰的首领们于1607年逃往欧洲大陆。王室没收了阿尔斯特至少十分之一的土地，并在这五十万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了阿尔斯特种植园。

富裕的英国冒险家们和被遣散的镇压叛乱的退役士兵们获得了种植园里的土地。他们是著名的“承包人”，因为他们获准得到土地，承包土地，引入英国佃农种植。虽然吸引英国移民比寻思如何建设种植园更加困难，但在1580年到1650年间，至少有十万名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移民到了爱尔兰。

史学家们为爱尔兰是否是英格兰的首个殖民地而争执不休，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种植园被视为殖民行动的全部，无论在北美还是爱尔兰。宣传册上说，阿尔斯特种植园属于“我们这个新世界”。 它向未来的定居者保证，诚实、勤奋的英国劳动者将找到与在美洲一样多的机会，在爱尔兰发家致富。实际上，对于领主代理人亚瑟·奇切斯特而言，“在弗吉尼亚或圭亚那到处寻找殖民地，而爱尔兰仍然荒无人烟，这真是荒唐而愚蠢”。 国王甚至迫使伦敦市同业公会不再支持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的移民活动——这给美洲的移民者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们的基金被截来用于建设阿尔斯特种植园里的伦敦德里。

甚至早在移民者到达之前，爱尔兰便已开始经历商业化了。16世纪的英国经济遭遇通货膨胀的时候，爱尔兰经济因物价稳定而获益良多，而且在1560年到1630年间，爱尔兰的经济开始扩张。爱尔兰牛肉因为味道甜、好吃而闻名，它与英格兰开始进行牲畜贸易。到了17世纪30年代，英格兰每年经由切斯特进口大约一万五千头牲畜。 在北部，农民通过种植亚麻和纺纱参与了这场迅速发展的贸易活动。在南部，农民租用奶牛并出售黄油，黄油是主妇们用牛奶做的；他们养肥小牛犊，然后把它们售出待宰。 与此同时，土豆成了芒斯特奶农之间流行的生活物资。他们一般把黄油做主食，但是现在他们吃着土豆，混着做黄油所剩下的酸奶，却售卖黄油。自此开始，土豆于18世纪逐渐风行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 英国的一位评论员认为，爱尔兰人起初在市场上被人看见做他们妻子所在工厂的生意还感到不好意思，“在夜里兜售他们的纱线和黄油，越秘密越好”，但是慢慢地，做生意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英国的消费品开始涌入爱尔兰：缎带和纽扣；眼镜和镜子；来自欧洲大陆的奢侈纺织品；还有新世界的商品，比如大米、烟草和砂糖。 这些商品的消费者主要是港口城镇的商人，但是种植亚麻的农民和奶农也用从纱线和黄油中所得的利润去购得价值半便士的梳子，粗织帽和羊毛袜，鼻烟和烟草，通过小摊贩的推车带到乡村。

芒斯特的承包人主要在西部地区，他们能吸引英国移民从塞汶河谷迁到他们的地方。种植园外面的天主教和清教所有者也鼓励这些身怀技术的农民作为佃农、手工匠人和来自西部地区的移民到更广阔的南部地区去。 他们带来了英国人促进农业的秘诀，并且干劲十足把它运用于生产。比如，磨坊主理查德·哈曼（Richard Harman）建了一座玉米磨坊，还投资购买了一群英国母牛，这使得他在蒂珀雷里的农场的年收入从7英镑上升到了十七英镑。 “农业促进”计划在阿尔斯特推进得不太好。但是，英国公牛和奶牛的引入的确促进了该区域的畜牧业，移民们想方设法培育珍贵的牧群。威尔士老兵爱德华·布莱尼（Edward Blayney）曾经在1609年因为战功获得了莫纳亨的二千英亩土地，他的孙子在1641年拥有价值九百二十五英镑的牧群，十分可观。 “野蛮的”爱尔兰人决心养殖更高级的动物，他们会经常突袭移民们的牧群。

阿尔斯特种植园开始给都柏林供应黄油和奶酪，其在爱尔兰的黄油、羊毛贸易和与法国的皮草生意欣欣向荣。 参战的老兵去镇压德斯蒙特叛乱，德文郡北部的拜德福德庄园领主理查德·格伦维尔公爵，在芒斯特种植园获得了一块地。 福德当时是英国陶器制造的中心。这个小镇把一车车陶器运往爱尔兰，在爱尔兰又装满黄油运回德文郡，到了德文郡再次出口到法国。 显然，种植园生产的咸黄油不再是那个让约翰·邓顿恶心不已的“恶臭难忍”的东西。

到了17世纪30年代，爱尔兰南部越来越繁荣，芒斯特24“可能是英格兰所有海外移民地中最富裕的”。 佃农睡在舒适的床上，铺着优质床上用品，用的是锡器餐具而不是大木盘——根据啤酒的进口量增长了六倍来看——喝的是英国风味的啤酒而非更甜的爱尔兰浓啤酒。他们戴着好帽子，穿着亚麻衣服，也能对着墙上的镜子自我欣赏一番。 在17世纪早期的几十年，爱尔兰成了海外种植园的典范：它在商业上生产了可观的原材料用于出口到英格兰，反过来又成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

但是那时，在1641年，这个国家数十年如一日地投入了一场战争中，英国查理一世和内阁之间产生了冲突，导致了爱尔兰独立，并引发了一场叛乱。很快这场战争就沦为了一场本土天主教爱尔兰人和新教移民之间的民族冲突。许多英国移民被天主教团逐出家乡，天主教团“在那场纷争中决心处死他们”，并宣称“（爱尔兰）决不能有英国人或清教徒活着。” 爱尔兰同盟统领着爱尔兰的叛乱方，它在英格兰的市民战争中与王室结成联盟。这让奥利佛·克伦威尔在1649年来到了这个小岛，决心保卫新成立的英联邦免受天主教的威胁。克伦威尔的收复领土之战非常残忍。据一名英国士兵描述，在遭到毁坏的乡村里行走，方圆二三十英里都看不见活人。少数幸存者的皮肤变得黢黑，“因为那场恐怖的饥荒，像一个炉子”。 饥饿、瘟疫和把爱尔兰俘虏卖到西印度作为契约劳工这种行为，让爱尔兰减少了至少五分之一人口。

1652年，克伦威尔实行“土地安置”（land settlement）时，八十五万英亩土地（大约是爱尔兰国土面积的40%）从天主教地主手里充公并分给了杂七杂八的英国冒险家团队和退役军官。 1652年之后，只占了总人口四分之一的清教徒进行移民，拥有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土地，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贸易。 到了1700年，权力已经确定转移到英国清教徒手里。英国官员管理爱尔兰的行政部门，因为进驻了一大批英国军队，他们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刑法限制了天主教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天主教地主被迫往西迁移到不适合居住的康诺特，1698年，邓顿把这个地方形容为传统爱尔兰式野蛮的大本营。

英联邦时期，因为给追求利益重新下了定义，人们认为这不是恶贯满盈的贪婪而是对国家富裕做出贡献，而今是私有财富的总和，“农业促进”的意识形态得以重新振兴。因此，掌握了肥沃之神的农民为了增加产量，获得了这片土地，帮助并确保了英联邦整体的繁荣。 国会议员奥利弗·圣约翰爵士（Sir Oliver St John）把这些想法用到爱尔兰，当他宣称：“从这里把牧群和玉米输送到英格兰，伟大的幸福会降临到这个王国（爱尔兰）：因为这个王国会省出许多牧群和玉米，这些会带来收入，让这个野蛮国家因此感受到甜蜜，它的爱很快会比其他任何什么劝说更能影响到文明。” 这个市场已经成了文明的代言人。

在17世纪60年代，爱尔兰似乎听从了圣约翰的建议，又复兴了农业的出口贸易。每年至少有五万头牛、十万多头羊，还有几百磅爱尔兰黄油，满足了英格兰对肉和脂肪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中产阶级提高了的生活标准。 同时，与西部地区的黄油贸易把爱尔兰南部和法国市场联系起来，把这个区域推向了大西洋贸易网。

到了17世纪60年代，纽芬兰已经成了英国永久移民地，大约有二千移民。某地一百到二百位“种植园主”建立了全年不休的捕鱼站，大小不一，从只有几艘渔船的小公司到雇用了大量渔民和家仆的大公司。 随着欧洲移民侵入到他们的领土，传统上以海豹和捕鱼为生的贝奥图克土著，被迫以其他食物为生。但是因为纽芬兰内部产出特别少，缺少食物导致了土著居民人口大幅减少。到了1829年，贝奥图克人灭绝了。

讽刺的是，虽然欧洲人垄断了该区域丰富的海洋食物资源，但是他们自己却依赖食物进口。爱尔兰给移民地供应面粉、饼干、咸黄油和肉。渔业定居点给爱尔兰的英格兰军队供应腌鳕鱼，现在爱尔兰种植园又反过来给它供应食物，至此，这个供应链形成了完满的圆圈。

商人贸易网促进了三角贸易的发展，这通常是家庭纽带关系。在1680年，来自爱尔兰南部拜德福德的商人约翰·史密斯，用拜德福德的大船“快乐”号向他在爱尔兰罗斯郡的弟弟爱德华运送了一船二十五打的陶罐。拜德福德船只把一船船爱尔兰黄油送往纽芬兰，换成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腌鳕鱼并运往弗吉尼亚，到了弗吉尼亚，这些腌鳕鱼是给在烟草种植园的黑奴们吃的。约翰·史密斯把他的黄油直接送到弗吉尼亚，他的另一个史密斯兄弟，约瑟夫，是一位烟草种植园主。 到了17世纪末，拜德福德已经成了英格兰主要的烟草交易港口。通过这种内在联系，爱尔兰成了大不列颠这个崛起的帝国的一个供应地。

加勒比蔗糖岛屿即将成为爱尔兰最重要的市场。蔗糖于17世纪中期被引进西印度群岛。这种作物价值很大，种植园主不想浪费土地种植粮食，于是这些岛屿完全依赖进口供应。在1641年到1665年间，爱尔兰牛肉出口量翻了一番，当时桶装牛肉贸易同蔗糖扩大种植一起发展起来了。 在设法保护英国牛肉较高的价格时，英国人下了禁令，在1667年禁止进口爱尔兰动物，1681年禁止进口爱尔兰黄油，新世界的殖民地成了爱尔兰出口盐的主要市场。

科克因此繁荣起来，在1660年到1685年间，城市面积扩大了两倍，到1706年又扩大了两倍。 在5月，市场热闹起来，木桶装的黄油被装载在马背上从乡下运来。正是城市与纽芬兰之间的贸易关系使它获得了更优质的葡萄牙盐，而且上等的“玫瑰”黄油即使在加勒比的热带气候里仍然保持了“鲜甜风味”。 到了秋天，科克郡满街都是成群的牛被赶向屠宰场的场景。老奶牛和公牛被制成次等“小牛肉”，这种瘦肉里经常混有牛蹄和牛皮。这是要给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非洲黑奴吃的：这种次等肉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没有市场，那里的黑奴吃的是从纽芬兰运来的——变质的腌鳕鱼——红肉。 质量稍好的脖子肉、前腿肉和后腿肉被装入二英担 的桶里，作为“货物”或者“一般牛肉”卖给供货船。主要的牛肉只在11月份送往城市，被制成“‘种植园主’牛肉”并运往西印度群岛，以便及时给富裕的蔗糖种植园主们供应新鲜的牛肉，端上圣诞节的餐桌。

于是在17世纪，当约翰·邓顿在康诺特旅行的时候，他认为这地方是传统爱尔兰的遗留之地，就令人不足为奇了。该岛的西北部仍然很穷，由少数维持在温饱水平的农场主导。虽然这里的农民通过养牛参与了牧群贸易，但是他们挣的很少，因为巨大的利润集中到了中部放牧区的牧民手中，他们把牛养肥，然后卖到屠宰场。 相较之下，南部爱尔兰的都铎改革家们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许多林区、沼泽和荒地曾经是“野蛮的爱尔兰人”的家园，如今树林被砍伐，沼泽和荒地被开垦，这带来了文明。混合耕种的农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佃农们生活在附近有学校、教堂和玉米磨坊的村庄里。到了1700年，英国人的计划继续在重塑爱尔兰的地形地貌，而且逐渐初步展现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貌。 但是，胜出的并不是英国人那些可耕种的农场，而是商业化了的爱尔兰游牧业。在这一过程中，曾经荒芜而混乱的国家如今成了正在崛起的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Q0oXPK1RYTN/xQxb2TrpzEgSmfZuj88nMERJRnJ2xP2vgdMxweSCWserb1x5nk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