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及医学日益快速发展的21世纪,生物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团体与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从人民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需求来看,生物安全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内容。
当前,为数众多的科研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及企业实验室均在从事多种微生物的实验,其中不乏采用重组技术表达新的蛋白产物或组建具有特殊生物特性、人工制造的变异体。一方面,科学家们致力于寻找有利于提高、改进人民健康水平的产品,另一方面,类似技术与方法也可用于制造致病性强、耐药性广,甚至改变宿主范围的可传播的新生物体。鉴于微生物体较微小、传播性快、隐蔽性强,且常常难以被识别与鉴定,因此针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事件及非有意识产生的相关事件,必须具备能快速鉴定、快速反应并及时控制传播的先进理论与先进技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有关生物安全的范围涉及面广,有关理论与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方式。是否可从病原微生物传播的不同途径,如主要从呼吸道、消化道及昆虫媒介,研究一些致病性与传播性的共同规律入手,研发一些共性的防御措施,建立一些共有平台。例如,研发一些广谱的“应急性疫苗”,在未能确定病原体之前通过提高人群的固有免疫力,初步取得效果,待病原体确定后再采取应对措施。也许可考虑将研究分为广谱型与特定型两大类,一旦发生情况,可迅速应变并及时处理。
(2)生物安全应是军民共需及共同参与的大事,因此为了提高创新性,可鼓励军民合作开展研发项目。例如有些共有性疫苗的研究、共有性药物的研发、共有诊断技术的研发等,有关方面可以通过合作及协同创新的模式给予支持,这样可以发挥较多的科研力量及企业力量,为国分担重任。
(3)加强涉及生物安全实验室规章的重视与执行力度。既要避免多头单位反复检查,造成不必要的“扰民”,也要切实贯彻权威机构制定制度的到位。
此外,应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鉴于目前信息传播迅速,要正面宣传生物安全的知识及防范措施。提高群众对于生物安全的知晓度,要使群众有正确的心理状态,了解什么是生物安全,以及从事生物安全实验的必要性,不要错误地把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视为“传播病原体的实验室”而加以抵制,更不要宣传、误称生物安全三、四级实验室为“魔鬼实验室”。通过教育及必要的演练,使人民了解如何对待生物恐怖事件,防患于未然,使人民生活得更安全、更健康。
(闻玉梅)
○摘编自《军事医学》2012年10期
闻玉梅
闻玉梅,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创始人。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及研究,对乙肝病毒变异株及其生物学特性、乙肝病毒持续感染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