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的起源与发展

针灸，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石器时代。针灸包括针法与灸法，是两种不同的治病方法。古代原始社会的先民，当遇到创伤痛或身体某处有了疼痛时，自然而然地用手或物去揉按、捶击疼痛部位以减轻痛苦，或用原始工具砭石对身体某部进行叩击，或割破皮肤放出一些瘀血，这种以砭石为工具的医疗方法，就是针刺的萌芽。《山海经》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就是远古人类以砭石代针治病的佐证。《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而嗜咸，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说明用砭石作为工具治病，与当时原始人类所处的环境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针具由石针、骨针逐步发展为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至现代的不锈钢针。

前文已经提到，灸法起源于原始社会，是在人类懂得用火以后。从“灸”字的结构，就知道其与火有关。古代先民发现身体某部位发生病痛时，通过火的烘烤可以缓解疼痛，逐渐认识到炙熨能够用于治疗，于是发明了灸法。从而以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现在所熟知的艾灸。《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出现与原始人类所处寒冷的生活环境亦有着密切的联系。

针灸学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在宁夏，甘肃，河南马迹山、淮阳、禹县，江苏镇江等地，均有夏商时期骨制、铜制医疗针具的发现，从侧面反映了早期针灸医学的面貌。秦汉时期，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进一步发展到金属针具。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均擅长针灸。相传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过虢给太子治疗尸厥，就是让其弟子子阳取外三阳五会才使太子复苏，又令弟子子豹准备药熨，熨贴两胁下，太子便坐起来了。这些故事说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热熨均已广泛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为临床实践的总结与提高，以及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它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分布、病证表现和灸法治疗。根据其足臂阴阳的命名特点，称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充分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等为主要内容，从整体观出发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治原则，重点论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适应证及禁忌证等。特别是《灵枢》，又称《针经》，该书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刺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对针灸医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三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卫生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约成书于汉代的《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更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提出了八会穴，并按照五行学说对五输穴做了详细的解释。这一时期，诸多著名的医学家都很重视针灸的研究，如我国记录病历的创始人淳于意，他在给菑川王治疗“蹶上为重，头痛身热”时，采取“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史记》）。创立六经辨证的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不仅在方药方面给后世留下许多光辉的典范，在针灸理论方面也有诸多卓越的见解与贡献。张仲景主张针药结合，仅《伤寒论》太阳篇涉及针灸的内容就有20多条。以外科闻名于世的华佗亦精于针灸，后人为了纪念他在针灸方面的贡献，将项以下夹脊处的穴位命名为“华佗夹脊穴”。三国时期的曹翕擅长灸法，著《曹氏灸经》和《十二经明堂偃人图》，可惜已失传。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学在传承过程中遭遇诸多风雨。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该书中《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的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全文歌图并茂。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医宗金鉴》被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的必修内容。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然而，由于针灸的实际疗效，它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于1822年撰成《针灸逢源》一书，他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361个经穴，其内容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在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之争中，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纷纷成立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中医得以保护，针灸治疗因其效果明显而受到推崇。另外，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创了针灸正式进入综合性医院之先河，该院开设有针灸门诊，并明确提倡应用针灸治疗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