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流传久远,传说生动地折射出远古先民通过无数次尝试,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据史学家研究,人类最先发现的药物是植物药。原始先民在采集野果、挖取植物根茎和种子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无法分辨有毒或无毒,往往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从而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造成死亡。经过原始先民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步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与功效。久而久之,通过生活实践发现,有时患了某种疾病,偶然食用某种植物后,病情就能得到缓解以至痊愈;同时也发现,有的植物虽然有毒,如果适量食用也有治病的效果。于是,人类逐渐积累起对植物药的认识。《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通鉴外记》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上述文字记载均反映了先民们认识植物药的实践过程。
随着渔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火的发明与使用,为原始人提供更多的肉类、鱼类及蚌蛤类食物。人们在加深对植物认识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肝胆、骨骼和甲壳等不但可以食用,还具有治病的作用,从而又积累了对动物药的使用经验。
不得不说,对植物药和动物药的知识累积,是人们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结果。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的说法,正是对植物药、动物药起源的真实写照。原始社会末期,人们逐渐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性能,对矿物的认识逐步加深,从而又发现并初步累积了有关矿物药的知识与治疗作用。
砭石,即能治病的石头。砭石是通用名称,并不是专指某种材质的石头,最早记载见于《黄帝内经》中。运用砭石治病的医术称为砭术,砭术是中医六大医术之一(其余五术是:针、灸、药、按摩和导引)。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
原始先民常会受到创伤,有时创口感染化脓,有时会出现头部或关节疼痛。当剧痛难忍时,他们用锋利尖锐的砭石来切割脓疱或浅刺身体的某些部位,以达到减轻或消除病痛的效果。
《说文解字》载:“砭,以石刺病也。”砭石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医疗工具,一般认为,用砭石治病起源于石器时代。因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打制、磨制技术,能够制造较为精细的石器。砭石的种类很多:用于熨法的砭石形状多为球形、扁圆形;用于按摩的砭石形状多为卵圆形或扁圆形;用于穿刺或切割的砭石形状为刀形、剑形、针形、锥形、镰形等。
▲新石器时代·砭石、骨针(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
针与灸,是两种不同的疗法,现在两字通常被连用。而很多情况下,说到“针灸”,其实是指“针”而非“灸”。相传,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伏羲发明了针灸。
在砭石得到广泛应用之后,人类又发明了骨针和竹针;当人类有能力烧制陶器时,又发明了陶针。随着冶金技术的出现,先祖又创制铜针、金针、银针,丰富了针的种类,扩大了针刺治疗的范围。
灸法,是中国最古老的疗法之一。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用火长时间烧灼之意。先民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偶尔不慎灼伤,结果却使身体另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减轻或痊愈的情况,多次重复经历之后,人们便主动用烧灼法来治疗一些病痛,从而逐渐形成灸法。
原始人在生产劳动或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遭受外伤,身体出现疼痛或肿胀时,往往会本能地用手按抚受伤的部位。这些动作虽然简单,却可起到散瘀消肿、减轻疼痛的作用。人们在长期反复应用抚摸、按揉手法过程中,通过不断发展与积累,逐渐形成原始的按摩法。从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发现,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有“按摩”的文字记载。
除上述三种治疗方法之外,先民们还发现某些植物具有止血、止痛的作用,于是在伤口流血的情况下,他们学会用树叶、草茎、泥灰等物涂敷在伤口上,逐渐积累了药物外用的经验。在用火烧石取暖的过程中,他们又渐渐学会热熨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时原始先民与疾病做斗争经验的逐步积累,他们已初步掌握一些原始医疗工具,如兽角、荆棘、兽骨、甲壳、鱼刺等,用这些在自己或同伴身体上实施去除异物、切割脓肿等外科手术。
针灸,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石器时代。针灸包括针法与灸法,是两种不同的治病方法。古代原始社会的先民,当遇到创伤痛或身体某处有了疼痛时,自然而然地用手或物去揉按、捶击疼痛部位以减轻痛苦,或用原始工具砭石对身体某部进行叩击,或割破皮肤放出一些瘀血,这种以砭石为工具的医疗方法,就是针刺的萌芽。《山海经》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就是远古人类以砭石代针治病的佐证。《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而嗜咸,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说明用砭石作为工具治病,与当时原始人类所处的环境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针具由石针、骨针逐步发展为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至现代的不锈钢针。
前文已经提到,灸法起源于原始社会,是在人类懂得用火以后。从“灸”字的结构,就知道其与火有关。古代先民发现身体某部位发生病痛时,通过火的烘烤可以缓解疼痛,逐渐认识到炙熨能够用于治疗,于是发明了灸法。从而以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现在所熟知的艾灸。《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出现与原始人类所处寒冷的生活环境亦有着密切的联系。
针灸学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在宁夏,甘肃,河南马迹山、淮阳、禹县,江苏镇江等地,均有夏商时期骨制、铜制医疗针具的发现,从侧面反映了早期针灸医学的面貌。秦汉时期,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进一步发展到金属针具。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均擅长针灸。相传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过虢给太子治疗尸厥,就是让其弟子子阳取外三阳五会才使太子复苏,又令弟子子豹准备药熨,熨贴两胁下,太子便坐起来了。这些故事说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热熨均已广泛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为临床实践的总结与提高,以及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它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分布、病证表现和灸法治疗。根据其足臂阴阳的命名特点,称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充分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等为主要内容,从整体观出发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治原则,重点论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适应证及禁忌证等。特别是《灵枢》,又称《针经》,该书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刺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对针灸医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三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卫生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约成书于汉代的《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更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提出了八会穴,并按照五行学说对五输穴做了详细的解释。这一时期,诸多著名的医学家都很重视针灸的研究,如我国记录病历的创始人淳于意,他在给菑川王治疗“蹶上为重,头痛身热”时,采取“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史记》)。创立六经辨证的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不仅在方药方面给后世留下许多光辉的典范,在针灸理论方面也有诸多卓越的见解与贡献。张仲景主张针药结合,仅《伤寒论》太阳篇涉及针灸的内容就有20多条。以外科闻名于世的华佗亦精于针灸,后人为了纪念他在针灸方面的贡献,将项以下夹脊处的穴位命名为“华佗夹脊穴”。三国时期的曹翕擅长灸法,著《曹氏灸经》和《十二经明堂偃人图》,可惜已失传。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学在传承过程中遭遇诸多风雨。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该书中《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的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全文歌图并茂。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医宗金鉴》被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的必修内容。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然而,由于针灸的实际疗效,它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于1822年撰成《针灸逢源》一书,他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361个经穴,其内容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在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之争中,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纷纷成立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中医得以保护,针灸治疗因其效果明显而受到推崇。另外,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创了针灸正式进入综合性医院之先河,该院开设有针灸门诊,并明确提倡应用针灸治疗疾病。
▲清·康熙四年《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