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三大终极哲学问题，穷尽了无数代人的智慧，至今都没能给出满意答案，但却被人时常提起。

现代文明诞生之前，世界各地流行的是“神创论”。无论是《圣经》上说的上帝造人，还是中国古代的女娲造人传说，人们都信以为真，不容置疑。更有甚者，1650年，一位爱尔兰的大主教厄谢尔（James Ussher）竟然还“精确”地算出，人类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点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类是在6 000多年前诞生的。

神创论认为，万物是上帝创造的，生物的种类是永恒不变的，纯洁而简单。“神的旨意”一度被统治者们所推崇，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上帝是完美的，是不可能做半截子工程的，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也理所当然的完美。一个近乎完全一样的物种广布于世界各地，似乎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然而，世界上的生物如此丰富，恐怕是上帝也没有想到的吧。即使是天堂的玫瑰也应该是有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神创论”的完美性不断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eclerc de Buffon）是最早对“神创论”提出质疑的科学家之一。1739年，布丰被任命为法国御花园的总管，他设立专门的博物研究机构，吸引了许多旅行家、医生和博物学者，也因此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及矿物标本。这些有关自然科学的丰富素材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也将法国公众的兴趣引向生物学领域。

1749—1788年，当人们还在用“创世纪”的观点解释宇宙起源的时候，布丰就陆续出版《自然史》总论和各论共36册。书中他第一次将神学排斥于科学研究之外，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物种是可变的”观点，震惊了全欧洲学术界，也对物种可变性和进化论的思想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他未能详细描述物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进化方法，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 B. Lamarck）是进化论最早的推动者。1809年，他第一个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其他生物进化而来的。”在他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中提出，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本身存在着的一种内在“意志力量”驱动着生物由低等级向高等级发展。而且他还认为，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生物的变化，生物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发达，不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

以长颈鹿的长脖子为例，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祖先的脖子并不长，它们的后代在生存竞争中为了吃到树梢上的嫩叶子，脖子不断伸长，这种脖子伸长的性状可以传给下一代，经过一代代累积，就变成了今天所见长颈鹿的长脖子。这就是拉马克论述进化原因的著名观点—“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无论今天看来正确与否，但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进化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

由于拉马克的观点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论”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他受到敌对势力的打击和迫害，导致他的后半生在贫穷与冷漠中度过。晚年的拉马克双目失明，忍受病痛的折磨，但仍顽强地让幼女柯尼利娅做笔录，坚持写作，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生物学研究。

然而由于当时视野的局限性，包括拉马克在内的科学家们并未在野外找到任何线索来佐证他们所阐述的观点。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物种不变论”还是被广泛认定为“极为正统”的学说。

人们是在不断地探索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19世纪末，德国的动物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做了著名的切老鼠尾巴的实验，在连续切了22代老鼠的尾巴后，第23代仍长出了尾巴。他由此提出了“种质论”，认为后天获得的性状是不可能被遗传的，从而否定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种质论的提出启迪了人们去深入研究遗传物质，从而相继发现了染色体、基因和DNA。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使用”不会改变基因，也不会遗传，但却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有优势的后代在生存和配偶竞争中获胜，从而使变异的性状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