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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龙魂死秦犹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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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文庙书市，在地摊上捡到一本《大秦帝国》第四部，秦王嬴政在后半部出场。这部书名《阳谋春秋》，指主角吕不韦那桩尽人皆知的大买卖与那部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却不由让人联想起1957年那场有名的“阳谋”。内封上赫然列有《大秦帝国》的六部书名与专用网址，回来上网一查，惭愧自己“不知有汉”。原来这是6部11卷500余万字垒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8年郑州全国书展上重磅推出，一炮走红，不仅开拍了电视连续剧，写商鞅变法的第一部《黑色裂变》还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大受主政舆论和官方机构的青睐。
秦朝“一切对外对内的大事业，使全国瞪眼咋舌的大事业，是始皇在十年左右完成的”（张荫麟语）。不论喜欢，还是憎恶，秦始皇在历史小说中如何粉墨登场，总让人感兴趣的。于是，请人传来第五部电子文本。这部以秦始皇为主角，取名《铁血文明》，倒也十分契合“千古一帝”的雄风神采。《大秦帝国》对秦始皇的正面实写，前后逾130余万字。作者认为：对秦始皇，“后世不思其功，唯加其罪，对如此一个被扭曲变形为残暴恶魔的历史巨人，我以为，无论用多少文字去发掘，去表现，都不过分”。（本文引作者语除出自全书总序与第五部外，皆见2008年4月25日《郑州日报》载《十六年磨就〈大秦帝国〉——访作家孙皓晖》）
作者在访谈中表示：《大秦帝国》“不是正史，而是一部表现历史的文学作品，它包含虚构，但是合理虚构。它的主干是正史，我说的主干指的是作品的基本事件、冲突、时代精神和事件结局”。对照作品，除了时代精神，其把握与展现必然介入创作者的主观臆想，其他所说大体上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以历史经纬作为叙事依据，以历史人物作为形象载体，只有在这两个层面上还保留了历史的面影，而具体细节则多出于文学的虚构。对虚构的细节，自然没必要多去较真。但在处理历史客体上，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小说家毕竟有着共同的交集，对客体的认识、理解与阐释，至少在历史观念上存在着双方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虽然这种对话有时会陷入鸡对鸭讲的囧境。
就《大秦帝国》，尤其是涉及秦始皇的那部而言，对话可以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对秦始皇及其砥定秦王朝时的所作所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如何定位？其二，由秦始皇锻造的铁血文明究竟是否有现实意义？前者指向历史的认识，后者指向现实的关怀；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取向，后者也反过来影响前者的视野。
作者自称，他之所以写这部小说，完全出于一种“正义感与历史感”，因为作为后人，我们“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他也不讳言，自己“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正是出于这种情结，作者在第五部里对秦始皇及其统治，有一个总体看法：“纵然过了些许，何伤于秦之大政大道，何伤于大秦文明功业？”
而在《中国史纲》里，历史学家张荫麟却对秦政给出这样的评论：“武力的统制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制；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哪里只是“过了些许”，完全是从武力到文化的全面专制，从物质到思想的彻底剥夺！
秦始皇焚书坑儒，彻底断送了先秦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局面，从此以后，文化专制与极权政治相为表里达两千年之久。关于焚书，《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这次焚书决不是有意识销毁文献的唯一的一次，但它是最臭名昭著的。”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是始作俑者。而坑儒则为后来独裁者从肉体上清除不同政见者开了先例，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认为：“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故而，吕思勉断然判决道：“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也许出于崇拜，《大秦帝国》这样评论“焚书”事件：这“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而对“坑儒”事件，作者尽管也承认，“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却仍强调，“它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然而，哪一朝独裁者在“做掉”异见者时不打出政治合理性的堂皇旗号呢！
秦统一以后，包括焚书坑儒在内的所作所为，是否都是合理的，历来聚讼纷纭，争议不断。秦始皇亲政之初，秦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面临过一次关键的选择。众所周知，吕不韦先是以丞相执掌朝政13年，后是将《吕氏春秋》颁示都城，形成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不韦的治国理念，与秦始皇亲政后的治国方针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顾准认为，秦始皇那套的思想基础出自韩非的君主中心论，而具体做法则来自《韩非子》的君主法术势学说）。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里（收入其《十批判书》），研究了两者的对立。在政治主张上，简单说来，吕不韦主张官天下，崇尚民本与哲人政治，讴歌禅让，君主任贤，实行分封；秦始皇主张家天下，崇尚君本与狱吏政治，鼓吹万世一系，分设郡县。按照郭氏说法，“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总之，中国历史的其后走向也许是另一番面貌。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却值得反思：秦始皇与大秦帝国所有举措，尤其那些钳制思想、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难道都可以不问是非而一味“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国》每部卷首都印着相同的题记：“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作者在受访时表示，“《大秦帝国》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部小说还有一篇题为《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的总序，其中也强调：“力图将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呈现给改革时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不啻经国用世之作，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
作者总序提出一个命题：“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其立论是：“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严格说来，西方文明的正源，不是罗马帝国，而应溯源到古希腊文明（作者在访谈中修正为“希腊罗马文明”）。顾准指出：“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他有一部《希腊城邦研究》，专门说古希腊文明。在他看来，“中国自殷到韩非，政治舞台上只有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从这里发展不出类似希腊那种渊源于海外移民中建立起来的城邦制度上的民主学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评韩非》）。准此而论，希腊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正源，大秦文明反而是旁支别宗。反对者也许会说，这是毛泽东早就批判过的“言必称希腊”。那么，暂且继续讨论大秦文明吧！
作者总序强调：“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笔者并不赞同把大秦文明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但倘若沿用他的概念说事，把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比喻为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它当然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姑且不论是否赞同作者的论题，即大秦文明“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即就其后两千年封建君主制而言，不就是这种“原生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吗？然而，一个民族与一个人一样，只要一息尚存，都是有生命的活体，虽然不能拒绝先天给予的遗传基因，但成熟的民族与成熟的个人一样，应该通过后天的努力对基因遗传采取趋利避害的干预与补救。对于大秦文明的态度同样应该如此：既要反对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出去，也要反对把梅毒当成抗原保存下来；肯定并传承其合理因子，否定并抛弃其负面成分，让中华民族走上更健硕壮实的成长之路；而不是盲目崇拜，全盘继承，不加分析，照单全收。
作者总序告诫：“当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巨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拜读之下，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呛人气味。显然，在作者看来，民族文明应该是封闭的、排他的，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其血脉纯正，才不致于杂种流传。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对民族文明与外来文明居然还持这种认识，那还不如直截了当地上书当轴：把开放的国门再度砰然关闭！
一部文明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可以同时有各种文明，遑论大航路开通以后，即便此前，各种文明也处于一种交流互补的状态之中。在对待外来文明与民族文明的关系上，作者与我们都不妨重温陈寅恪那段著名论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只有这样，才既不会“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也不会杞忧“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
作者总序提醒：“大秦帝国，最集中的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国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其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强势生存”，不知所指谓何，揣摩下来，也许第一层意思是说，大秦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仅自穆公以来，“常为诸侯雄”，而且到秦皇手里更进而“鞭笞天下，威振海内”，国力武威始终居于强势地位，或是诸侯的中心，或是天下的唯一。第二层意思是说，秦代以后，中国文明之所以在很长时段（至少元代以前），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或领头地位，完全有赖于大秦文明的奠基及其传统的不坠。暂不讨论历史是否如此，令人关注的是，这种“强势生存说”是否真正有助于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凤凰涅槃”？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总量今年可望排名世界第二，大国崛起的话头一时间甚嚣尘上。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颠沛折腾，中国应该以怎样的价值观念与国家理性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的光荣，追求自己的梦想，如何从表层的经济的崛起走向深层的文明的崛起？处于当今价值多元的国内外大环境中，中国各种思潮，不论是主流的还是民间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开出自家的药方，交出自己的答卷。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中积淀着根深蒂固而超过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对这对观念的学术梳理，详参《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拙文《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在中国崛起的各种论争中，一些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很快激活埋藏在内心深处与流淌在血液内部的这些观念，一味醉心于经济实力带来的国家富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外话语权，而在文明的价值观上却拒绝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国情的特殊作托辞，把中国置于尴尬的处境。小说作者在主观上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强势生存说”附着于“大秦文明论”，总让人隐隐约约感到与那些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瓜葛。
历史无计可消除，对大秦文明及其绵延不绝的背影与梦魇，都必须去面对。毛泽东有诗云“百代多行秦政法”（顺便说明，本文题目也出自他老人家的同一首诗，祖龙就是指秦始皇），指出秦政对中国历史的久远影响，说它是贡献也可以。但千万不能忘记，直至清末，秦政开启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社会。
国人对秦政的反思，自秦亡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十年浩劫后期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按当时编派的谱系，西汉贾谊与秦始皇倒是“法家同志”，但他的名文《过秦论》在评论秦亡时，却毫不含糊地直言钳制思想、禁锢言论是一大原因：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虽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却有一诗论及秦政：
虚经腐史意如何？
谿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
说瓜千古笑秦儒。
（《经史》）
陈氏证诗向有今典、古典之说，这里只说古典。所谓“竞作鲁论开卷语”，指当时儒生都争着袭用《论语》开卷的套语，在学习经典时大献“不亦悦乎”“不亦乐乎”的谀语。怎会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说瓜坑儒”的千古奇冤呢？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载“说瓜”出典云：“秦旣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算计险诈歹毒，场景惨绝人寰，难怪陈寅恪要用“谿刻阴森惨不舒”来抨击秦政。
作为大秦帝国的缔造者与大秦文明的砥定者，秦始皇在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位居头号大法家。在那个八亿人民统一于一个思想的年代里，思想家顾准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其中也包括对秦政的反思。
顾准30年代投身革命，进入50年代后，却两次划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令其妻死子离，至死都是“戴罪之身”。他死于1974年岁末，正是评法批儒最火的当口，这年4月，他先后写了《论孔子》与《评韩非》，对儒法两家思想分别进行了理性的批判。《评韩非》进而论及秦政与专制主义：
事实上，秦统一六国后大肆纵欲，阿房宫、陵墓、长城一起来，人民比战乱频仍中还要难受，这才起来造反的。顺便说说，现在人们为孟姜女故事翻案，好吧，长城建筑无可厚非，然而与长城同时建筑的阿房宫和陵墓呢？
他还深刻指出：
专制主义本来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来愈堕落。韩非不注意这一点，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那些地方的文笔犀利，简直是无耻！
倘若起顾准与陈寅恪于地下，对于《大秦帝国》推崇的“铁血文明”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其作者把大秦文明奉为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他们基于自由之思想与独有之体验，恐怕都只会斩钉截铁而深恶痛绝地说一声：NO！
（原载2010年8月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