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丹青在国外游历时,看到过一张凡·高早期的作品。那是一幅浑小子站在海边的小画,那画寥寥几笔,连细节都没有,却让陈丹青连连称赞,五体投地。多年后,画家李小东在陈丹青家里看到了这幅小画,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画上,看完后无比佩服地说了一句:画得太牛了。
在艺术家的眼里,艺术是天生的,即使是练习作品,也让独有的天分展露无遗。然而,每个人一出生,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实的打磨,这天分生生泯灭了。林徽因出生在重视学问的家庭里,她的诗意天分不仅没有被泯灭,反而得到了家人朋友的肯定,这让她日后在文学界发光发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1910年,林长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家乡福建创办了福州私立法政学堂,并担任该学堂的校长。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将学堂交与别人打理,开始了革命宣传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一直奔走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
这一年,林徽因的祖母游氏因病去世,祖父身体欠佳,而母亲又不懂文字,弟妹年纪尚小,姑母经常回婆家,家里的情况只好由徽因向父亲写信报告。
林徽因6岁时,不巧感染上了水痘,按福建老家的叫法,叫作出“水珠”。得了这种病,其他孩子大多会哭闹不止,但林徽因的脸上却整日挂着笑容。在她看来,这脸上的水痘晶莹剔透,又得了“水珠”这样的好名字,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对它讨厌起来。
往常的时候,徽因会与前院的弟弟妹妹们一起读书,但她生了水痘,姑母怕她感染其他孩子,只好把她关在后院。那时,她期盼有人来看她,她不喜欢这样的“囚禁”,苦恼与期盼的心事不知与谁诉说。
越是孤独、寂寞的时刻,人们往往越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小徽因躺在床上无事可做,总想拿起笔写上几个字,可是姑母明令禁止她下床,怕她碰破了水痘留下疤痕。她望着屋内桌子上映着的金色光辉,愣愣地出神。她在幻想,想着自己假如能坐在桌前写字、读书、赏花,该是多么美丽的场景啊。
想着想着,她又笑了,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一个人的时光,有什么不好?她有阳光为伴,有窗外的鸟儿为伴,有案头的花为伴,这便够了。
多年以后林徽因才明白,这莫可名状的小欢喜,她脑子里的幻想,都是一幅幅诗意的画卷。什么叫作诗意?就是某个黄昏,你看到那太阳的光辉,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就是诗意。这种诗意的感觉人人有,只是有些人把它记录了下来,就成了诗人。
所以,不要怀疑你自己的感受,没有谁比你更懂你。林徽因也是如此,她肯定自己,无论何时都相信这不可名状的美是诗意。
后来,林徽因因病在山中静养,大部分时间只留她一人,她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此期间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
她喜欢穿一袭白睡袍,焚一炷香,在案头上放几枝花,在窗明几净的窗前低眉写作。她看到风雅至极的自己,便与丈夫梁思成感慨地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故意气她:“我看了就没有晕倒。”
其实,梁思成对自己的朋友说过:“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林徽因不怕别人的否定,她一直肯定自己,无论儿时,还是后来。也正是这样的肯定,才让她的诗意化作笔下的文字,成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诗篇。
在林徽因8岁时,父亲林长民长居北京,而全家则由杭州搬到了上海,他们一家住在虹口区金益里。在上海,徽因与表姐妹们一起在爱国小学读书,并读到了二年级。
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承担起了照顾祖父的责任。她的懂事、冰雪聪明,得到了老师的喜爱。那段时间,她有空了就读家里的藏书,欣赏家中收藏的字画,度过了一段惬意又平静的岁月。
1916年,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任职,12岁的林徽因跟随全家从上海迁居到了北京。在北京,她和表姐们就读的是英国教会创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老师全是外籍的,授课全部使用英文,并且学校还有严格的校规,学生平时必须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这所学校,校服是根据每位女孩的身材量身定做的。周末回家后,徽因和表姐们一起去了照相馆,为这段寄读的岁月留下纪念。
1916年,林徽因
学校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是快乐的,她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表姐们知道徽因并不快乐,她总是盼望着回家,担心着家中的母亲。可是,每次回家后,她又会感觉到家庭的压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
母亲在家中不讨喜,徽因又没办法守在她身边,为此母亲常常一个人偷偷落泪。北京,与南方的城市截然不同,这是一座霸气的城市,无论女子如何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座城市里似乎都注定被淹没。
这份对于母亲的牵挂,对于家庭的无奈,她一直批判着,同时又自我化解着。她总是能一眼看透表象背后深刻的道理,这为她日后写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在小小的年纪里,就这样观察着,思索着,渴望着长大,渴望着有一天能守在母亲身边。
1920年,林徽因16岁了,这些年她一直在培华女子中学读书。表面上看,时光变换了女孩们的身体和音容笑貌,可是林徽因自己知道,她增长最多的是知识,当然她的举止与谈吐也日渐优雅。
这位美丽聪慧又热情的女孩,无论在同学中,还是在家里都是优秀的,出挑的。与她相反,林长民这些年却总是在仕途和抱负中屡屡受挫,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这一年,林长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他是“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会员,他以会员身份被政府派去欧洲访问考察。他觉得这是一次提升见识的重大机会,思来想去,唯独徽因深得他的喜爱,于是,林长民决定偕女同行。
北京的早春时节,阳光明媚,却又春寒料峭,徽因收到了远方父亲的来信,信中写道:“……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能与能力……”
徽因捧着父亲的信读了又读,生怕这些字转瞬即逝,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待她确定这不是梦时,她激动地将信件贴在胸前,口里开始欣喜地念叨:欧洲——到欧洲去。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她的心里,仿佛有一万朵鲜花倏然绽放。
这次考察为时一年半,徽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也不知道这一去对她的一生将影响深远,她更不知道,她的诗意再不是脑袋里的不可名状,她要将这不可名状的感觉写成文字,变成诗歌,被欣赏的人广为传唱。
林徽因的童年,与许多人都不一样——她有一个高贵的家庭,享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成就了她的不凡;但她与许多人的童年又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普通”家庭,也享受了不错的教育。但却极少有人能成为林徽因,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她享受的是“探讨”式教育,而我们享受的是“命令”式教育。
在大人眼中,孩子是不懂事的、没有思想的,一切只能听从大人的意见。而孩子的诗意想法,在大人看来,也不过是幼稚的幻想,都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当我们不再诗意,无论来多少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都只不过是场景的切换,而不是见识与成长,更不是不可名状的收获。
有些人可能觉得,“诗意”并不重要,人最终要归于现实。可是这些人并不明白,没有诗意,永远没有创意,更不会创造出事业上的非凡成就。
在这个讲究创意的时代,诗意是比现实更现实的社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