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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纵然再爱一个人，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忘。很多人说，爱是一场修行，我们在爱里学会坚强。不过，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在爱里学会了该怎样去爱一个人。丰子恺先生在《缘缘堂随笔》中说：“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不然，就是‘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
徐志摩爱物，爱的是林徽因，她的一瞥一笑，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身心。相反，林徽因如丰子恺先生所说的那样，她在一段爱情里，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她为梁思成擦拭身体，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陪伴他一个又一个日夜……她在这个叫梁思成的男子身上学习爱，做着爱的练习，时过境迁后，她谈不上对徐志摩淡忘，她只是明白了爱的真义。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上层社会流行各种聚会联谊活动。最初，这些活动只存在于金融界、实业界，慢慢文艺界也开始流行这样的活动了。1923年，北京的知识分子为了聚会更加方便，由徐志摩、胡适发起，徐申如、黄子美出钱，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租了一套小院，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了《新月》杂志。
有人认为新月社的名字，是受了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的启发。徐志摩则解释说：“‘新月’虽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梁思成出院后，林徽因也回到了学校。闲来无事时，她经常跟表姐王孟瑜、曾语儿往新月社俱乐部跑。她毫不避讳新月社里的徐志摩，在她看来，只要君子坦荡荡，友情的相处不算什么。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社团，走进了新文化运动中，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们两人的故事，再一次遭到众人非议。铺天盖地的“重归于好”，让徐志摩心情荡漾，而林徽因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她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女子，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她，她亦用行动向外界证明，徐志摩不过是亦师亦友的存在。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林徽因在新月社初期便加入，后来进入了北京知识界的社交圈，并开始从事文化活动。20年代中期，在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中，林徽因正式开始了创作路程。她的《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仍然》四首诗在该刊物上刊登。
梁思成因车祸推迟了赴美留学时间，让他和徽因有了更多相处的机会。如今的他，对徽因越来越信任，他不再介怀她与徐志摩整日相对，并鼓励她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这一年里，思成在父亲的指导下，系统地研究了国学典籍，他后来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同一年里，林徽因也从培华女中正式毕业，考取了半官费的留学资格。
再没什么比两人一同赴美留学更浪漫的事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上苍给了他们新的相处机会，这一切不得不说是命运的安排。好的男子，从来不会给你起落人生，而是与你细水长流地过日子。那诗情画意，给你激情的男子，往往不是正缘，正常的缘分，终究是寻常的幸福。林徽因需要爱，但拒绝如同母亲般不受重视的命运。一个男子轻易抛家弃子，这份不安定里，又有多少脚踏实地呢？
这一年里，还发生了一件被历史永远记载的文学史大事。梁启超和蔡元培作为文化界的元老级人物，一直活跃在文化第一战线。为了推动学术的发展，他们邀请了文学界泰斗级人物泰戈尔先生来中国讲学。
泰戈尔是著名的印度诗人，自19世纪开始，他的作品一直风靡至今。他的《飞鸟集》《新月集》等作品，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为了迎接泰戈尔的来访，《小说月报》杂志出了“泰戈尔号”专刊，文学研究会也出版了泰戈尔多种诗集。终于在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林徽因在人群中期待着与这位老先生见面。她喜爱诗歌，对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她急切地渴望与他交流，向他请教文学方面的问题。
泰戈尔在北京期间，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并在北大、清华、燕大等大学做了演讲，拜访了末代皇帝溥仪。泰戈尔无论走到哪里，身边经常伴着林徽因和徐志摩，两人一左一右，为泰戈尔讲解着中国文化。
泰戈尔虽为文学泰斗级人物，但他当时演讲的内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出，中国人不可以舍弃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西方那些无价值、丑恶的价值思想，更不要盲目地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泰戈尔在演讲中说道：“……吾东方人士今已到达于第三期，吾人已霍然醒觉，知体力智力征服世界之外，尚有一更光明、更深奥、更广阔之世界。吾人于黑暗寂寞之中，已见一导引吾人达于此光明、深奥而广阔世界之明灯，唯吾人如欲到达此世界，则吾人不可不知服从与牺牲，乃吾人到达彼世界之唯一阶梯。吾人欲得最大之自由，则必须能为最忍耐之服从；吾人欲得最大之光明，则必须能为最轰烈之牺牲……未来之时代，绝非体力智力征服之时代，体力智力以外，尚有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之生命。吾东方人士今日虽具体已微，然已确有此生命矣。西方人士今因专尚体力智力，积极从事杀人之科学，借以压迫凌辱体力智力不甚发达者，即吾人亦尚在被压迫之中。但吾人如能为最大之牺牲，则吾人不久即可脱离彼等之压迫矣。”
泰戈尔这番话，深深震撼着林长民、梁启超、林徽因和徐志摩等在场所有人的心。他们听得热血沸腾，认为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战胜他们的仇敌。直到演讲结束，这群学子久久不愿散去。
本以为这番言论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共鸣，但是对于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青年来说，实在有点相悖。青年正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价值观来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道德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一味提倡高尚人格，不会改善社会现状，只会将中国推向灭亡。
青年们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批评泰戈尔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百姓无动于衷，不将他们救出于水火，反而讲所谓的高贵人格。在抗议声中，泰戈尔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后面计划中的演讲。
鲁迅先生看到泰戈尔先生演讲的内容后，以犀利讥诮的语言，在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谈到了当年泰戈尔访华的情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演讲，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多年后，南怀瑾先生接下了中国文化这面旗帜，渴望将中国文化复兴。他说：“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力量、财富力量以外，还要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在南师看来，中国文化是一座精神的宝库，他说：“我们中国文化的财产太大了，古文不懂，繁体字不懂，等于丢了钥匙，这个财库的门打不开了。贬低中国文化，是错误的。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唐宋两代的诗词与散文、魏晋诗歌、宋明理学，都各有其光辉与灿烂。懂得古文，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林徽因也是热爱的。她爱着中国这片土地，爱着中国的古代建筑。1953年，当上级决定拆除永定门城楼时，病榻上的林徽因已不能再说话，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坚持着站了出来，她怒斥道：“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两年后，林徽因在惋惜中死去，但她生前的话语竟一语成谶。2004年，“假古董”永定门城楼重修竣工。
当南怀瑾老先生为了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拖着苍老的身躯一次次站在讲台上时，他在演讲中，对在场的青年学子说，我们已经老了，你们再接不上，就断了。
这是怎样的悲哀，又是怎样的无奈，怕是只有为了学问付出毕生心血的人才懂。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了中国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夫唱妇随，情投意合，在泰戈尔的访华中，更加坚定了对于文化的追求。然而，站在徽因身边的徐志摩不懂她的世界，他崇尚新学、批评旧学，与徽因的价值观逐渐相悖。正如两个人交叉线般的情感，彼此相交，此后再也没有交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