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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是历史上最早进行自治实验的民族。
起初，所有希腊人拥有的财富是几乎均等的。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牛羊。用泥做的小房子就是自己的家。平时，人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旦有重要的事务需要公众讨论，所有市民便聚集在市场上谈论。人们选出一位众望所归的老人当为会议主席，他的职责就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每当发生了战争，人们就会推举一位身强力壮且自信心极强的村民为军事领袖，选举他为将军，自愿交给他指挥权。当然，在危机过去之后，人们同样也有解除他职务的权利。
然而慢慢地，小村庄发展为城市。有些人工作勤奋，有些人好吃懒做；有些人交了霉运，还有些人靠欺诈手段发了财。于是，整个城市不再由许多财富均等的市民组成，而是变成了一小群富人和一大群穷人。
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个变化。那些带领人们取得战争胜利而被众人心甘情愿推为“首脑”或“国王”的老式军事统帅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们的位置被一群贵族占据。贵族是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攫取了超额的土地与财产、赫然得势的富人阶级。
这些贵族享受的权利中有很多是普通公民没法享受到的。他们能够到地中海东部的集市去购买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来操练搏击之术。他们住在固若金汤的大宅子里，并花钱雇佣士兵为他们作战。他们之间不断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是谁将统治城市。在争斗中获胜的贵族于是僭夺王位，其地位超越所有的邻人，并统治着整个城市，直到某一天他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杀掉或赶走。
像这样，靠手下士兵保护的国王通常被称为“暴君”。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期间，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邦的君主都是这样的一个暴君。顺便提一句，他们中的许多人碰巧也会是特别有才干的。可到头来，这种统治终于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出现了许多革新的尝试。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就是从这些变革的尝试中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人废除了沿袭以久的僭主制度，赋予了大众以发言权，让他们参与政府的管理。这种权利在其先祖时代就有了。他们让一位名叫德拉古的人制定一套法律，以保护穷人的利益不被富人的侵害。德拉古立即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很不幸的是，他是职业律师出身，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太搭边。在他看来，一项罪行就是一项罪行，与犯了什么罪无关，都应受到严厉惩处。等他完成工作后，雅典人发现德拉古法典太严厉了，根本不可能按照计划实行。这套新的法律把偷盗一个苹果也定为死罪，照此施行，人们将不够绳子去勒死每个罪犯。
于是，雅典人开始去寻找。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做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名叫梭伦，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他曾漫游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考察过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经过缜密的研究工作，梭伦为雅典人制定了一套法典，这部法典把希腊人的“适度”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梭伦尽力在改善农民状况的同时，又同时注意不触犯富人的利益，因为富人作为主要的财富来源，对城市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为保护穷人阶级免遭法官们滥用权力的危害（法官一般是从贵族阶级中推选出来，因为他们可以没有工资），梭伦特别拟订了一项条款，让利益受损的公民有权向由30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申述。
最重要的是，梭伦通过法律的形式，使每一个普通自由民都能关注并参与城市的事务。现在，雅典人再不能躺在家里推脱说：“哦，今天我太忙了。”或者“老天下雨，我最好是别出去。”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去出席市议会的集会，共同守护城市的安全和发展。在很多时候，这个公民自治的政府效率低下，根本算不得成功，大部分的计划都只是纸上谈兵的空话。为争名夺利，常常发生相互诋毁与中伤的情形。可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教会了希腊人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