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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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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十岁生日的名义,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吃蛋糕开派对或者环游世界,但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庆贺是麦克尤恩式的。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小说的标题里也有“小说”,还是“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 My Purple Scented Novel )篇幅很短,最早发表在二○一六年三月份的一期《纽约客》杂志上。小说的缘起其实不太“文学”,而是与一个跨界的命题作文有关:二○一六年,为了筹备一个在米兰举行的艺术展,德国策展人托马斯·德曼(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摄影家)邀请麦克尤恩写一个能纳入展会目录册的故事,故事必须围绕一个吊诡的主题:The Stolen Image。
好作家,尤其是像麦克尤恩这样以技术见长的作家,从来不惧怕命题作文。陌生而逼仄的规定情境,常常成为刺激作者炫技的舞台。Image这个词义项驳杂,在艺术展览的语境中最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影像”。到了麦克尤恩笔下,这个词就延展出更多的诠释空间。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我觉得,也许取Image的另一个义项,把主题翻译成“被偷走的偶像”是最恰当的。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家。小说的第一段是一条闭合的情节线,乍看之下,似乎把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故事进一步浓缩梗概了:
“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名噪一时的小说家乔斯林·塔拜特,不过我估计他的记忆已经日渐衰退。时间对于名声,有时显得冷酷无情。你想起他来,也许会依稀记得一桩丑闻,以及颜面扫地的窘境。你以前从没听说过我,当年我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帕克·斯帕罗,直到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公开地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深谙内情之人看来,我们俩的名字其实一直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他升上去的时候,恰巧我降下来——尽管这事儿并不是他造成的。接着,他颓然堕落,而我在世俗意义上大获成功。我不否认,这里头有恶行。我偷了一段人生,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这几页纸,你大可看成是一份供词。”
无情的、近乎自嘲的剧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承转合,看起来全交代清楚了,但同时又发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我们知道事情发生了,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典型的戏剧性悬念,每一个读者都被直接带入戏剧情境,如同刚刚看完一场手法飞快的魔术表演——在你目瞪口呆的时候,作者微笑着问你,怎么样,要不要再看一遍?接下来,我们来个慢动作。
类似的开头,在麦克尤恩近年的写作中,至少出现过两回。
《在切瑟尔海滩上》,他直接把整个故事的核心推到读者眼前:“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夜,都是处子之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
《甜牙》更彻底,它的结尾就是它的开头:“ 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其咎 。”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些交代千真万确,但它其实只是事情的一面——你必须原原本本地把整套戏法的“慢动作”全部放完,才能翻过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凭借着麦克尤恩强大娴熟的技术能力,《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也必然会以一种简洁实用而又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何以发生”的问题——围拢在魔术师身边的观众,照例会得到戏剧性的满足。在此,我们无须先行拆穿戏法机杼,只需要注意一点:这篇小说借用的机关,是虚构艺术中一个常见的故事型—“交换人生”。小说开头的位于“跷跷板两头”的主人公,以及一个被另一个“偷走的人生”,都是这种类型的关键特征。不过,在小说大师的殿堂里,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在大仲马笔下,交换人生的先决条件是孪生兄弟的相同面貌(《布拉热洛纳子爵》,即我们熟悉的“铁面人”的故事);在海史密斯的笔下,身份的李代桃僵则需要通过伪造文件、长途旅行等现代手段来实施(《天才雷普利》);到了麦克尤恩的这部小说里,一个小说家与另一个小说家之间的“跷跷板的致命倾斜”,当然必须通过他们的作品,那本“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来实现。
由此,难得地,七十岁的麦克尤恩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进入他最舒适的区域。主人公的年龄、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与他相仿。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这个故事当然关乎道德,窃名逐利者的逍遥法外让人无法不被文学生态圈的荒诞所震撼——但它更关乎时间。在小说里,作者、读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黑色的,是讽刺的,但也是怀旧的,伤感的。我们透过一层薄雾往里看,看到文学如何与人生交缠,虚构如何侵入真实,善恶如何被时光消解。因此小说写到最后,出现了这样辛酸而动人的、带着悠远回音的段落:
“有时候,深夜,我和他围炉而坐(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着酒,把这桩古怪的陈年轶事——这场灾难——翻出来,于是,他又跟我讲起了他那套经过多年打磨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他说,总是交织在一起。万事万物,我们都讨论过一千遍。我们读一样的书,经历过、分享过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象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熔铸在一起,以至于,最终,或多或少地,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麦克尤恩何以选择这个绝妙的文本,既完美地诠释“偷走的影像”的题中之义,又作为他本人七十年文学人生的幽默注解。合上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我们简直能想象麦克尤恩把“虚构”幻化成人,依稀听见他与之互相击掌、调侃的笑声。他的文学观,对虚构本质的感悟,以及他那些鲜明的技术特点——相对中性的笔调,大信息量,纯熟老练的经验主义态度,关注问题复杂性胜于尖锐性的倾向,甚至在故事结构中善于设计“麦克尤恩式瞬间”的方法——都在小说里清晰可见。以至于,当我翻译完小说的最后两个字“干杯”时,真想隔着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也给七十岁的伊恩·麦克尤恩先生敬上一杯。
生日快乐,麦老师。
黄昱宁
2018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