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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弗雷德·阿斯泰尔代表权贵阶级，那么我代表的就是社会底层，吉恩·凯利
如是说。照这个说法，“宝洋哥”比尔·罗宾逊才是真正适合我的舞者，因为“宝洋哥”为哈勒姆区
的弄潮儿跳舞，为贫民窟的孩子跳舞，为小佃农跳舞——为所有奴隶的后代跳舞。不过在我看来，舞者是不论出身的，没有父母，没有兄妹，没有国籍，没有民族，没有任何职责义务——我爱的正是这些。其他的事，所有的细节，统统不重要。那些电影中荒谬的情节，我都无视：歌剧一般地来去走台，时来运转，蛮横的遇上了讨喜的，生出种种机缘巧合，黑脸杂剧
演员，女仆，管家。我觉得它们不过是通往舞蹈的一条条道路。故事是你为了韵律付出的代价。“抱歉，小伙儿们，那是去查塔努加的火车吗？”
每个音节都能在腿脚、腹部、臀部找到对应的动作。相较之下，芭蕾舞课上，我们是跟着古典乐录音跳舞——特蕾西直白地称其为“白人音乐”，伊莎贝尔小姐从收音机翻录到一盘盘磁带上的音乐。可我不怎么认同这种音乐，我听不出它的拍号，尽管伊莎贝尔小姐大声喊出每一小节的节拍，想帮我们，可我就是无法将这些数字跟扑面而来的小提琴乐或铜管乐器组的震撼冲击联系在一起。我懂的比特蕾西多：我知道她的成见中有不对的地方（黑人音乐、白人音乐），我知道肯定存在两者水乳交融的世界。在电影和相片里，我见过白人小伙坐在钢琴前，黑人姑娘在其身边唱歌。我多想和那些姑娘一样！
十一点一刻，芭蕾舞课刚结束，是我们第一次的休息时间，布思先生进了大厅，手里提着个大黑包——从前乡下医生提的那种包，里面装着上课用的乐谱。如果我能脱身，意思是如果我能摆脱特蕾西，我就会跑向他，跟着他缓缓走向钢琴，我在银幕上看到的姑娘们怎么站，我就怎么站，我请他弹奏《我的一切》、《纽约之秋》或《第四十二街》。踢踏舞课上，他只能来来回回弹那五六首曲子，我得跟着跳舞，但是大厅里的其他人忙着聊天、吃喝的这段上课前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安排，我让他弹一曲，我合唱，觉得害臊就不压过钢琴的音量，不觉得害臊就再大声一些。有时在外面樱桃树下抽烟的爹妈们会进来听我唱歌，忙着穿衣系带准备上课的姑娘们会停下动作，扭头看我。只要不故意压低音量，我意识到我的声音有种魅力，引人入胜。并非我天赋异禀：我的音域算窄的。是情感。不管什么样的情绪，我都能非常清晰地表达，我能够“表情达意”。我让感伤的曲子很感伤，快乐的曲子很快乐。“结业考试”时我学会了用声音虚晃一枪，这手法好比有的魔术师让你看他们的嘴，其实你本该看他们的手。可我骗不了特蕾西。我走下台时看见她了，她双臂叉在胸前、鼻孔朝天地站在舞台侧翼。她比所有人都优秀，她妈妈的厨房留言板上挂满了金色奖牌，即便如此，她从不满足，她还想要“我”这个类别（“歌舞”）里的金奖，虽说她唱一个音都费劲。无法理解。我真心觉得如果我能像特蕾西跳得那么好，我肯定别无他求了。说到节奏感，有的姑娘四肢有，有的姑娘髋关节或小小的臀部有，可她每条韧带都有，也许每个细胞都有。她的每个动作都有孩子们梦寐以求的干脆和精准，她的身体可以和任何拍号自行协调，无论多么复杂。也许你可以说她有时候精准过了头，不是太有想象力，或缺乏灵魂。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挑她舞蹈技巧上的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对特蕾西的技巧抱有敬畏之心。她懂得掌握任何事情的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