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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儿时想从母亲那里得到什么呢？百依百顺。
噢，这话说得既好听，又合理，又高尚：女人有权安排她的生活、她的抱负、她的需求，等等等等（我自己一直要求的就是这些），可作为一个孩子，不对，真相是一场消耗战，理性全无，一点也没有，你想要母亲永远承认她是你的母亲，唯一的母亲，承认她和生活中其他事物的战斗业已结束。她要放下武器，来到你身边。如果她拒绝如此，那就真的是战争了，我和我妈之间就是一场战争。成年后我才发自肺腑地钦佩她，钦佩她不遗余力在这个世界上刨出一点属于她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她生命最后的苦痛年月。我年幼时，她拒绝顺着我，这叫我无法理解，很受伤害，特别是她通常拒绝的理由都让我不能接受。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没有工作（当时还没有），她跟娘家人也不来往。在我看来，她有的是时间。可就算这样她也不对我千随百顺！我对她最早的记忆是一个策划从我这里、从母亲这个角色里逃跑的女人。我同情我爸。他还很年轻，他爱她，他想生更多的孩子（他们每天都为这吵），但在这件事情上，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我妈都拒绝让步。她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她外婆生了十一个。她不想倒退到那种生活。她觉得我爸要更多的孩子是想套牢她，她想的基本没错，可这里的“套牢”不过是“爱”的另一种说法。他多么爱她！比她知道的或屑于知道的都更多。她是活在自己梦境中的人，默认周围所有人每时每刻都跟她一个想法。所以当她开始在身心两方面都超越我爸的时候（起初还缓缓的，后来越来越快），她自然以为他也在相同的时间经历着相同的过程。可他还是老样子。照顾我，爱着她，努力追上她，以他自己缓慢刻苦的方式读着《共产党宣言》。“有人带着《圣经》呐，”他骄傲地告诉我，“这是我的《圣经》。”话很感人，本想感动我妈的，可我已经注意到，他似乎永远在读这同一本书，没什么别的书，他每节舞蹈课都带着它，可永远停留在开头的二十页。在婚姻的语境里，这是一个表示浪漫的举动：他俩最初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议上相识的，在多利士山。可就连这也是误会一场，因为我爸去那儿纯粹是为了那些穿着短裙、没有宗教信仰、长相标致的左翼姑娘，我妈去那儿可真的是为了卡尔·马克思。我的童年在日渐悬殊的差距中度过。我看着我妈自学成才，迅速、轻松地把我爸甩在身后。我家休息室里的书架是我爸搭的，放满了二手书、开放大学的课本、政治学的书、历史学的书、研究种族的书、研究性别的书，每逢有邻居来坐坐，发现这堆奇怪的藏书时，我爸都喜欢称它们为“主义们”。
礼拜六是她“不用管事”的日子。不用管什么？不用管我们。她得专攻她的主义们。所以等我爸带我上完舞蹈课，我们得想法子继续游荡，找点事儿做做，直到晚饭时间才能回家。转好几辆公交车往南去，去到泰晤士河以南很远的地方，到我妈的哥哥、我爸的挚友——朗伯舅舅的家里去。这成了我们的老习惯。他在我妈家里排行老大，也是她娘家我唯一见过面的人。当年我外婆离开老家投奔英格兰，在一家敬老院当清洁工，是他一手带大了我妈和其他弟妹。他懂我爸的苦衷。
“我朝她走一步，”盛夏的一天，我听见我爸抱怨说，“她就往回退一步！”
“ 辣 （拿）她 莫 （没）有办法。老是 辣 （ 那 ）样。”
我在花园里，周围种着土豆。真的是农田，没有哪样是用来装饰的，没有哪样是用来观赏的，一切都是为了吃，种成长长的一直溜儿，绑在竹签上。农田的尽头是室外厕所——我在英格兰看见的最后一个。朗伯舅舅和我爸坐在后门那儿的折叠躺椅上抽大麻。他们是老朋友了，朗伯是我爸妈结婚照里唯一的家属；他俩在工作上也有共同语言：朗伯是个邮差，我爸是皇家邮政派发部的经理。两人都是冷幽默，都胸无大志，我妈对这俩都瞧不上眼。他俩吸着大麻，埋怨我妈的不可理喻之处，我把手臂穿过土豆藤，让它们绕在我的手腕上。我觉得朗伯的大多数植物都有咄咄逼人之势，有两个我那么高，他种的一切都长势疯狂：密密麻麻的蔓生植物，高高的草，臃肿的葫芦。在伦敦南部，这土质算是好的了，伦敦北部的土壤含的黏土太多，可当时我还不懂，搞不清这里那里的：我以为到了朗伯家就是到了牙买加，朗伯的花园在我看来就像牙买加，闻着也像牙买加，你在那儿吃椰子甜糕。就算现在回想起来，朗伯的花园也总是够热的，我口渴，害怕虫子。园子狭长，面朝南方，室外厕所紧靠右手边的篱笆，所以你可以看着日头落到厕所后面，让空气如涟漪般荡漾。我特想上厕所，但宁可死死憋着，直到我们再次回到伦敦北部——我害怕那间厕所。地板是木头的，植物从木板缝里长出来——草叶，蓟，你跳上坑位时还有一朵蒲公英的头状花絮拂过你的膝盖。蜘蛛网结在角落里。这是个又丰饶又衰败的园子：番茄熟过了头，大麻太熏，土鳖虫藏在最下面。朗伯一个人住在那里，我觉得那里是等死的地方。就算在那个年纪，我也觉得我爸好奇怪：他竟会跑上八英里去朗伯家寻求安慰，可朗伯自己已然是他惧怕得不行的没人搭理的状态了。
园子里都是一排排的蔬菜，走得我没趣了，我往回溜达时看着两个男人演技拙劣地把大麻烟卷藏在手心里。
“你无聊了？”朗伯问。我承认是挺没劲的。
“以前 介 （这）房子里都是崽子，”朗伯说，“可现在孩子也有孩子了。”
我想象的画面是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怀里抱着婴儿：我觉得伦敦南部的人就是这种宿命。我知道我妈离家就是为了逃避那一切，就是为了她女儿不会还没长大就变成孩儿妈，因为她女儿活着不仅为了生存，和我妈一样，她要茁壮成长，学习很多不必要的技能，比如踢踏舞。我爸向我伸出手来，我爬上他的膝头，用手覆上他越长越大的秃斑，感受他梳头时盖在秃斑上的湿哒哒的小股头发。
“她胆小，呃？你不怕你的朗伯舅舅吧？”
朗伯的眼睛充着血，他的雀斑和我的很像，但起了泡；他的脸圆圆的，表情和蔼，浅棕色的眼睛据说证实了家谱里有中国血统。可我怕他。除了圣诞节，我妈自己从不拜访朗伯，可她莫名地坚持让我爸和我去看看他，不过有附加条件：我们得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被“拽回去”。拽回到哪里去？我绕在我爸身上，骑到了他背上，看见他颈背处留着的一小撮长发——他无论如何都坚持要留。虽说我爸只有三十几岁，可我从没见过他满头头发的样子，从不知道他原本是金发，也从不知道他也会长白发。我所看到的是这染上去的栗色，如果你摸一摸，颜色就会沾到手指上，我见过它从哪儿来——澡盆边上有一个浅浅的、打开的圆罐子，边缘是一圈棕色的油膏，中间的一块已经用光，像极了我爸的脑袋。
“她需要陪伴，”他很苦恼，“书没意思，对吧？电影也没意思。真人才好呀。”
“对 辣 （那）女人 莫 （没）有办法。她小时候我就知道。她是犟脾气。”
说得没错。什么都拿她没办法。我们到家时，她在看开放大学的公开课，手里拿着便笺本和铅笔，美丽、安详，蜷在沙发上，光着的脚垫在屁股下，可她一扭头，我就看出她恼了，我们回来得太早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平静，更多的安宁，让她好学习。我们是恣意破坏神殿的流氓。她学的是“社会学与政治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