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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说说教堂了,还有伊莎贝尔小姐。朴实的十九世纪建筑,门面装点着巨大的沙色石块,跟你在更简陋的房子上看到的便宜覆面差不多(尽管不是),室内朴素如谷仓,顶上有漂亮的尖顶。它叫圣克里斯托弗 教堂。它简直就像我们唱着歌谣用手指头比划出来的教堂:

这里有座教堂

这里是它的尖顶

打开门

所有人都在

彩色玻璃窗上描述了圣克里斯托弗把小耶稣扛在肩上过河的故事。画得可真简陋:圣人看着像只有一条胳膊的残疾人。原来的窗户在战时碎掉了。圣克里斯托弗教堂对面是一栋高层的公租房,声名狼藉,特蕾西就住在里面。(我家更好一点,楼层低,隔着一条街。)公租房建于六十年代,取代了被炮弹摧毁的一排维多利亚式建筑——就是炸毁教堂的同一轮轰炸,但两幢建筑之间的纽带从此断裂。教堂无法吸引路对面的居民信仰上帝,于是做了务实的决定,生出多种功能:蹒跚学步娃娃的操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驾照培训。这些都很受欢迎,办得风生水起,但礼拜六早上的舞蹈课是新开设的,没人知道好还是不好。课程本身只要两英镑半,但妈妈们对芭蕾舞鞋的市场价格嚼着舌头,一个女人听说是三英镑,另一个听说是七英镑,有人发誓说唯一能买到芭蕾舞鞋的地方是考文特花园的弗里德品牌店,但凡你瞧一眼,他们就得收你十英镑——那么“踢踏舞”穿什么鞋,“现代舞”又穿什么鞋呢?跳现代舞可以穿芭蕾舞鞋吗?什么才叫现代舞?你没人可问,没人是过来人,你进退维谷。少见哪个母亲有那个好奇心照着钉在附近树上的自制小传单上的号码打过去。因为害怕自制小传单,很多有可能成为优秀舞者的姑娘没能走出那条街。

我妈就是少数派:自制小传单吓不倒她。她对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性有着了不起的直觉。比方说,她知道在汽车后备厢旧货市场 (尽管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样),你能发现更上档次的人,以及他们翻烂了的“企鹅”平装本(有时是奥威尔的书)、他们用旧了的陶瓷药片盒、他们摔裂了的康沃尔郡陶器、他们不要了的陶轮。我们的公寓里满是这种东西。我们家可没有挂着晶晶亮的人造露水的塑料花,也没有水晶摆件。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就连我讨厌的东西(比如我妈的平底凉鞋),在我们想要吸引的人眼里往往就成了有吸引力的,我学会了不去质疑她的方法,就算满怀羞耻感。开课前的一周,我听到她在逼仄的厨房里用优雅的腔调说话,可等她挂掉电话,答案就都有了:芭蕾舞鞋五个英镑——如果你去市郊的大卖场买,而不是去市里买。踢踏舞鞋可以再等等。芭蕾舞鞋可以用来跳现代舞。什么是现代舞?她没问。她只扮演关心子女的家长,但从来不当无知的家长。

我爸被派去买鞋。皮革的粉色比我想要的浅,像猫肚子的颜色,鞋底像花灰色的猫舌头,也没有长长的一路交叉到脚踝的粉色丝绸蝴蝶结,没有,只有一条可悲的小松紧带,我爸自己缝上去的。我痛不欲生。可也许它也像平底凉鞋一样,是为了格调高雅故意走“简洁”路线的?我还能这样自我安慰,直到走进大厅——老师让我们在塑料椅子那儿换好舞蹈服,然后到对面墙的练功扶手那儿去。几乎所有人都穿着粉色的绸缎鞋,而不是我脚丫子塞进的浅粉色猪皮鞋,有的孩子(我知道的领救济金的姑娘,没有父亲的姑娘,或者既领救济金又没有父亲的姑娘)鞋上还有长长的缎带,交叉地绕在她们的脚踝上。站在我旁边、左脚伸在母亲手里的特蕾西,她的鞋两样都占上了:深粉色的丝带纵横交错。还有一件肥大的芭蕾舞短裙,这是其他人做梦都没想过的东西,效果无异于第一次游泳课就穿着潜水服。再说说伊莎贝尔小姐,她长相甜美、为人友善,可就是老,大概四十五岁那么老了。真叫人失望。她体格结实,看着像农民的老婆而不像芭蕾舞者,浑身上下都是粉色和黄色,粉色和黄色。她的头发是黄的,不是金色,黄得像金丝雀。她的皮肤粉粉的,藕粉色,现在想起来,她可能是得了红斑痤疮。她的紧身舞衣是粉色的,田径裤是粉色的,芭蕾舞无扣式开衫是粉色马海毛的,可她的鞋子是黄色丝绸的,色调和头发一致。这一点我也难以释怀。怎么会有黄色!她旁边的角落里坐着个白种老男人,戴着软毡帽,弹一架直立式钢琴,弹的是《夜与日》,这曲子我喜欢,我很得意能听出来。这些老歌是从我爸那儿听来的,我爷爷曾是个机灵的酒吧驻唱,(我爸认为)他小偷小摸是因为创作欲望受了挫,至少是部分的原因。弹钢琴的人叫布思先生。他弹琴时我响亮地跟着哼唱,哼哼时加了不少颤音,希望有人听见。我唱歌比跳舞强(我一点都跳不好),不过我对自己会唱歌这事儿太过得意,我知道我妈觉得很讨厌。唱歌是我天生就会的,但女人天生就会的东西都不能取悦我妈,完全不能。要她说,那你会呼吸、会走路、会生孩子还嘚瑟喽?

我们的母亲起着扶手和脚架的功能。我们一只手搭在她们肩头,一只脚搁在她们弯曲的膝盖上。此刻我把身体交给了我妈(抬起、拉住、抓紧、挺直、松开),但我的心思全在特蕾西身上,在她芭蕾舞鞋的鞋底上,我现在看见弗里德的字样清清楚楚地印在皮革上。她的足弓像飞舞的蜂鸟,自成曲线。我的脚又宽又平,每换一个姿势都仿佛吱嘎作响。我像个学走路年纪的娃娃非要摆齐木头积木。舞起来,舞起来,舞起来,伊莎贝尔说,是呀,那是可爱的特蕾西。称赞声让特蕾西猛地扭过头来,她小小的猪鼻子张得老大。除了这点,她是完美的,我着了迷。她的妈妈也一样着迷,对舞蹈课的投入是“她的为母之道”贯彻始终的特点。她比其他妈妈来得都多,在场时,她的注意力很少离开女儿的脚。我妈的注意力总在别处。坐着无所事事,她从来做不到,她总在学什么。比方说,她可能手里拿着《黑色雅各宾派》带我来上课,等我找她帮忙换下芭蕾舞鞋、换上踢踏舞鞋的时候,一百页已经读完了。后来,我爸接手后,他要么睡一觉,要么“出去走走”——作为家长,这是去教堂院子里抽烟的委婉表达。

在认识初期,我们非敌非友,连熟人也算不上:我们很少说话。可我们总是相互在意,无形的纽带将我们维系,让我们没法儿跟其他人太热络。真要说的话,我跟莉莉·宾厄姆的话更多(她和我一个学校),而特蕾西的备选是悲催的老丹妮卡·巴比克——她穿着有破洞的紧身衣,说话口音很重,和特蕾西住在一个楼道。不过,尽管我们在课上和这些白人姑娘嬉笑打闹,尽管她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是我们的焦点、我们最关注的人(我们在她们眼里也算得上好友),可一到喝饮料吃饼干的课间休息时间,特蕾西和我每次都会有意无意地站到一起,像两片铁屑被磁铁吸引。

结果不只是我对特蕾西的家庭好奇,她对我的家庭也很好奇,她用权威的口气说,我们两家有些事情“弄反了”。有一天的课间休息,我一边急着把饼干浸入橙汁,一边听她的理论。“别人家都是爸爸做的。”她说,因为我知道她说得多半在理,所以也想不出别的话可说。“你爸是白人意味着……”她还在说,可就在那时莉莉·宾厄姆来了,站在我们旁边,于是我始终没明白爸爸是白人意味着什么。莉莉身材瘦长,比其他人高一个头。她有又长又直的金发、红润的脸颊,性格开朗外向,在我和特蕾西两人的眼里,这都是托了埃克塞特路二十九号那栋白色房子的福。我最近刚被邀请去过,急切地向从没受邀去过的特蕾西汇报,里面有私家花园,有装满“零钱”的巨大果酱罐,有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斯沃奇手表挂在卧室墙上。所以,有些话不能在莉莉·宾厄姆面前说,于是特蕾西闭上嘴,鼻孔朝天,穿过房间问她妈妈讨芭蕾舞鞋去了。 wIoLGSDmtruuavcJO9eyN9VzYWuEHCpQkJ7dGVh7fJLneV7rq6oQkn3sdNNogf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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