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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九八二年的所有礼拜六都能记作一天，那我就是在那个礼拜六的上午十点遇到的特蕾西，当时我正走过铺了沙色砾石的教堂院子，两人都牵着母亲的手。还有很多别的姑娘在场，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哪里相似，哪里不同，姑娘们就这样。我们的棕色皮肤完全一样深浅——就像同一块褐色料子分成了我俩，我们的雀斑分布在同样的地方，身高也相仿。但我表情生硬、一脸苦相，长着严肃的长鼻子，眼角下垂，嘴角也是。特蕾西是圆脸，神气活现，像肤色黑一点的秀兰·邓波儿，可就是鼻子跟我一样不好看，我一眼就瞧出来了，可笑的鼻子——像小猪一样鼻孔朝天。可爱是可爱，但也不怎么雅观：她永远都在展示两个鼻孔。鼻子上我们打了个平手。头发上她则赢得全面胜利。她有打着卷的齐臀鬈发，扎成了两股辫子，用什么油抹得锃亮，辫梢扎着黄色丝绸蝴蝶结。黄色丝绸蝴蝶结是我妈不了解的玩意。她用黑色发带把我的爆炸头扎成一个蘑菇云顶在脑后。我妈是女权主义者。她自己的发型是半英寸的非洲头，脑壳形状完美，她从不化妆，我们娘儿俩穿衣也是尽可能朴素。你要长得像纳芙蒂蒂
，头发什么样就无所谓了。化妆品、保养品、金银珠宝、昂贵服饰，她统统不需要，这样一来，她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和审美情趣就完美而方便地统一了。配饰只会破坏她的风格，包括（或者说当时我认为包括）她身边七岁的马脸丫头。看着特蕾西，我诊断出相反的问题：她的妈妈是白人，肥胖，深受痤疮折磨。她稀疏的金发紧紧系在脑后——我妈管这叫“基尔伯恩面部提拉式发型”。但特蕾西的魅力扭转了败局：她是她妈妈最醒目的配饰。这家人的风格虽然不是我妈喜欢的类型，却让我着迷：商标、镀锡手镯和耳环，各种水钻，还有我妈拒绝承认存于世间的那种名贵运动鞋——“那不是鞋子”。除了相貌，我们两家就半斤八两了。我们都住公租房，都不拿救济金。（这事儿上我妈很自豪，特蕾西妈妈很愤慨：她试了好多次都没能“搞到残疾抚恤金”。）在我妈看来，正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让品味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她的穿衣风格属于尚未到来、但她期待到来的未来。于是她穿毫无特点的白色亚麻裤子、蓝白相间的条纹T恤、磨破的平底凉鞋，留着朴素美的非洲头——一切都那么不起眼，那么低调，和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有朝一日我们会“离开这里”，她会完成学业，化身真正的“激进潮人”
，或许会和安吉拉·戴维斯
、格洛丽亚·斯坦恩
相提并论……草底鞋也是这幅宏伟蓝图的一部分，暗暗指向更高级的概念。我穿得土里土气，展现了母亲对我的出色家教——在我妈向往的圈子里，把你的女儿打扮成小婊子的模样会被视为格调低下。唯有在这个层面上，我才称得上配饰。但特蕾西系着令人激动的黄色蝴蝶结，穿着沙沙作响的百褶裙和露出几寸稚嫩的栗壳色肚皮的露脐装，是她妈妈理直气壮的心愿与寄托，她唯一的快乐。妈妈和女儿们在教堂入口狭路相逢时，我们和这对母女挤到了一起，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特蕾西妈妈把女儿推到自己身前，推到我们前面，她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屏障，把我们挡在后面时手臂上的肉晃来荡去，直到她又自豪又忧虑地出现在伊莎贝尔小姐的舞蹈课上，准备将她宝贵的货物托付给别人临时照料。相比之下，我妈虽然带我去了，却一副厌烦的表情，牢骚满腹，她觉得舞蹈课荒唐可笑，她不如干点别的。她瘫坐在沿着左墙一字排开的塑料椅子上，掩饰不住对整项活动的鄙视之情。若干个礼拜六后有了变化，我爸接手了。我等着特蕾西爸爸来接手，但他从不出现。实际上，如我妈所料，没有“特蕾西爸爸”这回事，至少在传统的、已婚的角度而言没有。这，同样也属于格调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