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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的母亲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毛病，或者说在外人看来像漫不经心，可我们却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在学校教师的眼里，我们的母亲连出席家长会这种事也不放在心上。家长会上，教师们坐在一排排的桌子边，放空目光，耐心地等待着这些从不出席的母亲。我们的母亲被教师告状孩子在操场上撒野时，她们并不斥责我们，而是冲着老师大吼大叫。我知道每当这时，她们肯定显得没心没肺。可我们对母亲有更深的了解。我们知道，她们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害怕学校，和我们现在一样，害怕专横的规章守则，感觉这些规矩让她们丢了脸，害怕她们买不起的新制服，害怕教师莫名地热衷于不停轻声纠正她们操的土话或伦敦东区口音，害怕她们横竖都做不好任何事的感觉。“被约谈”引发了深深的焦虑——以前为了她们是谁、她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现在为了她们孩子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母亲从没真正摆脱过这种恐惧，她们中的很多人自己还是半大的孩子时就成了我们的母亲。所以“家长会”在她们看来和“留校教育”差不多。依旧是个可能丢人现眼的场合。不同之处在于，现在她们长大了，谁也不能强迫她们出席了。
我说的是“我们的母亲”，可我妈当然不在此列：她愤怒，但不羞耻。她总是参加家长会。那年，家长会不知怎么安排在了情人节：大厅装饰得挺矫情，墙上钉了粉色鸡心纸，每张课桌都显摆着皱皱巴巴的卫生纸做的蔫儿吧唧的玫瑰花，下面的花茎是一根绿色的烟斗通条。我跟着她，她在教室里绕场一周，威吓教师，无视这些教师想聊聊我学业进展情况的一切努力，相反，她作了一系列的即兴演讲，学校管理层怎么无能，地方议会怎么盲目愚昧，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有色教师”——我想这是我头一次听说“有色”这个新的委婉用语。那些可怜的教师紧紧抓住课桌的边缘，仿佛小命就要不保。情到深处，她为了强调某个观点一拳头砸在课桌上，纸玫瑰和铅笔们撒落一地：“这些孩子值得更多的倾注！”“这些孩子”并非在指我。这一幕我历历在目，她盛气凌人，像个女王！给她当女儿我真自豪，给这片街区唯一没有羞耻感的母亲当女儿。我俩秋风扫落叶一般出了大厅，我妈得意凯旋，我满腔敬畏，对我的在校表现一概不知。
我还真记得一个令她羞耻的场合，那是圣诞前的几天，礼拜六的傍晚时分，舞蹈课结束了，朗伯舅舅家也去过了，我和特蕾西在我家一遍遍地看弗雷德和金姬的一套舞步——《重整旗鼓》。特蕾西立志有朝一日自己跳出整套舞步（这事儿在我看来好比把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壁画画到自家卧室的天花板上），虽说她只练过男步，可我俩谁也没想学一学金姬的女步。特蕾西站在客厅门口跳踢踏舞（地上没有铺地毯），我跪在录像机旁边想倒带就倒带，想暂停就暂停。我妈在厨房，坐在高脚凳上学习。四点左右，我爸反常地“出门了”，没有解释，就是“出门了”，没交待干什么，我也想不出有什么跑腿的活儿要他干。当中我大着胆子进厨房拿了两杯饮料。往常我妈会塞着耳塞俯在书上，完全注意不到我，可这次我发现她凝视着窗外，脸上挂着眼泪。她看见我时吓得魂都没了，仿佛我是个鬼魂。
“他们来了。”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顺着她视线的方向，看见我爸领着两个白皮肤年轻人穿过公租房，一个是约莫二十岁的小伙，一个是大概十五六岁的姑娘。
“谁来了？”
“你爸希望你见的人。”
我想，她感受到羞耻是因为事态不在她的掌控：她无法左右局势，也无法从中保护我，唯独这次，没她什么事。于是她快步去客厅让特蕾西回家，可特蕾西故意慢吞吞地收拾东西：她想好好看一眼他们。他们真是奇葩。靠近了看，小伙留着乱蓬蓬的金发，蓄着胡子，穿着又脏又丑又旧的衣服，牛仔裤打着补丁，破烂的帆布背包上别着好些个摇滚乐队的徽章：他穷，可他似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姑娘也是奇装异服，但整洁一些，她真的“白得像雪”，就像童话里说的，顶着夸张的黑色波波头，前额剪平，齐耳。她一身黑衣，脚踏黑色马丁靴，个头娇小，眉清目秀——除了她想用一身黑衣掩饰的难看的大胸。我和特蕾西站着直勾勾地看他们。“你该回家了。”我爸对特蕾西说。我目送她离去，意识到不管怎样她都是我重要的盟友，那一刻失去了她，我顿觉自己毫无防御能力。白皮肤的少男少女轻手轻脚地走进我们小小的客厅。我爸让他们坐，可只有姑娘坐下了。我妈平时是个毫不神经质的人，这回张皇失措，说话结结巴巴，吓着我了。小伙叫约翰，不愿意坐下来。我妈想劝他坐，他既不看她，也不搭腔，然后我爸一反常态提高了嗓门，我们就看着约翰大步流星走了出去。我跑去阳台，看见他在下面的公共绿地上，哪儿也没去（他得等姑娘），在身旁一小圈乱踩乱跺，嘎扎嘎扎碾碎脚下的白霜。就剩下姑娘了。她叫艾玛。我回来时，我妈让我坐在她身边。“这是你的姐姐。”我爸说完就去泡茶了。我妈站在圣诞树旁，假装整理树上的灯。那姑娘转向我，我们四目相对。就我所见，我俩毫无共性，整桩事情只有荒唐二字可以形容，我看得出这个叫艾玛的人也是这么想的。除了我俩一黑一白这个明显到好笑的事实，其他也都不同：我是大骨架，她是窄身段；我在同龄人中是高个子，她在同龄人中是小身板；我的眼睛大大的，棕色，她的眼睛细长，绿色。但同时，我感觉我俩都看出来了：下坠的嘴角，悲伤的眼睛。我记得我脑子里一团浆糊，我没问自己诸如这样的问题：谁是这个艾玛的妈妈，或者，她是什么时候、怎么会认识我爸的。我的脑子转不过来了。我只是想：他生了我这样的，还生了她那样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怎么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我爸端着一碟茶回来了。
“咳，这事儿有点突然，是吧？”他边说边把茶杯递给艾玛。“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突然。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可你知道你妈突然决定……唉，她是想一出是一出的女人，没错吧？”我姐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爸，他立马打住了本想说的话，转而随便闲聊起来。“噢，我知道艾玛还跳芭蕾舞呢。你俩有共同语言了。她在皇家芭蕾待过一阵子，全额奖学金，但不得不停下来。”
他的意思是，在舞台上跳舞？在考文特花园？作为主角？或者按特蕾西的说法，在伴舞的“尸体”的行列？可是不对啊，“奖学金”三个字听起来像是在说学校的事。那么，有“皇家芭蕾学校”这种地方吗？可是如果真有，为什么 我 没被送去？还有如果这个艾玛被送去了，谁付的钱？她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她的胸太大？还是子弹射向了她的大腿？
“也许有一天你俩会一起跳舞！”我妈打破了沉默，这种充满母性的废话，她很少说。艾玛抬起头胆怯地看着我妈（这是她头一次敢正眼看她），不管她看见的是什么表情都足以使她魂飞魄散：她的泪水决堤了。我妈离开了房间。我爸对我说：“出去转悠转悠吧。去吧。穿好外套。”
我溜下沙发，抓起挂衣钩上的粗呢大衣，出去了。我沿着走道，试图把我知之甚少的父亲的过往和这新的现实拼合在一起。他来自白教堂，伦敦东区的一个大家庭，虽然不像我妈的家庭那么大，但也差得不多，他的父亲犯了点小事儿，在监狱里进进出出，我妈有一次向我解释，这就是我爸为什么对我的童年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原因：烧饭，送我上学，带我去舞蹈课，准备我的午餐等等——在当时，这些活儿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很不寻常。我是他对自己童年的弥补、报偿。我也知道，他自己有阵子“不太好”。有一回，我们在看电视，正好放了有关克雷兄弟
的事情，我爸若无其事地说，“噢好吧，人人都认识他们，那时候你没办法不认识他们。”他的很多兄弟姐妹都“不太好”，整个伦敦东区都“不太好”，一切都强化了我的这个想法：我们生活的伦敦一角是位于一片大沼泽之上、空气清新的小山峰，四面八方都有可能把你拽入真正的贫穷和犯罪的危险。可没人提过儿子和女儿。
我下楼到了公共绿地，倚在一根混凝土柱子上看着我的“哥哥”踢起一小片一小片半冻的草皮。长头发、长胡须，还有那张长长的脸，我觉得他挺像成年的耶稣——伊莎贝尔小姐教我们舞蹈课的地方，墙上有一个十字架，我只在那儿见过耶稣的脸。和我对那姑娘的反应不同（总觉得我哪儿被忽悠了），看着这个小伙，我感觉我无法否认他的存在天经地义。没错，他肯定是我爸的儿子，只要见过他的人就会明白这个理。没理的是我。冷冰冰的现实攫住了我：把声音当作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从嗓子眼里剥离出来的本能此时再度觉醒，我看着这个小伙想：是啊，他是对的，我是错的，真有意思呀。我想我可以把自己当作正规军，把小伙当成冒牌货，可我没那么做。
他转身发现了我。他脸上的神情告诉我，他在同情我。他努力示好于我，跟我在混凝土柱子周围玩起了捉迷藏，我感动不已。每当他乱蓬蓬的金发脑袋从障碍物后冒出来，我都有那种魂灵出窍的感觉：这是我爸的儿子，看着就像我爸的儿子，有趣吧？我俩玩着玩着就听见楼上传来咆哮声。我试着不去理会，可我的新玩伴停下了奔跑的脚步，站在阳台下面听。突然间，愤怒又在他眼中闪过，他对我说：“我告诉你吧：他谁也不关心。他表里不一。他脑子进水。娶了个黑娘们！”
然后那个姑娘就从楼梯上跑下来了。没人追她，我爸我妈都没追。她还在哭。她跑向小伙，两人拥抱，就这么相拥着穿过草坪出了公租房。雪轻轻地下。我看着他们走。我爸去世后我才再次见到他们，我的整个童年都没人再提起这事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这是一场幻觉，或者也许是我看了什么糟糕的电影胡编乱造出来的。特蕾西问起这事，我如实说了，但也没少发挥：我说威尔斯登大道上我们每天都路过的一栋带蓝色破遮阳篷的房子就是皇家芭蕾学校，说我漂亮残暴的白人姐姐就去了那儿，说她如日中天，但连从窗户冲我挥挥手都不愿意，你能相信吗？她听时，我见她脸上有将信将疑的神色，主要通过两个鼻孔表达。当然啦，特蕾西很有可能进去过那栋房子，也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地方：破旧的活动举办场所，当地很多便宜的婚礼就在这里举办，有时候也用作赌博游戏厅。几个礼拜后，我坐在我妈可笑的车后座（一辆法国风十足的雪铁龙2CV小白车，公路税付讫证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呼吁核裁军的贴纸），我看见一个半埋在网纱和长鬈发里的丑八怪新娘站在我的皇家芭蕾学校外，抽着烟，可我没让这番景象渗透我的幻想。那时，我朋友对真相麻木不仁的做派已经传染给了我。现在，仿佛我们想同时坐上一个跷跷板，两头都不能太用力，一种微妙的平衡形成了。我可以编造邪恶的芭蕾舞女演员，她可以讲她爸伴舞的故事。也许我从未摆脱添枝加叶的习惯。二十年后一顿令人头疼的午餐上，我跟我妈再次提起我幽灵一样的哥哥姐姐的事情，她叹口气，点了根烟说：“想必你添油加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