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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年代早期，年轻的伊恩·麦克尤恩从外省来到伦敦。他把那时的自己形容成一只“乡下老鼠”，整天问自己：“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我怎么才能变成一头狮子？我得吼！”
他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与他的终身好友，文坛名门之后马丁·艾米斯相比，一九四八年诞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普通家庭的麦克尤恩，家庭出身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就读的大学也不是牛津剑桥那样的名校。阶层差异一向是英国社会的关键词，麦克尤恩在他日后的小说创作中能精准地把握这种特性，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初入文坛时，麦克尤恩的策略是抛出一连串题材诡异、挑战读者接受底线的短篇小说，以“恐怖伊恩”的姿态“吼”进了伦敦文坛，1975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短篇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就得到了毛姆文学奖。
那时，麦克尤恩的小说，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尖锐的，实验性的。他的名字往往与“人性阴暗面”、“伦理禁忌区”和“题材敏感带”连在一起，《只爱陌生人》、《床笫之间》和《水泥花园》等作品都具有强烈的黑色意味。随着八十年代各种文化运动退潮，麦克尤恩对于不断翻新文学实验的创作，似乎也感到了厌倦。经过好几年几乎没有作品问世的创作瓶颈期，复出之后的麦克尤恩调整了方向，将早期的文学实验融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作品的信息量明显增大，而且显然有重新找回故事的戏剧性传统的趋势。也就是说，人到中年的麦克尤恩，尽管思维依然犀利，却开始收敛“吼叫”的姿势，转而化为冷静的叙述。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更为温和通达，从原先关注问题的尖锐性，变成更关注问题的复杂性。
此后的麦克尤恩持续高产。他的长篇小说多次进入布克奖短名单，其中《阿姆斯特丹》在一九九八年获奖。有趣的是，紧接着《阿姆斯特丹》之后，麦克尤恩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长篇再度被提名布克奖，却没能蝉联，反而在美国得到全美书评人协会大奖。此后的历史证明，这部小说在麦克尤恩的所有作品中，无论是根据文学专家的评价体系，还是根据图书市场上的反响，成绩都是最突出的。在近年来全世界各种机构评选的“最杰出英语小说”中，它也常常跟很多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并列在一起，跻身“当代名著”行列。这部小说就是《赎罪》。
《赎罪》全文二十五万字，结构上分成三个部分加一个尾声。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结构并不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将故事情节分段，而且每个部分都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匹配了不同的文体风格。不同的视角各司其职，轮流把一个故事讲完——但最后把它们拼接到一起之后，你又会发现，真相反而变得难以捉摸。因此，阅读《赎罪》的重点，就是看看叙述的魔法是如何达成的。
小说的第一部完全按照传统的全能视角展开，整个文本都洋溢着英国古典小说的氛围：精致，优雅，周密，准确而精密地展示微妙的人物关系。我们跟着叙述走进一九三五年的英国南部的庄园。当时，二战迫在眉睫，读者能从各种细节中感觉到，整个庄园在山雨欲来之前努力保持着秩序井然。首先出场的是塔利斯家的二小姐，十三岁的布里奥妮。这是个早熟而狂热的文学青年，刚刚写完处女作，一个将霍乱与爱情纠缠在一起的哥特式剧本，描述富家小姐跟外来的男人私奔。布里奥妮非但写了剧本，而且兴致勃勃地指挥她家里的三个亲戚——表姐罗拉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弟弟——把这个剧本演出来。在布里奥妮以及读者的眼里，姐弟三人的另一个任务，似乎是充当完美的塔利斯家的反衬。因为他们的父母即将离婚，姐弟三人前途未卜，整个家庭都陷入混乱和恐慌中。目前，这几个孩子只能暂时寄居在塔利斯家的豪宅里。值得注意的是，布里奥妮与其说迷恋“故事”，不如说热爱“秩序”，因为她认为“一个无序的世界完全可以在写作中条理化”，而她“对秩序的喜好也催生了公正的原则”。在她看来，死亡是道德沦丧者的专利，而婚姻是对好人的报答，必须到最后一页才出现。
接着，我们看到庄园的女主人塔利斯太太，她的行动轨迹和心理活动慢慢地在这幅秩序井然的画面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表面上，这是一个幸福而得体的女人，但我们很快发现，她的幸福，是以长期压抑的心理作为代价的——为了维持幸福感，她不得不将丈夫的出轨也纳入家常正轨，隐忍而麻木地继续操持家务。我们还看到，大少爷利昂带来了尊贵的客人，新近靠战争发迹的巧克力大亨保罗·马歇尔——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人设，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老钱”和“新钱”似乎在庄园里达成了完美的对接。
马歇尔到庄园来，多少带着一点来相亲的意思。从不少细节中，我们或许会猜想，他的目标是漂亮的大小姐塞西莉娅。但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塞西莉娅看不上马歇尔的暴发户嘴脸，她心里一直在琢磨的是另一个男人，管家的儿子罗比。
塞西莉娅跟罗比年貌相当，志趣相投，一看就知道是古典故事中合适的男女主角人选。在布里奥妮眼里，如果把姐姐和罗比的形象放到戏剧里，作为一对抽象的、浪漫的金童玉女，她也许可以接受。然而，她渐渐觉察到事情有一些异样，生活并不像戏剧那样简单。首先，她观察到塞西莉娅和罗比似乎闹了点别扭。不过，读者很快又通过塞西莉娅的视角得知，这对青年男女的情感正处在火山爆发前的临界点，他们的欲拒还迎、欲说还休，其实是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拉锯战。表面上，罗比和他的父亲是幸运的，塔利斯庄园的男主人慷慨地资助了罗比的学费，使他有机会跟塞西莉娅一起在剑桥念书。然而，阶层鸿沟深不见底，渗透在庄园里的各种生活细节中，罗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因此迟迟不敢正面接受塞西莉娅的情感。在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中，罗比写了封信，让布里奥妮交给塞西莉娅。可是，直到布里奥妮离开，罗比才猛然醒悟，装在信封里的那一张是他原先准备扔掉的，那里有直接热烈的表白，甚至不乏露骨的性指涉。而那封得体的、适合送到塞西莉娅手里的信却还放在他的打字机边。
塞西莉娅很快收到了这封信，但她也发现，布里奥妮事先偷偷拆开看过。事实上，布里奥妮非但看了，而且，以她一知半解的洞察力，她在这“粗鲁言辞”中感觉到某种危险。她觉得，“某种完完全全的人性化的东西，或者男性的东西，威胁到了她家的秩序”。不过，塞西莉娅顾不上谴责妹妹，因为信里滚烫的话语让她心潮起伏。
写到这里，小说在塞西莉娅和布里奥妮两人之间来回切换。在庄园里的藏书室里，布里奥妮突然发现塞西莉娅和罗比抱在一起，在做一些完全超越她理解能力的可怕的动作。这一幕给她极大的心理冲击，在她看来，罗比是在“袭击”她姐姐。紧接着，就好像电影回放一样，小说又通过塞西莉娅和罗比的视角把这一段重新写了一遍。我们知道，小说中的性描写，对于任何作家都是一种挑战。英国文学界之所以每年都会评选所谓的“最差性描写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常常具有争议性。《赎罪》中的这段性描写，不仅对于情节推进具有关键作用，而且处理得准确而优美，把这对情侣在极度压抑之后像礼花般绽放的激情，描写得异常动人。
我们看到，罗比“想象着自己在一个圆圆滑滑的山顶散步，那山顶悬浮于两座更高的山峰之间。他感觉悠然自得，有充分的时间到岩石边，一窥他即将跳下的悬崖峭壁。此刻一个清爽干净的地方吸引他跳入，但他是一个通晓世故的人。他走得开，他能等。他强迫自己去想那些他所知的最枯燥无味的东西——擦鞋匠，申请表，卧室地板的湿毛巾，还有一只积着一英寸雨水的朝天翻的垃圾桶盖，以及他的霍斯曼诗集封面上的一滴茶渍。这个珍贵的清单被她的声音打断了。她正在叫他，渴求他，在他耳边低语……此时此刻他和她在一起了，看到山坡上的石子穿过云层，向山底滚去……”
然而，少女布里奥妮无法理解她看到的这一切，她心里渐渐积累的敌意，即将在此后的情节中产生致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文本结构上看，这个在藏书室里发生的事件成为一个集中的爆发点，人物此后的命运都因为这一幕发生急剧改变。这种“麦克尤恩式瞬间”出现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
当天晚上，月黑风高，布里奥妮的表姐罗拉遭到强暴，庄园上上下下，主人客人都乱作一团，想找出罪魁祸首。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一切，布里奥妮武断地把她心目中的“色情狂”罗比推上了前台。在她的诱导下，罗拉含糊其辞地指认了罗比。布里奥妮进一步发挥她的戏剧天分，声称自己是目击证人，加油添醋地把案情补充完整。她甚至跑到姐姐房间里翻出了那封言辞热烈的情书，拿给警察充当证据。小说以冷静的笔触，描写布里奥妮如何一点点加固自己的谎言：从心理暗示到一时冲动之下的惊人之语，再到后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个谎言只能靠无数个谎言去证明，最后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连她自己都越来越相信，她真的曾经看到罗比犯下滔天罪行。在布里奥妮给自己设定的戏剧情境中，她成了闪闪发光的正义的化身。而庄园里其他沉默的人们，在无形中也当了布里奥妮的帮凶——因为在这个达官贵人的世界里，管家的儿子罗比是地位最卑微的一个，把他推出来当替罪羊是最合理的选择。
惟一相信罗比无辜的是塞西莉娅。罗比被押去坐牢，而塞西莉娅毅然与家族切断联系，第一部至此结束。当小说的第二部拉开大幕时，叙事空间已经换到了五年之后的敦刻尔克。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是二战中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军的闪电攻势下溃败，英军被迫在法国东北部的敦刻尔克自救，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在历史书上，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英军成功撤出了主力部队，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实力。但是，在撤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大量无名的小人物湮没在其中，虚化成一个伤亡数字。他们承受的折磨和伤痛，或许只有通过虚构，才能略微想象。
罗比就在等待撤退的军队中。第二部依然是第三人称叙述，但不再是全知全能，叙述紧跟着罗比的视角展开。我们逐渐从叙述中得知，惟有参军，才能让罗比免去牢狱之苦，于是他跟着部队一步步走到敦刻尔克。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撤退前夕的“令人战栗的惨状”，身边到处是尸体，而他自己，手里握着刚从尸体身上搜出来的地图。在根据《赎罪》改编的电影中，战场上令人窒息的状况用一个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一层层展现。这是一个写进电影史的经典镜头，而产生这个镜头的文学基础，正是小说第二部中的异常冷静的叙述。
比起第一部中相对繁复、舒缓且精致的节奏，第二部的文体完全是另一种面貌。麦克尤恩说过，“在战场上，从句是找不到位置的”。所以我们在第二部中看到大量海明威式的简洁有力的短句。通过罗比的眼睛，我们看到敦刻尔克艰难的生存条件，身边随时有轰炸，前方到处是危险；通过罗比的思绪，我们感受着他对塞西莉娅的思念——从罗比入狱到入伍，塞西莉娅排除万难来探望他，送别他，而且从未间断过与他的通信。在信中，塞西莉娅点明了第一部中含蓄隐藏的真相：“他们伤害了你，他们所有的人。他们毁了你的人生，也就毁了我的人生。他们居然宁愿去相信一个白痴一样的歇斯底里的女孩的证词。其实，正是他们在鼓励她，不给她反悔的余地。”
置身于残酷的环境中，真相在回忆中渐渐浮出水面。在废墟中等待营救的时刻，罗比突然想到了庄园中的往事。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十岁的布里奥妮曾经故意当着罗比的面跳进池塘，逼着罗比冒着危险跳进水里把她救起来。“知道为什么要你救我吗？”女孩说，“因为我爱你。”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推想，少女的朦胧情感，后来是如何在强烈的刺激下变质成酸涩的妒忌。翻遍整本《赎罪》，也只有在这里，埋在布里奥妮心底深处的那团阴霾，才显得有迹可循。
第二部的末尾，敦刻尔克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罗比带着他手下的士兵艰苦跋涉，但疲劳和病痛如潮水般涌来。罗比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他听到了来接他们的船即将返航的喜讯。他只要再睡一会儿，醒过来就能离故乡和爱人更近一步。他感觉自己的心境空前地平静，塞西莉娅“我等着你”的承诺在他耳边回响，眼前是她绿色的、勾勒出她臀部线条的连衣裙和比薄雾还要雪白的肩膀。
仿佛是一个蒙太奇，小说迅速切换到第三部。这一次，时间还是一九四〇年，地点是伦敦，叙述视角紧紧贴着已经年满十八岁的布里奥妮展开。经过五年的反省，布里奥妮意识到，自己当年的谎言铸成大错，亲手毁了姐姐和罗比的幸福。追悔莫及的布里奥妮开始她的赎罪历程。她一边在医院里当护士，希望能从战场上运来的伤员里发现罗比，一边尝试联络姐姐，同时还用业余时间认真写作，努力投稿。虽然她的作品屡投不中，但文学作品毕竟大大填补了布里奥妮的精神空洞——由此，她“深信人性深处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
事情确实正在往良好的方向发展。经过一番周折，布里奥妮找到了姐姐租来的房子。她诚恳的忏悔似乎多少解开了一点姐妹之间的芥蒂。刚从敦刻尔克撤退回来的罗比突然从卧室里冒出来，布里奥妮顿时又惊又喜。尽管罗比马上就要开赴前线，但有情人毕竟有了短暂的团圆，布里奥妮也终于替自己的良心找到了陪审团。她相信，战争会过去，她向法庭的申诉也一定会奏效，罗比最终一定能讨回清白，她的赎罪一定能达成。让她倍感欣慰的是，姐姐和罗比的爱情，坚不可摧——无论是战争，还是她布里奥妮，都无法将它摧毁。然而，细心的读者在第三部末尾却能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落款。落款上写着布里奥妮的名字，时间标注着一九九九年。
尾声收拢在一九九九年，不久于人世的布里奥妮的第一人称叙述虽然篇幅不长，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她的叙述构成了对前三部的补充和颠覆，历来为读者和评论者击节赞叹。个中妙处，恐怕惟有逐字逐句阅读，才能对结尾所带来的意外震撼感同身受。
读完《赎罪》之后的读者，往往很难从复杂的情绪中一下子抽离出来。结尾对整个故事既是延续，也是反转，同时也逼迫我们调整阅读过程中得出的所有结论，重新思考一个问题：《赎罪》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首先，《赎罪》是一部关于人性维度的小说。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无论戏份多少，麦克尤恩都能以一种古典式的耐心，一层层揭开面纱，逐渐引导读者看到真相。尤其在第一部中，庄园中的微妙的阶层矛盾，人物之间看似和谐简单实则幽深复杂的关系，都通过精确的、不动声色的叙述，次第展现。罗比被一步步推进冤狱的过程，写得结结实实、环环紧扣。小说一开始就塑造了布里奥妮的戏剧化人格，通过种种细节铺陈家族秩序怎样渗入布里奥妮的“戏剧观”，怎样作用于她的潜意识，为她后来站出来诬陷罗比埋下令人信服的伏笔。当庄园里开始指认罪犯时，麦克尤恩不急于评判大人们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让这种“沉默”本身与布里奥妮歇斯底里的表演形成对照，含蓄地指出他们“此时无声胜有声”最终对于罗比和塞西莉娅的悲剧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通过第二部、第三部和尾声的补充叙述，读者对于整个事件的反思越来越深入。无论是二战前后英国庄园经济面对现代城市化的逐步瓦解，还是儿童性心理错位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都自然而然地融入整个故事的肌理，使得文本的厚度显著增加，大大拓展了这部篇幅并不算很长的小说的信息容量。
其次，《赎罪》是一部关于叙述本质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跟着不同人物的视角，看到了他们在不同时空中对同一件事的“叙述”版本。善与恶，现实与虚构，真相与假象的界限，在形形色色的叙述中被模糊。布里奥妮的虚构干预了现实，直接导致了塞西莉娅和罗比的悲剧，而她此后试图通过再一次虚构达成在文本中的“赎罪”——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按照布里奥妮的说法，“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英国是一个历来崇尚“低调陈述”，即所谓understatement的国度，这个词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绕着弯子说话”。这种彬彬有礼的、具有绅士风度的习惯，有时候也常常成为消解真实含义、逃避现实责任的借口。因此，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赎罪》中对于叙述本质的思考，是可以从狭义扩展到广义的。甚至二战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以及当时那种弥漫在英国当局及民众中的既犹疑又虚伪的气氛，也完全可以成为这部小说反讽的对象。我们有理由认为，被称为英国“国民作家”的麦克尤恩，通过这部小说，对于渗入民族肌体细胞的“叙述综合征”，提出了严肃的反思。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叙述”既无比真实又无比虚妄，既迷人又残忍，既可使之生，也可使之死。
最后，《赎罪》也是一部关于小说历史的小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赎罪》为不同的叙述视角匹配了不同的文风。第一部的全能视角具有奥斯丁的古典风范，第二部罗比的视角酷似海明威，第三部布里奥妮的视角重在心理分析，而且通过布里奥妮之口告诉读者，这一部分文字深受英国著名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评价《赎罪》时，一言以蔽之：“伍尔夫的微光笼罩着奥斯丁的情节”——可谓恰如其分。我们要注意的是，麦克尤恩对于文体的自如掌控并不仅仅是为了炫技，而是服务于整个小说的主题和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需要插入介绍一个后现代文学的概念——“元小说”。
所谓的“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传统小说往往关心的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叙述的内容，而元小说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作者如何构建这部小说上。这样的小说，往往会在某个部分，用某种方式声明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作者的虚构作品。小说的叙述往往在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这样的叙述就是“元叙述”，而具有元叙述因素的小说常常被称为“元小说”。毫无疑问，在《赎罪》中，布里奥妮最后在结尾中的坦白，就是一种典型的“元小说”的结构方式。
仅仅以“元小说”来概括《赎罪》当然是不完整的。但是，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就更能体会麦克尤恩在整部小说中转换文体的用心。我们在阅读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的同时，也仿佛被作者引领着回顾小说的发展历程，观察文学的叙事的多样，并且通过作家布里奥妮最后的“元叙述”加固对“叙述”本身的思考。换句话说，尾声的颠覆，使得此前的不同文体连贯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复杂的、多元的，将叙事艺术发展史熔于一炉的长篇小说。
黄昱宁
“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好好想想，你这样疑神疑鬼是多么的可怕。你凭什么下此断论？别忘了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和时代。你要牢记我们是英国人：我们是基督徒啊。你不妨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对或然性的感悟，你自己对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冷眼旁观。我们所受的教育会叫我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吗？我们的法律会默许这样的暴行吗？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交流具有坚实的基础，每个人都受到左邻右舍的监视，阡陌交通、书刊报纸使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吗？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他们已走到了廊台的尽头；她含着羞愧的泪水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简·奥斯丁《诺桑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