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低估冲突在神经症中起到的作用。因为它们不易被发现。之所以不易被发现，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冲突处于无意识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神经症患者往往总是对其矢口否认。这就要求我们留心冲突的迹象，前文所举示例就有两个特别明显的要素证明了冲突的存在：工程师的倦怠和设计员的偷盗。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导致了种种神经症症状的出现，一旦出现神经症症状，即表明了冲突的存在。人的焦躁、苦闷、彷徨、木讷、无助等状态都因未被解决的冲突而产生，我们会逐步看到它们的影响。而理解了问题产生的根由，也就能把关注焦点从紊乱的表象转向紊乱的根源，虽然我们还无法知晓根源的确切本质。

相互矛盾是冲突的另一个表现。上文第一个案例中的工程师虽确信自己遭受不公，却不反驳；第二个案例中重视友谊的设计员却在缺钱时去偷朋友的钱。其实，患者也是有可能察觉到自己的反常行为的，可更多的时候，他们察觉不到这种相互矛盾，但这在观察者眼中却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存在冲突的确切表现。就像人的体温一升高就代表机体患病一样。在此列举几个自相矛盾的案例。渴望结婚的姑娘却拒绝了向她求爱的对象；宠溺孩子的母亲却不记得孩子的生日；对别人大方的人却对自己吝啬；一个人喜欢孤独却不愿独处；对别人宽宏大量却对自己吹毛求疵。

自相矛盾不同于症状，我们可以借助它来浅析冲突的本质。打个比方，重度抑郁所表明的是其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那个宠溺孩子却忘记孩子生日的母亲其实更在意的是其想要成为一位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甚至还有这种可能，她又想做一个好母亲，又无意识地表现出了她的虐待倾向，即让孩子失望，遭受挫折，这就导致了冲突。

偶尔，冲突会被意识所感知，因为它表露于外。这与我前文所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相互抵触。但我要说，表露于外的其实不是真实的冲突，而是它的变形或扭曲。比如，一个人发现自己惯用的回避策略无法奏效时，他就不得不去作出抉择。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是应该跟这个还是那个女孩结婚；是选择这项还是那项工作；是维持还是解除与别人的伙伴关系。他倍受折磨，犹豫不决，无法抉择。此时，他也许想求助心理医生，但这只会使他失望。因为困扰他的不是外露的表象，而是深藏在内里的冲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也就不能解决目前困扰他的表象。

由其他案例可知，患者内心的冲突可能会外化而出现于其有意识的思维里，从他与周遭的矛盾中就可以洞悉。也有另一种可能，比如一个人的意愿被其毫无根据的恐惧所阻碍时，他可能会意识到内心的冲突其实有着更深的根源。

那些可以解释症状、自相矛盾以及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之所以能够被甄别，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人认识得足够全面、透彻。可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会迷惑，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太过繁杂，因此我们自然要问：在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之下，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它是所有冲突的根源。就像不和谐的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充斥着无穷无尽看似毫不相关的矛盾，涉及到诸多内容，包括经济、习惯、孩子、亲朋，等等。但其实都是由这种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

自古以来就有对人格的基本冲突的笃信，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哲学中，这种信念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善与恶的对立，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上帝与魔鬼的对峙，等等。现代哲学流派中，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做过许多研究，也在这个论题上有了开拓性的理论。首先，他断言，基本冲突的双方，一方是本能的内驱力，另一方是凶险的环境。本能的内驱力是不顾一切地追求满足，险恶的环境包括家庭和社会。在人的幼年时期，险恶的外界环境被内化，开始形成了超我，而这种超我是非常可怕的。

当然，过于死板地来探讨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做，我们必须把所有反对里比多理论的争论都予以详尽阐释。与其这样，不如先不管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细枝末节，而是想方设法来理解概念的本义。如此一来，就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争论上：一切问题冲突的根源，是原始、利己的驱动力与良心之间的对立。

我承认，在神经症结构中，这种对立或是等同于这种对立的东西十分重要，不过对于它的基本性质我却有不同的认知。这一点，在下面还会有所涉及。我相信，这种主要冲突不是原发性的，而是继发性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

对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异议，后面会有充足的理由予以说明。在此我强调一点，我坚信，神经症患者内心所遭受的分裂的程度是无法用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加以解释的，它也无法解释某人的一生是如何因此而被毁掉的。弗洛伊德所持有的那种观点产生出一种暗示：神经症患者仍具备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全力以赴的能力，只是恐惧阻碍了他们这种能力的实现。但我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其实已经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种事物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是四分五裂、互相矛盾的 。这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情况更为复杂，更为多变。

在我看来，弗洛伊德所说的还不够，根本冲突有着更大的分裂性，而且，我的观点支持我可以比弗洛伊德有更大的可能性最终解决矛盾。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基本矛盾普遍存在，从原则上讲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控制，或者是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的方式。我的观点是：最先爆发的并不是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即使爆发出来，也有办法解决。尽管这也有前提条件，即神经症患者愿意付出努力，也许这种努力比想象中要艰巨得多，并且，要能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同的出发点必然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这也是弗洛伊德与我的差别，并非是笼统的悲观与乐观之别。

后来，对于基本冲突，弗洛伊德的解答具有很深的哲理意味。现在，我们暂且不去谈论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只看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我想，可以归为人类建设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很想了解这两种力量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的，并不想将其与冲突联系起来。例如，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内驱力，他的解释是性本能与破坏本能聚合在一起的产物。

在对冲突的研究中若加入我的这一观念，也一定要涉及到道德价值。然而，弗洛伊德却不认可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者。他遵循自己的看法，发展了一种刻意剥去了道德价值的心理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理论及在该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治疗法一直受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原因可能就在于“忠于科学”（自然科学），他的失败也源于此。这令其不能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在这一领域殚精竭虑，做了很多研究。

认识到人的冲突的还有荣格。个体间的种种矛盾使他感受颇深，他认为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只要存在一种因素，就一定有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因素同时存在。比如，外表阴柔的人，内心是十分阳刚的；表面上外向，内心实则是内向的；内心偏重情感，外表则是思维严密的……这样来看，荣格好像认为神经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冲突。但他转而又解释道：虽然对立，但它们是互相补充而非是冲突的，是为了对两者兼收并蓄，从而趋向于完美。

荣格认为，神经症患者就如一条船，它被弃置在片面发展的沙滩上。这一观点也是源于他的“补充法则”。我赞同对立趋势中存在互补的因素，它们在人格的整合中缺一不可。不过我的观点是，这些因素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它们弊大于利。那为什么患者还是对其固守不放呢？因为他们总想竭尽所能去解决那些困扰他们内心的冲突。比如，一个人注重自省，与世无争，总是关注自身，而不是他人。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他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是由自身机体素质决定的，并且会随着个人经历的发展有所增强的倾向。那荣格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法——向患者指出他外向的倾向，并告之不能偏向于他的这两个倾向中的任何一个，因为那都有片面的危险；同时，鼓励他兼容并蓄，以此来指导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趋势——我认为称它为神经症自我孤立更恰当，看作是他回避冲突的一种手段，因为正是与他人的接触导致了这些冲突——那治疗法就不再是激发他的外向倾向，而是分析这种趋势下隐藏着怎样的冲突。假设我们以使其内心世界完整为目标，那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解决这些冲突。

现在来展开陈述我的观点。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的态度让我发现并深入研究了基本冲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尔先生所举的例子，那是这一矛盾的生动体现。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两面性，一面是美好的，他们文明、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面则是丑恶的，他们自私、粗鲁、凶狠。虽然神经症分裂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但矛盾性质却从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上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可以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用“基本焦虑 ”这一术语来指儿童患者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身处充满潜在敌意的环境中，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都可以使其感到无助、孤立，没有安全感。这些不利因素有很多，比如，直接或变相的严厉管教；不正确的培养方式；缺少温和的氛围；对孩子没有耐心；与别的孩子隔绝；将孩子置于溺爱中；让孩子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没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并迫使孩子站在自己这方反对另一方；不尊重孩子的要求；对孩子过多的赞扬或批评，等等。

这里唯一要强调的是一个特别的因素，即孩子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他们认为父母的爱，别人的善举、诚实、慷慨，都是假装的。我们从客观的视角审视，孩子所质疑的这些，有些的确是虚伪的，但有些有可能是在他们发现他人的矛盾行为后的反应。一般是和约束性因素结合在一起。这些影响有的显而易见，有的藏而不露，心理医生只能认识那些对孩子成长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

孩子被不安困扰着，自己试探着前行，想办法应付这个“危险”的世界。他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孤，内心又充满疑惧，他们无意识地拥有了对付各种力量的策略。不仅如此，他们还形成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有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我称这些倾向为“神经症趋势”。

想要理解冲突是如何发展的，必须全面统观儿童在这些状况下有可能与实际上发展的主要方向，不能局限在研究个体趋势上。虽然这样我们可能会暂时看不见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将患者应对外界环境的步骤尽收眼底。最开始时，呈现的情况或许会有点混乱，但达到一定程度，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即亲近人，对抗人，或是回避人。

亲近人时，孩子正视的是自己的无助状态，尽管他仍没有打开心扉，内心还存有疑虑，不过他依然想依靠他人，争取从外界获得温情。这会给他一种安全感。一旦家人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会选择支持最强有力的一方，只有这样，他才会不再感到孤单无助、软弱无力，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收获归属感。

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外界的敌意。他认为敌意无处不在，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想要反击。他非常主观地不相信任何人的感情与意图。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去反抗。击败别人、成为强者是他的目标，反抗也不只是为了自卫，也为了报复。

回避人时，他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即保持距离，不想寻求归属，也不想奋起反抗，他感觉别人与他没有共同点，也不理解他。他沉浸在一个由书、玩具、大自然和梦想组成的世界里。

在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表现中，有一种基本焦虑所包含的因素被过分放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然后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实际上，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整个心灵，因为在可以发展这些心态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得到的，是通过统观发现的占优势的那种。

这就是事实。假如对充分发展的神经症加以探究，事实就会更加明显。其实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他的身上突出表现着上述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的倾向也在发挥着作用——在亲近人的类型里，也可见攻击怀疑和渴望独处的情绪；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也有服从的成分；而在回避人的类型里，也会看到对友爱的需求和敌对情绪。

实际行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来主宰的。这是一种手段，患者可以自如地用来应对他人。所以，一个不合群的人会刻意地同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会走得太近，这是他所采用的无意识的策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与他人共处时，他会感到怅然若失、茫然无助。一般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患者最能接受的一种心态，但这也不是十分绝对的。

承认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其他表现不明显的态度就是较弱的。在一个依附型或者服从型的患者的身上，很难断定其支配他人的愿望就弱于对温情的渴望，其实有可能是他的攻击冲动只是在更间接地表达罢了。一些事实已经证明，被隐藏着的非主导地位的倾向往往蕴含着更大的能量。在很多例子中，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有过主导的态度与次要的态度换位现象。英国小说家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就清晰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书中的主人公斯特雷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这种转变也出现在一些女性的病史中。一个女孩，原本性格像个男孩，野心勃勃、好高骛远，但在恋爱后，这种性格就会随之转变，她也许会变得温柔、顺从。再如，一个孤立自我的人可能会在遭遇重大变故或打击后成为病态地依附他人的人。

我们从这些类型的变化中可以有所启发，由此得到的启示恰能回答一些常会遇到的问题：一个人的性格是否自儿童时代起就永久地定了型？成年人的经验是不是无关轻重？如果在诠释神经症的发展时借助冲突的观点，我们会做出较普通看法更贴切的解答。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可能。一种是：在儿童时代没有严格限制其发展，以后的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体验将会影响其之后的人格成型。还有一种是：在儿童时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性格被塑造得规矩而死板，那么后来的新体验就无法改变他已经形成的类型，因为他的古板不让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拒绝与外界接触，更不会让任何人接近他；或者是其深植于内心的依附性，迫使他成为从属角色，甘愿受人支配。这都是由于是他的僵硬死板，让他与新体验隔绝。而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他总是以旧眼光看待新的体验。比如，攻击型的人，如果别人对其表现出友好，他会将这种友好想象为另有所图，要么就是对方愚蠢，要么就是对方想从他这里得到某种好处。一些新的感受或经验，不仅不会改变他原有的性格倾向，反而会加强原来已经形成的观念。神经症患者很难由于青春期或者成人期所获取的一些经验发生改变，如果有，事实上只是由于外部与内部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改变产生的基础是首先要有冲突存在。

一般而言，三种态度应当是和平共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三者互为补充，和谐共生。一个人，既可以盛气凌人，也可以规避他人，还可以趋从于人，如果哪种倾向压倒其余，这就意味着其在一个方向上走过头了。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神经症中的这些态度缘何无法调和。因为他们缺乏自如应对外界情况的能力，所以只能在对抗、逃避、屈从中选择一种，且不论这一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合适与否，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若他们以别的方式展开行动，他不仅不会感到自如，反而会惊慌失措。如果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了三种态度的综合，就说明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冲突之中。

导致冲突范围扩大的因素还有一个，即以上所说的各种态度并不只局限于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还会扩散到整个人格，就好比人体的恶性肿瘤会不断蔓延。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均由这些态度掌控着。我们要认清这种支配一切的特质，而不能轻易地把冲突孤立地看成一对对矛盾，它不像驯服与支配，服从与反抗，爱与恨等类似关系那样简单。否则就会走入歧途。比如在研究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时，如果只关注它们的相反特色，只看一点不管其余，认为两者只是对权力与宗教的态度有所不同，那就未免有失偏颇了。我们要明确这一事实，民主与法西斯是两种不相容的生活哲学，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冲突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并最终对我们整个的人格造成影响。人际关系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同时还决定着我们的目标、品质以及价值，反过来，这一切又反作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

我认为，神经症的核心由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它应被视为基本的冲突。其中的“核心”一词，不仅突出了它的重要，也强调了它是一个能动中心，神经症便是从该核心向四周发散出来的。我的这一主张也是与神经症有关的新理论的内核，其深层奥义将会在下面逐渐展现。我早前的一种观点是：人际关系混乱产生了神经症，本理论便是对这一观点的延展 。 T6FweGYuioiSDWNz4D2eu3DmXVdu8HgN4g3/eqgmzP8qRyQOQ4sCcJg0A7BmVP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