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论我们研究精神症的出发点是什么，使用了怎样的方法，经过多少曲折的道路，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造成神经症的原因是人格的混乱和缺失。实际上，其他的心理学也囊括了这一观点，这不是一个新的发现。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了解，只有那些内心遭受冲突折磨的人才容易罹患精神疾病，而性格沉稳、内心平和、思维平衡的人则多不会出现精神失调。用现代术语来讲，所有神经症，不管有何症状，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我们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治疗，都要把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列在首位。

实际上，弗洛伊德宏大的开拓性理论与本观点越来越贴近，即便他受限于自己的发生论而无法作出清晰系统的阐释。好在有不少同行——包括威尔逊·莱克、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以及哈罗德·舒尔兹－享克等人，继承且发扬了他的理论，他们的研究，使后世可以了解到神经症性格结构更为严密的界定。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性格结构的性质和能量，还没有确切一致的观点。

我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截然不同。我一开始就想到了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就连弗洛伊德都忽略了，这就导致他的女性心理学假定出现了误差。比如我们知道，男性大多是威武雄壮的气质，女性则是柔弱贤淑的气质，之所以有这种差别主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与有广博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知识的埃利克·弗洛姆的合作，使我对这一课题保持了十五年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只增不减。

继而，我又更深入地明晰，社会因素不只对女性心理研究产生巨大影响。1932年，我前往美国，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认知。当时我觉得这里的人和欧洲人在气质和神经症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或许这种差别只能归因于文明差异。针对这一点，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作出了总结。但我在此还要强调，导致神经症的正是文化因素。具体一点说，就是人际关系的混乱失衡造成了神经症。

在我写《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研究的课题为——神经症中的内趋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指出，称其为“强迫性内驱力”。在他看来，这类驱力有点像人类的本能——希望获得满足，不能忍受失败。他坚信一点：这些内驱力作用于所有人身上，不只是神经症患者。不过，假如说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混乱引起的，那么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

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只有神经症才有强迫性内驱力，孤独、害怕、失落等感觉以及对他人敌对情绪催生了这类驱力。即使是这样，患者仍能通过它们来应对生活，而它们的目标不是要获得满足，而是安全感。正是藏匿在它们背后的焦虑不安促使其产生了强迫性。在《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我清晰、详细描述了这其中的两种驱力——对温情的病态需要和对权力的极端渴求。

虽然我自认为在心底留存着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但事实上我还是迈向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研究方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由于自己一心想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弗洛伊德觉得文化决定了本能的众多的因素，如果他眼中的“里比多”不过是由于焦虑而产生的对情感的反常需求，只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安全感，那么，里比多理论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童年的经历不容忽视，可仍能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再度重新定义它对生活的意义。由此，还能带来很多其他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理论。为了理清我们之间的差别，我便写下了《神经分析的新方向》一书。

我始终不遗余力地探究神经症的内驱力。我发现其意义非凡。我将强迫性内驱力叫做神经症倾向或趋势，还在之后出版的书籍中对十种这样的趋势进行了细致阐述。

我认为，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其实是由相当数量的、相互作用的小世界构成的宏观大宇宙，小世界的核心就是神经症趋势。这种神经症理论值得推行。假如精神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当下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将目前的困境与过去的经验相关联，相信我们会更容易认识并改变自我，也许不需要或是只需要专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了。这正可以很好地解决眼下的矛盾——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有很广泛的需求，但能够得到的帮助少之又少。《自我分析》这本书可看作是应运而生，它主要阐述的正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式。

我虽然准确无误地描绘了个体倾向，但并不满足，我认为单纯地列举无法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对感情的反常需求、强制性的谦卑和对“伙伴”的需要均属于同一类别。但我没有发现的是，这些个体倾向的组合，就代表一种人对人对己的基本态度和特别的人生哲学。以这些倾向为核心，我现在统一归纳出一种可以被称为“亲近人”的类型。我还划归一类被我称为“对抗人”的类型，它有这样一些趋势，对权力与威望有强迫性的渴望，与神经症的奢望有些类似。还有对赞美的需要、对完美的追求都带有神经症趋向，也同时影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其实更主要的是影响着他们与自己的关系。此外，还有对温情和权力的渴求，它更具本质性，也更广泛，这是自私自利的需求所不具备的，它非独立的实体，好像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分离出来的小碎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在接下来的探究中，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成了我最关注的。在《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我就提出过一个观点：种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催生了神经症。在《自我分析》这本书中我又提出，神经症的倾向既相互强化，也相互冲突。但人们一直忽略了冲突，并不重视。不过，内心冲突的作用渐渐跃入了弗洛伊德的视野，他开始关注起来。他认为这类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两种力量的相互斗争。当我认清了冲突时，我觉得并非如此。冲突其实是由于各种神经症趋势之间的相互矛盾造成的。这最初仅关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会出现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也包含其中。

我观察得越深，这类冲突的意义也就越完整地呈现出来。令我惊讶的是，即便显而易见，患者也并不知道他们内心存在矛盾。我向他们说明时，他们甚至还会有意回避，对此不以为意。直到这种情况屡屡出现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完全是因为对分析者想要解决问题的举动心存芥蒂。后来，他们又会因为猛然间认知到冲突而惊慌失措。从患者的反应上，我判断自己正游走于雷区。患者面对冲突选择回避，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害怕葬身于自己的力量之中。

后来我发现，患者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冲突，但是这些冲突根本就没有平息的可能。也可以说，他们的努力是为了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有意营造祥和的假象。据观察，患者主要使用四种方式去尝试平息冲突，我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了充分阐释。

第一种，患者首先是试图隐藏起来一部分冲突，使对立面占据上风。

第二种，就是试图躲避他人。我们现在重新认识了自我孤立的功能。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对待别人时最开始显示出的矛盾态度。不过，孤独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尝试。它似乎可以消除冲突，因为拉开了自我和别人情感上的距离，就好像可以不再发生冲突。

第三种，与前两种截然不同，患者要回避的是自己而非别人。于是，现实中的他变得不真实起来，他在心里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代替了现实中的自己。在理想的形象中，冲突改头换面，甚至已经不是冲突，而是多样性的人格。我的这个观点会让一些神经症问题更加容易解释，而我们之前并不了解这些问题，所以治疗法也显得单薄无力。这一观点也确立了两种神经症倾向在整体之中的位置。他们虽存在于同一整体却是抗拒整合的。如此，渴求完美就成了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而渴望赞美就成了要求别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理想化形象和现实有多大距离，达成目标的难度就有多大。在平息冲突的方式中，这种理想化意象可能意义重大，它会最大限度地影响人格。

然而，一条新的内心裂痕又会因此而生，必须再度缝合弥补。

第四种尝试其实是为了消除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裂痕，也包括悄悄抹去其他冲突。我称其为“外化作用”，患者会认为内心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若说理想化意象与现实稍有偏差，那么外化作用会让现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会制造出新的冲突，它可能会将原有的冲突无限扩大，特别是自我和外界间的冲突。

以上四种趋势，就是患者为平息冲突所采用的主要尝试，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它们似乎常常在各种神经症中发生作用，有的甚至会导致人格突变。患者不单单只施用这几种尝试，只是这几种尝试更具普遍意义罢了。打个比方，患者通过自以为是的态度，自认为就可以铲除内心的疑窦；通过强硬的自我控制，企图将分裂的内心世界拼凑到一起；通过玩世不恭的态度，轻视一切价值观，以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同时，我开始清楚无法平息的冲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认识到它将引发种种恐惧，精力的多余消耗，道德、信仰和价值观的粉碎，以及因复杂的情感纠葛而催生出的绝望感。

当我能对失去一切的情感感同身受后，也就更能体悟到虐待狂倾向的意义了。我开始明白，这种倾向是一种尝试，患者对自己失去了希望，就想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从他们的虐待行为里可以看出蛮横的态度，他们嗜求的就是那种复仇胜利的快感。因此，一目了然，他们热衷于自利行为和破坏性举动，这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是有一个更广泛的整体正在极力、顽强地表现着，对于这个整体一个称谓，我们还没有找到更确切的术语，暂且称其为“虐待狂”。

这样，就演变出来一种神经症理论。它的动力中心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这三种态度间的基本冲突。为了平息冲突，患者竭尽所能，一方面担心被分裂人格，一方面又要保持统一体的功能。但他的行为只能实现一种人为的平衡，不仅无法真正解决旧的冲突，新的冲突还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再一次探索进一步的修补方法。可是，他越是力求统一，想摆脱分裂，就越会在努力的过程中变得恐惧、疏远自己和他人、对他人产生敌对情绪。这就导致冲突不能真正地解决，冲突的病因也会愈演愈烈。最后，患者会失去希望，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补偿，便尝试虐待行为。然而，这会加剧他的绝望感，继而导致新的冲突。

于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画出现了，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出的性格结构。那为什么我还说自己的理论具有建设性？主要是因为我的理论推翻了不合实际的乐观主义，因为有些人曾宣称神经症通过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治愈。当然，这并不是说悲观主义就可取，我的理论也绝非悲观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建设性的，原因在于我的理论尽管阐述了神经症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但仍提供了积极乐观的建议，更能调节并解决隐藏的冲突，有效地整合人格。

事实上，患者不可能凭着理性解决冲突，这样不但不奏效，还可能反受其害。但如果能够通过改变促成冲突的诸多状态，或许能够解决冲突。如果分析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就会改变那些状态，也会减轻一个人孤独、恐惧、敌视的感觉，从而减少疏远自己和他人的情况发生。

在弗洛伊德眼中，人性并不善良，他也不看好人的发展，因此对神经症及其治疗也不抱乐观态度。他觉得人注定要受苦，甚至被毁灭。人类的本能需要只能被控制，至多被“升华”。我却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也有发展潜能的要求，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更优秀。但是如果有某些因素持续干扰一个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的潜能发展就会受阻。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断改变自己，随着理解的深入，我更笃信这一点。

卡伦·霍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