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春雨，润物无声

小桥古道流水，杏花春雨江南。

诗意温婉，风物万千。宛如水墨画的江南总呈现出一种“花影摇曳、流水缱绻”的惆怅和静然，置身其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情和娴静。

无锡，作为正统的江南小城，其江南气质更为明显，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都是在这样温婉的环境中长大的，自然免不了受到熏陶和感染。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荫杭两次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对法学尤为精通。除此之外，杨荫杭还是一位对音韵学颇有研究的诗人，平日喜欢一一推敲各个时代的韵书，因此遭到杨绛的取笑：“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但尽管如此，杨荫杭平日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就连在《申报》上的评论也都是豪气冲天、掷地有声，这让杨绛钦佩不已。于是，她便向父亲请教秘诀，没想到杨荫杭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于是，杨绛就到家里藏书的地方去翻看，在书里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视读书为“最爱”。

在父亲的感染下，杨绛对书的痴迷程度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杨绛都信手拈来，读得津津有味。一次，杨荫杭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一笑。

饱读诗书、才情四溢的杨荫杭不仅言传身教地引导孩子们读书学习，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开明民主。他非常认真细致地考虑孩子的上学问题，努力做到既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帮助孩子，又让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勇敢正直、自立自强。

“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尤其对最疼爱的四女儿杨绛，他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发现杨绛喜欢诗词之类的文学书籍，杨荫杭就时常抽空为女儿去买，往往是杨绛喜欢读什么书，不久之后她的桌子上就会有什么书。但是如果买来的书长时间没有得到杨绛的“青睐”，那么这本书就会悄无声息地被杨荫杭拿走。这对杨绛而言，无疑是“无声胜有声”的严厉谴责。

杨绛考入东吴大学后，选学科成了重要的问题。在她自己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后，想选一门有益于人的，但还是犹豫下不了决心，于是便向父亲求助。杨荫杭听女儿说完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心里很忐忑：难道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喜欢小说，就学小说，这些会有益于人吗？

父亲回答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引导和支持下，杨绛彻底抛开了老师的惋惜和劝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科。事实证明，杨绛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选择，杨绛才不自觉地深受父传，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创作和翻译中，且坚持“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的观点，这才成就了后来的剧作家、翻译家和作家杨绛。

“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教育的杨荫杭对购置家产也极力反对，他还义正辞严地列举了购置家产的危害：对购置家产的人而言，经营家产需要耗费精力，极有可能把自己变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现成的家产让少年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从大有可为的人变成了不图上进的废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杨荫杭还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杨荫杭鼓励子女进行劳作，并将美国的“劳动教育”搬进家中：捉一条鼻涕虫奖励铜板一个，捉一只小蜘蛛奖励铜板三个，捉一只大蜘蛛也奖励铜板三个。对此，妻子唐须嫈还有些担忧：“不好了，你把‘老小’（孩子）教育得唯利是图了。”事实上也不尽然，这种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没过多久，鼻涕虫和蜘蛛就被孩子们“一网打尽”了。

杨荫杭一身正气，侠义心肠，颇像小说里的英气侠客，尤其是对身外之物，全然不在乎。如果看到、感受到孩子们对拥有某件物品的人充满羡慕或想要占为己有，杨荫杭就这样引导他们：“世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杨绛知道，父亲是想告诉他们，世上的好东西琳琅满目、千种万种，不会也不可能样样都有。当杨绛的大姐随杨荫杭一起去别人家里做客时，大姐对别人家的地毯、沙发投以称赞和羡慕时，杨荫杭如此感慨：“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可以说，杨绛对物质生活的淡泊，正是受了父亲的无声教化。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将父亲的许多事迹一一道来。作为女儿的第一位偶像，杨荫杭对杨绛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也非常巨大。面对压力和诱惑，父亲始终以铮铮傲骨身正其行，对杨绛的影响尤为深刻，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与杨荫杭惊人地相似。

书香门第的深厚文化涵养以及父亲的开明教育，如同春风化雨，给杨绛带来了一生受用的好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杨家丰厚文化积淀的感染下，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也成为后人解读杨绛的根源和线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生于江南一个富商家庭，少时曾在上海著名的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都是同学。作为当时正宗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颇有才华的唐须嫈没有跻身文坛或政界，而是选择建立家庭、相夫教子，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1898年，杨荫杭和唐须嫈结婚，彼时，他们恰好都是20岁。

关于母亲名字中的这个“嫈”字，杨绛一直认为是颇爱研究古音韵学且爱用古字的父亲“强加”给母亲的。在杨绛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姐妹几个对丈夫都很好，可是都比不上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好。”由此可知，唐须嫈对待杨荫杭的细致、体贴和周到，这也在无形中给杨绛和几个姐妹树立了榜样。

杨荫杭素来爱穿布鞋，却一直不愿去鞋店试穿，于是，唐须嫈便带着鞋样去鞋店，由店伙计把相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子集中在一起送至杨家，再由杨荫杭亲自挑选中意的。此外，杨荫杭也不喜欢上理发店，于是唐须嫈便付了高报酬把理发师请进家中；等到杨荫杭年老脱发时，唐须嫈已在家中准备好理发的工具，随时“待命”、亲自“上阵”。

的确，唐须嫈是个极其贤德的女性，无论对杨荫杭还是对八个孩子，唐须嫈始终都充满了耐心和关爱。此外，由于杨绛的三姑妈和二姑妈结婚后都同夫家断了联系，就一直和杨荫杭一大家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处理家庭琐事上，唐须嫈也从未表现出过厌烦和无奈，反而总是为她们的冷言冷语和存心刁难辩护。

杨绛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淡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在杨绛的印象里，母亲远没有父亲说得这样直接，不留情面。“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关于这个问题，杨绛甚至作了大胆的猜想：三姑母从夫家回娘家的时候，应该和母亲比较亲密，他们毕竟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学。

一家八个孩子，还有寡居的小姑子，仅是家庭琐事，就使唐须嫈的日子忙如陀螺，难得清闲。但是只要稍稍得空，唐须嫈就会赶做针线活儿，做完针线活儿，又拿出床头的《石头记》《聊斋》等细细读起来，以作消遣。

除了经典书籍，唐须嫈还读新式文学作品，比如苏梅的《棘心》《绿天》。某天读完她还问杨绛：“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杨绛答：“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偶尔唐须嫈也看冰心的作品，给了中肯的评价：“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等。杨绛觉得，母亲的评论确实恰当。

擅长女工、温婉贤惠、通晓诗书，在杨绛的心里，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即使身在外地求学，她仍然能强烈地感知到父母的气息，回家之后就如狗皮膏药般地跟着他们。

唐须嫈曾经设计出用以吃饭的方桌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洞，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用起来既不会碍手又能使饭菜保温，与现在的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是不是火锅的鼻祖。

会发明会创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母亲的温婉贤淑、细致周到，使杨绛几姐妹深受影响，她们和唐须嫈一样，通情达理、进退有度，活得坦然而自在、淡泊而知足。杨绛曾公开表示“从父母说话、看他们做事中，学到许多东西，父亲的刚正不屈，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

父亲的正直、淡泊名利，母亲的敦厚、温婉贤惠，塑造了杨绛性格中的豪情傲骨和与世无争；父母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以及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则让杨绛懂得了情感的珍贵、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也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时夫妇间不多见的。”在杨绛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总是亲密无间、互相爱护，他们把彼此的心事说给对方，也把彼此的心交给对方，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不厌其烦地听对方说任何事，谈论任何人。“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给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在杨绛的《忆孩时》里，唐须嫈贤惠、顾家的形象更为突出。

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杨家举家逃亡，途中唐须嫈患恶性疟疾去世，就地埋葬。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成为杨荫杭内心的剧痛。他在荒郊野外失声痛哭，又在棺木、瓦片、周围树木等所有能写字的地方写上妻子的名字，以求日后能顺利找到妻子。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回国，杨荫杭亲自前往将妻子墓地迁回灵岩山，至此，杨荫杭的心中才稍稍得到安慰。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父母的恩爱，让杨家整个家庭氛围格外和谐、温馨；他们开明、民主的教育观念也犹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八个孩子，使他们在乱世中觅得一处心灵花园，健康幸福地成长。 YlwusmStEar58TJI8ChsCDY2+UZbklg8IRMMrIjSCTqM70UDn7jIKNIzYNpvmQ4B